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壮族聚居的右江地区组织领导了百起义，随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龙州领导广西省警备第五大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一大批壮族子弟参加了这两场起义，并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七军，并奉命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因进军中遭到挫折，红七军后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作战计划，转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汇合。1930年年底，红七军从全州出发，转战湖南道县、广西贺县、广东乐昌县等地，于1931年7月13日到达江西兴国同中央红军第三军团会师，随后红七军被编入该军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原红七军官兵除部分留守根据地外，大多随同中央红军一起长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到达陕北的原红七军官兵大部分被编入八路军，留守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部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广西先后有100多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奔赴延安［1］。其中有廖联原、朱鹤云、黄国楠等数十名壮族干部［2］。这样，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有一大批壮族将领参加了抗战，他们在敌后抗日战场英勇作战，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中共抗日武装及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安全
1937年8月，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很快开赴前线。为保卫八路军总部的安全，中央决定将红军军委特务团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特务团”，9月，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团”（习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开赴前线。他们跟随八路军总部驰骋华北战场，担负着保卫总部，执行作战警戒和宣传众，发展地方武装等任务，参加了“九路围攻”、
“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官兵中，有数任团长、政委及部分中层军官和士兵来自原红七军，他们大多是壮族。
勇敢善战的东兰人韦杰（1914～1987），被任命为特务团的首任团长，来自思林县（今田东县）的李志明（1914～2004）则担任该团政委，两人都是壮族，他们在工作上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使得特务团官兵的军事、政治素质提高很快。1937年9月，该团1营调属120师，后又把团机关和4、5、7、9连调属指挥。总部率特务团仅留下2营，该营营长为来自田阳的壮族青年欧致富（1915～1999），在欧致富等努力下，以余下的连队为基础重建特务团。1938年夏，韦杰被调往115师344旅688团任团长，李志明仍担任政委，欧致富接任参谋长。1939年12月，欧致富担任特务团团长。因欧致富足智多谋，作战勇猛，多次在反击日军的进攻中取胜，当时的太行军民和新闻媒体每以“欧团”称呼该团。特别是在1941年11月的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中，该团在欧致富的率领下，全团官
第29卷第4期
2014年8月柳州师专学报
Journal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9No.4
Aug.2014论中共壮族将领在抗战中的贡献
吕宁，陈峥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004）
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批壮族将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壮族将领在保卫党中央机关与首长安全、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建设与保卫根据地以及参加对日的最后反攻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壮族将领；敌后战场；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20（2014）04-0082-04
［收稿日期］2014-05-11
［作者简介］吕宁（1964—），男，广西博白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陈峥（1973—），男，
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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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浴血拼杀11天，挫败了日军5000余人企图攻占黄崖洞兵工厂的阴谋，毙伤日军近2000人，而我军伤亡不到200人，创造了我军抗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当时《抗战报》编辑皇甫束玉在诗歌中写到：“守卫者，是欧团。……我阵地，稳如山。鬼子兵，抱头窜。”［3］八路军宣传队员在动员军民时，还在快板中说到：
“欧团都是钢铁汉，通信员、司号员，英勇杀敌抢在前。”［4］该团在大生产运动中也积极开荒种地，保证根据地军需民食，表现十分优秀，得到上级的嘉奖。1943年，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一份文件中说到：“欧团今年每人平均种二亩地，太行区全军应向这一目标努力。”［5］
其他的壮族将领也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做出了贡献。韦祖珍（1912～1982）百起义后曾任红七军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独立团特派员、红军团教导营特派员。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军团保卫部副科长、科长。在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因其作战勇敢，机智过人，被抽调担任保卫工作，先后任红一军团保卫部副科长、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总政保卫部副科长等职，在保卫八路军首长的安全中起到重要作用。黄惠良在随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后，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到达陕北后，历任团政治处
主任、师组织科长兼师党务委员会书记等职。1945年5月，黄惠良（1912～1975）奉命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政治部主任，他运用各种方式对部队官兵开展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官兵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战斗，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贡献。
二、培训抗日军政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共武装力量的扩大，前线和后方急需大量既有作战能力，又能胜任地方工作的军政干部。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开设了一系列培训机构，为抗日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原红七军部分壮族官兵因作战经验丰富，有发动众工作经历，被中央调往八路军设立的军政学校和部队的教导机构从事干部培训。
来自东兰的韦国清（1913～1989）因既能指挥军事作战，又有政治工作才能，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春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教。1936年6月，该校改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次年春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韦国清担任该校特科团团长，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文化、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培训。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他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创办之初，韦国清即奉命率领部分教职工奔赴山西前线办学。1938年，他又率随营学校从山西返回陕北洛川，编入抗大第四期，兼任第六大队大队长。同年12月，抗大第一分校成立，韦国清担任校党务委员，他与
该校全体师生挺进到晋东南太行山区随八路军总部办学，韦国清担任该校训练部部长。在韦国清等的努力下，该校的规模越来越大，1939年2月该校有7个营23个队，学员有3237人［6］194。1939年11月，该校决定迁往山东抗日根据地，韦国清任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在抗大各分校中，第一分校是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办学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敌后办学的先锋”［6］192。很多学员后来成为部队的基层骨干，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奉议县（今田阳县）走出的冼恒汉（1911～1991）于1937年7月被分配到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当主任，11月，升任该团政委。在担任教导团政委期间，他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努力发现人才，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营、连干部，补充到抗战前线。1940年初，冼恒汉被分配到晋西北军区高干读书班任政委，为部队培训团以上干部。覃国翰（1912～1997）也先后任120师教导团第五训练队队长、挺进军随营学校副校长兼教育长等职。来自凌云的黄新友（1912～1985）在1937年10月担任129师教育科长，次年又担任八路军总部教导队队长。1938年11月，出任豫北干部学校校长，也为党培训了大批抗日干部。
