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从荒诞中寻意义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作家。
阿尔贝·加缪的随笔和哲学思辨录非常地费解,或许是翻译的原因,或许原文本来就很晦涩。
随笔这一文体发端于法国的蒙田,思路清晰,文字浅显易懂,毫不晦涩,但到了加缪这里,或许为了要说明深刻的哲学问题,忽然就变得晦涩难懂了。
这种感觉有如读英语文章,虽然大部分单词都看得懂,但就是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原因是太过抽象,直到看到一个形象的单词撞墙,在一连串的昏昏欲睡之后,忽然看到撞墙两个字,头脑猛然醒悟过来,原来他说的意思是撞墙能保持头脑清醒——当然,这是形象的说法,并非加缪主张要去撞墙。
在加缪那本广受赞誉(同时也经常受到批评,引起争议的散文集或者说哲学论说文集)的《西西弗的神话》里,加缪创造了他的西西弗。虽然西西弗不停地将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马上又滚到山脚下去了,西西弗只得从头再来,再把巨石推到山顶上去——这是神对西西弗这一位小神的永世惩罚。但在加缪的意象里,西西弗并不徒劳,反而是幸福的。
加缪为什么要选择西西弗这位希腊神话中的荒诞英雄呢?这只能从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世界的格局来考察了。如果有这种危机,就会有相应的思考。当我们不抱希望、不赋予意义去做一件事时,当然会索然寡味,觉得毫无意义了。去帮助一个人重获自信,难道没有意义?满足一个人的小小心愿,让他觉得那一刻是幸福的,难道没有意义?
对比一下堂吉诃德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鼓起勇气去做的事,差不多会是这个效果,但在没有先例的事情面前,我们只能小心地试错,积累经验,然后才能做得正确。瓷器在欧洲的再发明的整个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并不是一两次失败,就放弃尝试,那样的话,电灯、飞机的发明,就要推迟很多年。
当知识分子们沉溺于讨论意识形态、思想和哲学时,那些痴迷于技术改变生活的人,沉溺于他们的试验探索,从已知出发,小心地探索未知。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以后,德国等欧洲国家从废墟中起飞,日本的重建,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这些都不是思辨的结果,却是普通人辛勤劳作的辉煌成果。
在论述演员的这一篇文章里,加缪反复地论说演员的幸福之处,演员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他过着别人的生活,遍历着多种可能性。整篇文章都是在论说这个问题。从这篇文章
中总结出来的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成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哲学。
现在来考察这样一种思想,需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但显然,瑞士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德国也没有,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瑞士制造,德国制造了。
来看看日本制造,有丰田、佳能,诸如此类很多世界一流的品牌。日本的稻盛和夫,在他的书里多次提到他毕业之初,投身入陶瓷技术改进的故事,甚至抱着泥胚,以此种精神,忽然就创造了奇迹。及至中国,罗永浩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不专心投入,何来工匠精神
要做好一件事、做精一件作品,必须付出持之以恒的时间和努力,投入足够的精力去打磨、雕刻,最终有所成就,而不是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干干那个,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是浅尝辄止。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追无涯,殆已。不喜欢自己,总想成为别人那样的人。不喜欢自己拥有的,却总是渴望别人手里拿着的。美国虽然有嬉皮士一代,但这些人经历了青春期以后,都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回归了传统生活,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是今天美国中坚力量的中年人的父辈。
但正如加缪所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加缪的小说远比他的哲学随笔好懂。文笔简洁、冷峻,丝毫不煽情。
《局外人》、《堕落》是非常好的小说。《局外人》这部小说出来后,就成了文化标签。这给处于道德和思辨漩涡中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思辨对象。如果我们觉得惊讶,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装着这种或那种思想、观念,彼此互不相让或者有共通之处。如果我们觉得稀松平常,那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那样生活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显然,《局外人》是对传统行为模式的挑战,他对母亲的死毫不关心,完全没有常理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他最后也荒诞地死于沙滩上的争斗,毫无意义可言。对这样一个没有目标,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不知道何为更重要的事的人,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荒诞的旅行,毫无意义。
显然,我们需要重构意义。当我们看到象哀悼一头老年象的死亡或幼年象的夭折时,会油然而生类似的情感。可是当我们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态度恶劣、漠不关心时,就要警醒,自己是不是冷漠的局外人。是因为伤心绝望,对周围的一切都失望了,所以才躲进了
冷漠的墙,还是因为从骨子里就没有把周围的一切放在心上,觉得生活在别处?二者是有区别的。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艰深的哲学,只需追问: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无可作为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对整个人类有意义的事是什么?
存在主义取消意义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取消了意义,就将人们逼向了荒谬的墙,做任何事都不再有意义——人们因而也不会再去做任何事。而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希望和意义。取消了希望和意义,人的发展就停滞了。这不是我们想要面对的情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哲学研究,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在指向人类的光明前景——希望,以及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平等、自由、和平的地球上的宏伟蓝图——意义。
《堕落》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可以跟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以后》这样的小说相媲美。一个人,知识分子,是如何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他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名声和享受?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时,是如何去谈论那些高大上的目标和理由的?人们崇拜什么,而你正在做什么?你利用了什么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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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再来读加缪,试图了解加缪,是为了拓展我们的认识范畴,如果一件事走向了死胡同,那么有没有走出去的可能性?
一个人在盖棺定论之前,还有别的可能性,而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塑造了他自己,他的形象和他所能取得的成就。人不是一成不变、固定的东西,人不是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随着年月的增长慢慢地变成了老古董,人是一个可以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言行,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凝结于那些有意义、对人类有价值的作品上的过程。
在我看来,荒谬的意思不问缘由地创造,才是加缪思想的精华,多种尝试,广泛游历,去生活,是为了释放天赋,让天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