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新时期文学思潮迭起，小说创作流派纷呈，她不属于任何流派，却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长姿态屹立文坛。从80年代初引起评论界注意开始，王安忆从事小说创作已有20余年，作品数量众多，风格也在不断变化，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精神探索之思、乡村回味之悟、都市跋涉之伤，每一种类型又有各自的丰富发展与变化。精神探索类的小说创作初期表现为青春自叙式的写作，随着探索的深入，逐步开始关注人的孤独意识，关注生命本体的存在，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加以剖析，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乡村小说的创作则展现了作家对乡村文明精神的初识、反思与回味，传达出一种质朴的情怀。都市社会的纷繁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里，沉淀到了市民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都市女性成为整个社会和时代的英雄，她们承载了历史的使命，是城市精神的影子。
纵观她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都市’和‘乡村’是她创作版图上两个轮廓清晰的审美空间：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她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很显然，到目前为止，上海是王安忆重要的写作资源，上海书写的作品代表着王安忆创作的标高，尤其是《长恨歌》。《长恨歌》中的弄堂、流言、闺阁以及王琦瑶式的女人等组
成了一个城市的肖像，上海的市民文化在散文式的抒情与分析中缓缓流出，成为当代文学中描写城市的经典之作。贯穿着王安忆上海书写作品的，是上海市民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正是这些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组成的民俗生活场景，建构了对于上海历史变迁中的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日常生活书写的成功就在于她对上海民俗生活的发现与剖析。王安忆自己曾说“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可见日常生活在其小说中的比重之大，研究者们认为王安忆把日常生活
和艺术审美联系起来，她的小说是建立在现实世界材料基础上的，并且王安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上，更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呈现出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我们在体味其中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能从中发掘出某些永恒的东西。
王安忆的上海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美学品格无疑是其对上海市民心理和市民品格的书写，对其日常生活意识的书写，而这一特征最先在《长恨歌》中表露无遗，本论题通过对《长恨歌》中上海日常生活的剖析，寻喧腾大潮中的那一份宁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唯有日常生活才能让我们明白生活的真正意义。王安忆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人性的坚韧与美好，诠释着小市民的顽强生命力，直面人生的独立、坚忍的精神之美。品读王安忆笔下的日常生活，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生活的不易与意义，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懈精神，在繁复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城市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王安忆的上海题材小说含有着她对当代生活的某些悲剧性思考，寄寓着对日渐消失的朴素人性生活的向往，对当代人的人性、道德和生活都有很深刻的价值意义。王安忆小说中上海日常生
活的书写在她的上海题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日常生活书写的不仅仅是普通生活，而是一个城市、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探讨有助于剖析王安忆的小说，对于更好地研究王安忆小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选择“王安忆小说《长恨歌》对上海日常生活的书写”作为毕业论文也是为了探索王安忆笔下的日常生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寻求原始的日常生活，体味这个时代最本质最永恒的东西。通过剖析《长恨歌》中的日常生活描写，还原由繁琐无味的衣食住行组成的民俗生活场景，建构对于上海历史变迁中的都市想象。在剖析《长恨歌》中日常生活的同时，阐释生活本质，挖掘王安忆心目中的上海印象，加深对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文化意蕴的理解，从而体会她对人们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把握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无论从怎样的视角去看，王安忆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独具魅力的，在2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王安忆始终保持着不断生长的状态，她的创作一直在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对于王安忆的研究也始终是个热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作品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创作变化非常大，作家的写作状态经常是跳跃的。在对王安忆的研究中，对《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作品的研究最为火热，例如罗岗的《寻消逝的记忆》一文认为《长恨
歌》体现了作者寻与上海城市精神联系的努力。南帆的《城市肖像》认为《长恨歌》在第一章关于
弄堂、流言、闺阁、王琦瑶的描述组成了上海城市的初步肖像，而在王琦瑶的描述中，穿插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则构成了对城市图像的意义解读，体现了城市对文学的正式接纳。汪政、晓华的《论王安忆》则认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系列发现了城市生活中较为稳定而真实的生活方式。徐德明则认为在《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作品中，王安忆继承了民间传统的全知叙事。综述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现状，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文本的细读和她创作历程的记录，基本上把握了其思想内容、心灵追求、叙事方式及发展线索，其中不乏有陈思和、徐德明、罗岗、李洁非等写作的高质量的论文。从新时期初期开始，王安忆就一直被评论界与张洁、铁凝等女作家相提并论，她们的写作重点在不同时期都曾深入地倾注于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在初期的创作中，她们的作品都有着单纯、柔美的特点，随着经济生活的冲击，理想的情感越来越远，作家们都开始以无奈、悲哀的心情拆解爱情，她们纷纷从婉约清丽中走出，开始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转入挖掘复杂的人性，对生命的体验意义和情感境界提出了新的疑问和解读。
将王安忆的作品放入文学史的洪流中去考察和确证，可以看出它有着自己不容取代的地位。上海之于王安忆，不同于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湘西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彩浓厚的现实背景存在，而王安忆则是把上海作为一个角来写的，上海不再作为仅供上演各类人间剧目的舞台，而是作为一种作用于人和事之间的潜在力量，上海是一个文本化的上海，这就决定了王安忆的小说中上海书写的独特性，在未来，对王安忆小说的上海书写研究必将更为广泛，对该论题的研究也会更深入。
