论鲁迅《呐喊》与《彷徨》中第一人称的灵活运用对鲁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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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2年第11期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茅盾曾经这样评价鲁迅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两个小说集中，直接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就有十二篇之多（《呐喊》有8篇，《彷徨》有4篇），几乎占了总数目（25篇）的一半，这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这类小说，依据其叙事功能的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我”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通过“我”的内心独白，表露人物心迹
        这类作品以《狂人日记》和《伤逝》为代表。以“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为旨归的《狂人日记》发表于“五四”前夕，作品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全篇以“我”的主观感受来编织故事，自由地抒发对客观事物的感悟，直接地表露人物内心的隐秘情怀，使小说所描绘的心
理时空得以伸展。这篇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里面竟然存在着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一个“余”，一个“我”。钱理先生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的双重第一人称”。第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借助了正文前面的一段以“余”为叙述视角写下的文言小序。“余”用“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来交代一个得了疯病的人在病中写日记的事，并以评论干预的方式对我们的阅读进行了一种潜在的价值引导和阅读视角的限制，形成了一种超叙述层。超叙述层的叙述者“余”代表了一种公众立场，体现了狂人周围冷漠的庸众和看客的强大同化力量，使得主叙述层的叙述者“我”的叙述骤然变成被审视的对象，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读者对狂人那种激情控诉的情感呼应和心理认同。而主叙述层的叙述者“我”则是一个“狂人”，以迫害狂患者的独特眼光审视着社会和历史，说了很多深刻却又极像疯话的话，凸显了“吃人”与“被人吃”的困境，忧愤深广地表达了一种启蒙意识。这种由双重第一人称叙事形成的反讽结构，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启蒙者悲剧命运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