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引言
伴随着7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阔，中外文化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为外来词的产生提供了多种条件，于是国内涌现出许多外来词。外来词身为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研究外来词，不但可以了解其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探究汉族发展史上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状况。正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言：“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因此，我们可以从外来词中窥见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掘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纵观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发现，汉语向其他语言借用的外来词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已有之。目前学术界对外来词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外来词的来源，二是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时间，三是外来词的译借方式。
探讨思路
本文意图用第二种分类方法来从时间这条纵向的线上探讨不同时期外来词对中国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按照历史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我国古代汉唐时期，二是晚清到“五四”前后近百年时间，三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约30年时间，再辅以外来词翻译方法的发展，研究文化交流的发展规律。对外来词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并且对外来词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而由此得出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对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最后，发表一下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对外来词进行规范化的个人思考。
一、外来词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外来词发展的历程中，大规模吸收外来词大致地来说有三个时期，一是汉唐时期，二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三是改革开放至今约30年时间。本文主要试图围绕外来词的发展历程来探讨文化交流的发展规律。
（一）音译词
音译词可以说是外来词中最早出现的种类，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8年，
表示拿的词语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亚洲内陆的交通要道，即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中国的
商品，如：“丝绸、蚕丝、铁器”传入西域，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①等十几种植物，也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最初在给这些外来新事物定名时，采用的是直接音译法，以至于当时出现了目宿、莆陶、流离、批把等词语。然而，这些词虽然反映了其所代表的事物本来的名称，可是它们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因为汉字本身既表音又表意，如果单取其音，弃其意不顾，不容易被大众接受，而且读起来晦涩难懂，很难与所代表的事物产生任何联想。于是人们想出了利用偏旁部首表示事物种类的特点，对它们进行了创新。这样，从这些字的偏旁中，便可清楚地判断它们的属性。，如：“目宿”加上“艹”这个部首，使人们可以在初次接触时至少知道这个词代表一种植物。让这些新词既能表意又能表音，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例如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翻译，如属于金属类的，就写成金字旁；属于气体类的，就写成气字头；属于矿石类的，就写成石字旁。于是，这些外来词便很顺利地转化成了汉语词汇。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依然可以随处见到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外来词，如：巴士（BUS）、高尔夫（GOLF）、拷贝（COPY）、基因（GENE）等。
到了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来词也以音译的居多，如：赛恩斯（science）——科学、德谟
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无产阶级、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德律风（Telephone）——电话、士担（Stamp）——邮票、开麦拉（Camera）——照相机、盘尼西林（Penicillin）——青霉素、梵婀玲（Violin）——小提琴、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等等。②然而这些词却只有极少数存活了下来，其它都消亡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消亡的词大多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十分冗长拗口，不方便记忆，例如：“德谟克拉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冗长拗口，而当时正值革命最火热的时期，如何在众之间广泛传播和获得众的认可是头等大事，于
①王彦锐：《汉语外来词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文化性浅析》，《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年第六期。
②王彦锐：《汉语外来词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文化性浅析》，《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年第六期。
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译借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日文转译的书籍开始超过了从欧洲语言直接翻译的书。由于日文用汉字所意译的术语较为通俗易懂，而且已
