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言”启蒙老师都是名师
    1958年,我和弟弟星光由学校推荐,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小组,开始“演播生涯”。一直到大约1964年我读高一为止。
    真的是很奇怪,迄今为止,整整六十年了。我对那座神秘瑰丽建筑的记忆非但没有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东路2号,是一座好似宫殿的大楼!它那英国古典派文艺复兴建筑,至今为止,都是外滩难得的一景。外墙大块花岗岩做贴面,里面设计简洁明快,大门和边门均设计成罗马拱券。门上有券形花环花饰,两旁立花岗岩石柱,远远望去犹如一座远洋巨轮的瞭望台。
    每次进电台,都需出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入证,上面贴有一张我梳着两根长辫子的相片。门口站岗的年轻的持解放军战士,检查完出入证,都会敬礼,点头示意,放我进去。
    上世纪60年代,作者在区少年宫主持节目。
    这样也只能进第一道门。里面的传达室,会问我谁,我报出老师的名字,电话打到楼上办公室,很快面带笑容的吴幼莲老师下楼接我,快步出现在我面前。听说,她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那时我年龄小,对名校没有什么概念,只感觉她是很不一般的老师。
    印象最深的是,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庞,笑眼宛如弯月。吴老师身穿浅的布拉吉,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属于很清新脱俗的。
    她手里经常抱着一叠资料,带我走上宽大的楼梯,步履轻快。记得无论哪个房间,都是硬木拼花地板。演播小组办公室里,每位老师的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稿件。我进门和老师们打招呼,他们见我只是抬头一笑,即刻低头忙自己手里的活儿。
    其中有一脸络腮胡子、笔耕不辍的孙自伦老师,他是专门为我们学生编写儿歌、诗歌什么的。他创作的少儿歌曲《我有一双勤劳的手》脍炙人口,流传甚广。歌词大意是:“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都会做……”
    演播小组里,还有笑容可掬的山文葆老师、温柔可敬的刘念曾老师等。办公室里他们亲切、平和,相互尊重,说话轻声轻气。我很少看见他们有喝茶聊天休息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演播小组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美好与温馨。
    负责錄音的吴老师,会把当天请我录音的资料,让我疏通几遍,再朗诵给她听。她侧耳细听,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在我的稿纸上圈圈画画,涂涂改改。她的字儿很小,很清秀,写字速度极快。其实,应该说,从小我就学会了应激反应,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判断,及时更正错误,需要的是果敢和利索。
    我进了演播间,她在录音间。隔着厚厚的玻璃,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开始。我每每录音时,偶尔抬头,会看到她眯缝着笑眼,很陶醉的样子。说实话,儿时的我,已经明白,这是老师很满意的表情,于是乎,更加努力地表现。我喜欢被老师肯定和鼓励的眼神,我的自信,应该源于吴老师。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师。
    还记得在电台吃饭的时候,是我开心一刻。吴老师会陪我到电台的食堂就餐,她弯下腰,认真挑选我喜欢的小菜。再以后,我去了外地,听我们演播小组的包国芳说,吴老师后来去了香港。我们天各一方,再没了联系。
    2017年,作者专程去上海市少年宫,寻童年。
    在大食堂里熙熙攘攘的人中,都是些从收音机里传出悦耳声音的“真人秀”哦!我见到
的有:大家敬仰的上海第一代播音员陈醇、张芝老师。还有据说迎接1949年新上海的第一声音——播音员钱乃莉老师。她个子不高,胖胖的,一直乐呵呵的。我听到其他老师,都叫她“乃莉”。经常遇到的,好像还有很英俊的王庄老师。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大型电台迎新会,老师让我来主持。那次的嘉宾有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电影演员张瑞芳、仲星火,滑稽演员田丽丽和钢琴演奏董冬冬等。
我的启蒙老师
    任桂珍演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她人美,声音更美,余音绕梁,一曲终了,掌声雷动。谁知道,她主动和录音师打招呼,觉得不满意,要求重录一遍。我非常意外,也第一次朦胧懂得,何谓精益求精。
    现场我一下见到那么多耀眼的明星,未免紧张。报幕时说错了一个字,老师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头上蝴蝶结轻轻整理一下:“月光,这里应该这么读。”她笑着向录音师示意再来一遍。老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也令我以后人生的道路、人生的字典里,多了“宽容”和“理解”。
    我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那年我还是个小学生。
    每逢暑假,我们演播小组的成员会有集训。电台为我们一小学生,请来上海戏剧学院的贾幻真老师上课。其中有张芝老师的女儿,还有后来考上戏剧学院的张明子。贾老师高个子,慈眉善目的,讲课字正腔圆、亲切、自然。她要求我们咬文嚼字,力求一个字都不能错。她教我们的寓言《猴儿吃西瓜》,我在学校、少年宫表演了无数遍,笑翻全场。
    我也渐渐学会了一目十行的本领。无论在什么场合,我拿起一篇文章,可以眼睛扫一遍,朗读即可做到一字不差。