在2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王安忆始终保持着不断生长的状态，她的创作一直在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对于王安忆的研究也始终是个热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创作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因为她创作的独特性，王安忆的上海日常生活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中无疑是极具特的，面对如此独特且旺盛的生命力，专家学者们对她研究的深入是无可厚非的，研究的深入也势必会引起热潮，相信王安忆以后的创作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王安忆是当代一个颇具特的女作家，华霄颖在《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写到：“纵观她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都市’和‘乡村’是她创作版图上两个轮廓清晰的审美空间：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她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很显然，到目前为止，上海是王安忆重要的写作资源，上海书写的作品代表着王安忆创作的标高，尤其是《长恨歌》。”《长恨歌》中的弄堂、流言、闺阁以及王琦瑶式的女人等组成了一个城市的肖像，上海的市民文化在散文式的抒情与分析中缓缓流出，成为当代文学中描写城市的经典之作。在同一篇文章中，华霄颖指出“贯穿着王安忆上海书写作品的，是上海市民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正是这些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组成的民俗生活场景，建构了对于上海历史变迁中的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日常生活书写的成功就在于她对上海民俗生活的发现与剖析。
生活的发现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并不是一开始就受人瞩目，创作于1989年的《好婆与李同志》是王安忆上海书写中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但并未引起太大注意。《纪实与虚构》的发表，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但这注意点也并非是小说中单数章节的上海书写部分，而是探寻母系历史的偶数章节，因为其时无论是创作界还是评论界都在关注小说的形式创新，或者有些评论者只是点到为止，转而就其叙述及小说创作方法进行评论。在《长恨歌》问世以前，席扬在《王安忆十年创作批判》中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王安忆创作的总体特，清晰地指出了当时已开始的上海书写的价值取向。
80年代中期以前可以说是王安忆创作的准备阶段。邝利芬、黄津在《论王安忆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上海叙述》中认为在王安忆的早期作品《黄河故道人》、《69届初中生》、《大刘庄》等小说中，反映的都是知青的酸甜苦辣，但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她对上海的深切依恋。王安忆还先后创作了《在广阔天地的一角》、《小院琐记》、《绕公社一周》等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大致可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其中城市的生活方式以上海为代表，农村的生活方式以她插队过的淮北农村为代表。在这些作品里，王安忆没有对上海作正面的描写，读者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有关上海的只言片语，比如春节回家时的喜悦，给同龄妹捎带上海货品的情节。在这一阶段中，上海没有作为独立的形象走进作品，但已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初露端倪。
九十年代的《长恨歌》阶段是王安忆真正书写上海的阶段，《长恨歌》是迄今为止王安忆发表的上海题材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有论者将《长恨歌》的发表看作是她继《纪实与虚构》后一次重要的
创作转型。迄今为止，王安忆此次转型的长篇作品有四部，除了《长恨歌》，尚有《妹头》、《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简单地说，这四部长篇都与上海有关。前三部自不待言，径可称之为上海故事：上海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尤其是上海的市民日常生活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1995年创作的《长恨歌》标志着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极致，这篇小说为王安忆带来了极大的赞誉，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定这是一篇力作。综合各家之言，《长恨歌》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如下三个关键词：历史（怀旧）、女性、城市。罗岗对《长恨歌》追寻城市昔日记忆的主题进行了阐释；叶红、许辉对王安忆上海书写作品中的“怀旧”意识进行了分析，指出在《长恨歌》中，“怀旧”成为全文的魂；还有的论者从女性化叙事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作品通过与女性日常经验和女性心理相对应的那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女性眼光所具有的韵味，将女性从男性话语中解放出来；有的更进一步指出女性只是小说的外壳，王安忆试图掘进上海这个城市的外壳，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一颗耐得住世事、经得起沉浮的上海心”；也有论者发现王安忆在小说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臆想中的场景生活感兴趣，怀念人们已经淡忘了的过去优雅高贵的文明生活方式。
王德威是在美国执教的评论家，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中统观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作品，他认为在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九十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他作品中的分量。王德威奉王安忆是张爱玲传人，这个观点开启了此后对张王对照研究的视角。如谢怡、吴隐林在《王安忆与张爱玲上海书写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和80年代
的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都着眼于世俗人生，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张爱玲像一个市井生活的写真者，她书写的笔尖落在封闭的空间，但却表现了上海市井生活的芯子；王安忆则像一个都市的寻梦者，她书写了一个理想化的市井，一个提升了的日常生活世界。她们都善于从市井的日常生活出发来阐释上海的都市生活，但张爱玲的写作只是通过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反映历史沧桑、人心善恶，而王安忆则是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及对人性的提升，她对世俗人生的书写有更开阔的视野。相比张爱玲，王安忆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书写方式，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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