经在日本使用多时，通行已久。所以后来大多被日文用汉字所意译的一些外来词所取代，直接拿来使用如“科学”取代了“赛恩斯”、“民主”取代了“德谟克拉西”，“保险”取代了“燕梳”。当然也有一些音译词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保留下来的词大多数都简单、易懂、能通过汉字联想出其意思，如：沙发、咖啡、三明治、幽默等。在这个时期最大变化是译文语体由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为广大人民众所接受，甚至很大一部分已经根植于口语之中。
（二）音意兼译词
即用汉字记录外语词读音的同时也表示其意义，如：奔驰：译自英语BENZ；艾滋病：译自英语AIDS；可口可乐：译自英语COCA—COLA等等。这种方法，既能考虑到其读音，又能考虑到意义，一箭双雕，是一种较理想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比较难，故例证较少。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艾滋病这个词，“艾滋病”一词来源于美语，最初出现时，北京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译成“获得性免疫缺馅综合症”（1984.4.27晚），这个词不但长而且不好懂，但暂时只能照字面译。后来，人们接受了香港的译法“爱滋病”。这个外来词译得音意兼顾，真可谓一举两得。仔细品味这个外来词,巧不可言。现在有些报刊又将“爱”改为“艾”，以“艾滋病”
来代替“爱滋病”，其原因恐怕是有些人谈“爱”变，怕这个词染上“黄”，所以委曲香草（艾）来做替罪羊了。这类方法最为人们所推崇，所以，很多外来品牌想要打入我国市场，都会用这个办法来命名，而如何做到能让人们一看就懂其意和读起来上口是关键。
（三）直接用原文或简写词
改革开放以前，汉语对外语的借用比较慎重，直接使用原文或外文简写的较少；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这场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因此，外来词的涌入也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直截使用外语原文或外文简写，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与其他方式有相匹敌的趋势，如：AIDS、IT、WTO、DVD、DOS、XP、WINDOWS等等。这种外来词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这些大多数为科学术语难以音译或者意译，大量的科技术语借入
汉语时，汉语不好翻译，往往不到能互相对应的词，像“DNA、CPU”即是；二是使用原文或简写可以更加简便，比如WTO代替世界贸易组织、AIDS代替艾滋病等。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常常要求人们尽量在短时间内交代完所要说的事情，这类词正好适应这一要求；三是人们外语水平的提高，新时期因为我国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我们从小就学习英语，英
语在人中的传播度十分广泛，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这类词陌生。
（四）佛教外来词
由于佛教在我国历史悠久，给汉语输入了大量外来词，各种译借方式的外来词中都有包含，此外还有佛教特有的外来词种类，所以我意图单独对其进行说明。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广为传播，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佛经翻译的规模、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唐朝玄奘法师于七世纪前往天竺取经，带回了157部佛经，并翻译了75部共1355卷。它自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音译词：梵语词汇被借用时，产生读音的借用，或译出其中一个音节，或原来是全译后来变为简称。例如：佛，梵文为Buddha，这个词最早被译为“浮屠”，因为古代没有轻唇音，所以译“氏”作“浮”。南北朝时又写成“佛图”、“佛陀”、后来这类词统一简称为“佛”。此类外来词还有“和尚、袈裟、菩萨、罗汉、禅、魔”等③。
意译词：在吸收佛教用语时，意译词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且这类词从字面上已经看不出梵
文的痕迹。如：平等，梵语为Sawmata，是“差别”的对应词，意思是“没有高下深浅之分。”信心，梵语为Citta mat，意思是“对所闻佛法深信而没有疑心。”此类词还有：“过去、将来、知识、世界、解脱、转变”等等④。
半音译半意译：此类词语一部分是原词读音的译借，另一部分是表示义类的汉语词语或语素。如：忏悔，梵语为Ksamayati，“忏”是该词头一个音缀的对音，“悔”是意译汉语。尼姑，梵语为Bhikshuni，男僧叫“比丘”，女僧叫“比丘尼”简称“尼”，在后面又加上一个表示其性别的“姑”。此外还有“寺院、佛典、禅师、塔林”等。我们可以发现，这类词的能产性特别高，究其原因，是因
③张明明：《简论汉语词汇中的佛教外来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④张明明：《简论汉语词汇中的佛教外来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为此类外来词能够标识出一个物体和概念的种类，易于理解，所以为人们所广泛应用。
汉词佛意词：即佛教外来词赋予汉字新的意义。如：意识，汉语里指意向见解，但在佛典里它是复合词，是佛教的法相名词，为六识之一。，汉语里指颜，但在佛典里泛指物质的东西。漏，汉语里本指东西从孔或缝隙中滴下、落下，但在佛典中则是指烦恼。此外，还有“心、空、真、观、解脱”等。
二、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对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从封闭到开放所显示的发展规律
通过对外来词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三个时期中所引入的外来词的数量、类型、性质都不同，这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从封闭向开放的过渡阶段。汉唐时期的外来词，大多数为宗教、农作物、乐器、生产技术等。对于政治、科技、文化、哲学方面几乎没有涉及。从历史上看，当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各方面皆处于领先的行列，可见我国对外交流时把自身处于一种比别人高的地位，所以吸收的外来词比另外两个时期要单一得多。与之相反的是，同时期我国却对外大量地输出了许多词汇，像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皆深受我国文化思想深远的影响。这种“吸收少输出多”的现象体现出了我国封建社会下文化的封闭性和排外性，认为他人的文化都不如我们的博大精深。而正是这种封
闭性和排外性阻碍了我国对外交流和学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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