    还有一次,吴老师通知我,要和一位演员一起录制一部广播剧,农村题材的。我走进演播室一看,等待我的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电影演员冯笑。他可是我最喜爱的电影明星哦!记得我们在对台词的过程中,我读的是:“……这声音怎么像砸劈(pi)柴?”(第一声) ,冯老师说:“这个字,应该读第三声,劈柴。”我自觉没有读错,又想大人大概应该不会读错。虽然我纠正了读法,依然有点疑惑。
    这之后,我才知道“劈”是多音多义字,“劈柴”在文章里是名词,是指块状木柴。
    我终于释然,并且敬佩名演员的敬业精神。
    一位老年工作人员专门为作者打开上了锁的闲人免进的大厅大门。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作者曾为上海市大队长们讲故事《党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台老师推荐我去当年位于南京东路新永安大楼(原华侨商店)楼上的上海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一件往事历历在目。
    那次负责我录制节目的,不是电视台的导演,也不是我们电台的老师,他是我们上海首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赵文龙老师。
    那年我是六年级还是初一,记不清了。乍见到一位高大英俊的陌生人,很是害羞。赵老师打开化妆盒,动作麻利地为我化妆,一边描眉、抹唇膏,一边言简意赅地介绍我今天录制少儿节目的流程、应该注意的事项。
    赵老师还告诉我,报幕后,可以带我去南京西路的大马戏团看马戏!我一个劲儿的点头,心里乐开了花,不知道为什么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兴许是不好意思?
    进了直播室,房间不大,很暗的房间。那时的电视台和今天广电大厦炫目的光怪陆离的灯光相比,设备非常简陋,和今天超大的演播室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马上直播,背稿子时间很有限。
    赵老师给了我一张报幕单说:“里面的内容都要背出来。”
    我抓紧时间,了个角落,面对墙壁,快速地读、背、记。虽然我也参加过许多的大型演出和报幕,可是第一次上电视报幕,还真的蛮紧张哦!
    音乐声渐起,我的心一下子激烈跳动起来。
    出现台标了,赵老师用眼神很亲切地示意,他向我轻轻点头——开始,面对摄像机,我深呼吸,定了定神。
    “小朋友,你們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精彩的节目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报幕的结束语是:“接下来,请小朋友们观看,苏联大马戏团的精彩表演……”
    大功告成!
    经电台老师推荐,1964年,我和弟弟还曾去万航渡路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参加德国影片《搜寻长筒靴》的配音工作。导演是有着浑厚悦耳声音的胡庆汉老师,他永远用不紧不慢的语调给我们说戏。著名配音前辈苏秀老师很沉稳,言语不多,举手投足都透着“学问”二字。
    碧眼金发的邱岳峰少言寡语,我们整个寒假,是在电影译制厂度过的,除了紧张的配音工作外,我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话。等到我长大了,看了经典影片《简爱》,听到罗彻斯特富有磁性的一声“简——”,才瞬间意识到邱岳峰声音的无穷魅力。看到许多文章后,我也渐渐知道他的努力、他的无奈和他富有传奇的一生。
    还有于鼎、富润生、毕克等老师都是配音界一代宗师啊!他们个个谦逊、和蔼可亲。
    虽然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可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老师们的诲人不倦,都犹如电影银幕上的影像愈发的清晰。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常常会记起我那么多曾经的——“语言”启蒙老师。
    每次请学生朗读唐诗宋词元曲、或者朗诵《荷塘月》课文时,我会像吴老师、贾老师
、胡导一样,侧耳倾听,流露出很享受、很幸福的样子,并且告诉学生:“董老师觉得你们的朗读,简直是天籁之音,能不能请大家再来一遍?”于是在不经意、反复读诵间,学生们当堂课即可背诵《爱莲说》《陋室铭》……
    当了教师后,我办公室右手边的抽屉里,永远放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我养成了大凡有吃不准的字儿,一律要查字典。
    我觉得应该是当年的电台、电视台、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师,他们播下的美好种子,在我心中开花、结果。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只身去穷乡僻壤古城中学报到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教我古汉语的郑教授。
    北风呼啸,夜晚学校空无一人,漫天白雪。煤油灯下,我一遍遍读着老师的来信:“你一定能成为好老师……师母很喜欢看你的信……”寥寥数语,给予我好大的鼓励。好可惜,我调动几次,再去信时,就如石沉大海了……
    在纪念老师的同时,我在思考:名师之所以是名师,就来自名气的气,比如气概、气质
、气脉、气度、气场等等。我的老师他们拥有向善、向上的人生姿态和美好追求,这就是——名师。
    两年前,我请女儿帮忙来教授的电话。我问:“贾老师,您还记得董月光?”电话那头传来教授郎朗的笑声:“当然记得,月光、星光!”我激动地紧紧握住话筒……
    一生中有一位名师指点,已经足矣;我曾经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名师,我很自豪,更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