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三揭林治波学术不端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李惠兰任真韩明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力求高、大、全，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篡改史料，其后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后代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伪造，必须指出其错误，还历史原貌，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公正的史实，避免以讹传讹，搅乱史学界。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众。
一、喜峰口抗日二十九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
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页详细注
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命令原文复印件附于本文之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佟泽光旅只是协助作战，没有指挥权。 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第三军团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令人不解的是：林治波所谓的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否
就是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还是强调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如果是前者，则军团总部电令和三十七师、三十八师两师会衔任命的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可能是张自忠，因为身为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不可能自己任命自己；如果林治波所谓的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则在史料中不到任何根据。按《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曾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如果林治波言出有据，那么就请你拿出证据来，公开指明见于何处？ 林治波举出赵登禹给两位师长的请示电报企图证明张自忠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身份，认为前线总指挥高于前敌总指挥。但是这份电报的称谓是冯治安在前，张自忠在后，如果真如林治波所说张自忠是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赵登禹为什么把冯治安写在张自忠的前面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当时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就是军长宋哲元，中层将领是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和暂编第二师的三位师长：冯治安、张自忠和刘汝明，没有另设前线指挥部或另外任命什么前线总指挥。军团总部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是隶属于三十七师的，他向师长请示工作自然先写三十七师师长、后写三十八师师长的姓名，由于喜峰口有来自三十八师的佟泽光旅协助作战，才将两位师长并列。 上述足以证明，
1933年二十九军组建刚成立初期奉命赶赴喜峰口前线作战抗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军团总指挥是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军团任命的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是赵登禹，而林治波所谓“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张自忠，冯治安副之”纯属虚构，没有依据。不容否认作为师长的冯治安和张自忠在三屯营指挥过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但是没有被任命为什么“前线总指挥”的名义。 二、1933年喜峰口战役后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 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种写法虽不能说错，但是很不确切，因为没有说明他们5位将军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具体时间先后相差一年多，先获得者的战功显然大于后获得者。 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用大刀与敌肉搏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将军一人独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得此勋章的。林治波采用鱼目混珠的手法，企图以此证明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只能是徒劳的。 三、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 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
所”。 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 当年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0九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回忆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说在三屯营设了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作为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二十九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一0九旅的副旅长，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設”字尚未简化，“没”和“設”这两个字是不可能弄错的。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印的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但是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等，在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时出现了将“没”错写为“设”字，林治波不加考证就以此作为根据书写抗战历史，肯定是错了。 话说回来，无论三屯营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
挥的依据。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可以证明秦德纯、张维藩和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三位师长都到过三屯营，查看过阵地并指挥过战斗，但是不能作为张自忠被任命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因为当年任命的史料中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只有喜峰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而没有对张自忠前线总指挥的任命。 注：以上两张照片均引自《长城血战记》, 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 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 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接着就编造了张自忠的战绩。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林治波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
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 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到过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我们查遍了1933年3月前后的史料、报纸、画报等，既没有到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任命，也没有到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 五、喜峰口二十九军作战历史不容篡改 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205页至254页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等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 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三十七师、三十八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了敌人，保
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 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在二十九军负责防线中的西段，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既没有夜袭敌营，也未发生肉搏战。张自忠领导的三十八师派了两个旅分别去支援东段喜峰口和中段罗文裕的防线。在长城抗战的过程中，作为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无疑也有指挥功劳，否则1935年不会也获得勋章。但是作为著传人，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英雄事迹，不应该夸大其词，编造什么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和亲临喜峰口作五点指示、四点总结等来忽悠读者。 喜峰口抗战时，由于敌军已经占领山顶，而且武器装备先进，我军仰攻又无飞机大炮，二十九军官兵在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提出要近战、夜战的要求，发挥我军大刀、的优势，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得到军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才决定组织大刀队夜袭敌营。二十九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获得了胜利，头功当然是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和佟泽光、王治邦的。现在林治波非要编出一个张自忠被任命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加在赵登禹之上，相信张自忠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这样伪造的。赵登禹和张自忠同为抗日先烈，先后为国捐躯，他
们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尊重和敬仰的。张自忠生前没有夺人之功的嫌疑，但是林治波却非要让张自忠百年之后去夺赵登禹乃至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的指挥功劳，其目的何在？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期间原是一支团结抗日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60年后林治波的著述挑起了二十九军将领及其后代之间的矛盾，影响实在恶劣。 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不给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悲哀。我们只得借助网络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以表达知情者的不平，并希望将真实公正的历史留传后世。 附：赵登禹旅长被任命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的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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