第三军团三、建设和保卫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据地离不开壮族官兵的努力。
韦国清于1940年8月率领八路军龙海难进支队与张爱萍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纵队合编，成立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韦国清担任政委。该部迅速挺进苏北，开辟了沭阳、泗阳、宿迁、涟水、东海等8个县的淮海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宣布取消新四军。中共中央于1月20日重建新四军，韦国清受命担任新四军第3师9旅政委，他与旅长张爱萍对日伪顽进攻予以反击，保卫了淮海区根据地，将淮北、淮海、盐阜、淮南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9月，韦国清担任新四军第4师副师长，他配合师长张爱萍挫败日伪顽的多次进攻，保卫和扩大了淮北和豫皖苏根据地。
在八路军129师，有一批壮族将领担任重要职务。该师第344旅688团团长韦杰、参谋长黄新友等率领该团官兵先后参与指挥平汉路东的香城固、彭城、古山等战斗，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该团对创建和扩大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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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日军万余人向我鲁西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688团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在香城固战斗中击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的光辉战绩。1940年2月，韦杰升任新一旅旅长，黄新友被调任新一旅第一团团长，后任新1旅副旅长等职，该旅战斗在太行山区南段，为保卫根据地建立了功勋。
恩隆县（今田东县）壮族子弟朱鹤云（1912～1992）参加百起义年仅17岁，1930年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部队担任排长职务，留守右江苏区坚持斗争。1937年10月，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与白民团指挥部谈判，把右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预备军独立第九团，担任第三营营长。嗣后该部奉命北上抗日，到安徽后被桂军第21集团军改编吞并。他带领部分人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汇报，被介绍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7月起，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六团参谋、第四支队第十六团参谋长团参谋长，在华中破坏日军交通线，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伏击日军，发展和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
东兰县壮族青年覃健（1911～1959）参加百起义时仅18岁，1938年初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进驻汤阴县，在该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安阳、内黄、汤阴等县抗日根据地。1939年，覃健所部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覃健任大队长，他率领所属部队配合其他部队，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边区根据地。1940年4月，覃健改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新2旅第5团团长，多次粉碎日伪对根据地的“围剿”。1940年秋，覃健率第5团与苏北新四军在盐城会师，所部被改为新四军第三师第23团，覃健担任团长，他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打破了日伪军对苏北的“扫荡”，并在苏北盐阜扩建了8个县大队，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
从百起义走出的覃士冕（1914～1981）于1942年冬被任命为山东滨海军区第23团团长，后又担任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5年春，日军为防止盟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急速对山东增兵至10万
人，并于5月1日，调集3万余人，开始对我滨海、鲁中、渤海、胶东各根据地进行“扫荡”，尤以滨海、鲁中为“扫荡”重点，仅在滨海投入的日伪军达7000余人，并配备飞机、军舰、汽艇等。为粉碎日军的“扫荡”，滨海根据地军民在覃士冕等的领导下，寻有利时机打击“扫荡”之敌，同时广泛开展众性游击战，该部“二十五天作战二十五次，连克敌据点十四处，解放村庄二十座，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一百余人、伪副大队长以下九百余人”［7］，使日军的重点“扫荡”遭到严重打击。至5月27日，全省各区胜利结束了反“扫荡”战斗，粉碎了敌人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黄一平（1903～1980），他于
1903年出生于贺县（今贺州市），1929年参加百起义，1930年12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时，军前委调黄一平前往桂林从事兵运工作，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为寻党组织，他先后赴广东、香港、云南等地奔波，1935年回到广西，后又去广州、香港，但均无果而终但他始终不渝，继续寻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报纸上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便给张云逸写信，接到回信后于1938年6月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并于1938年11月重新入党。1939年12月，他由学兵、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教导队干事、副队长而任大队长，迅速成长为新四军的重要指挥员，为新四军江北部队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为开辟淮南根据地、发展江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1942年1月，黄一平调任新四军第2师第4旅参谋长。11月中旬，日寇调第十七师团“扫荡”淮南、淮北、淮海根据地，黄一平协助旅长梁从学、政委吴世安，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月余，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黄一平在这次战斗中也身负重伤，该次反
“扫荡”的胜利，使淮南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夺取华中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四、参加大反攻
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的胜利。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后，欧洲战场上的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队继续从东西两条战线向德国逼近。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顽抗到底，导致盟军对它的沉重打击。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频繁轰炸，对日本中小城市造成严重破坏。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两颗，加速了日本的崩溃。8月9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为了歼灭顽抗的日军，8月10日至11日，朱德连续发出延安总部命令第1号至第7号。各根据地军民从8月10日起，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大反攻中，壮族官兵奋勇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八路军中的壮族将领冼恒汉、韦杰、欧致富、卢绍武（1906～1978）、吴西（1903～）、覃士冕、黄新友等率领各部向日伪军发动猛烈进攻，收复了大片失地。淮北和豫皖苏根据地军民在新四军第4师副师长韦国清和师长张爱
萍的指挥下，从8月中旬到下旬，向日伪军进攻，连续收复宿迁、泗县、泗阳、五河、永城、灵壁、萧县等县城，毙伤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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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日伪军近万人，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1日，覃健率领新四军第七师独立旅攻打安徽江北重镇无为、襄安，很快歼灭守城日伪军，收复失地。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其他壮族官兵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向日寇发动了最后反攻，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有着壮族人民的一份贡献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55-1965年授衔和晋升的解放军将军中，有35名少数民族将军，有上将2人，中将9人，少将24人；其中壮族11人，蒙古族5人，藏族5人，维吾尔族5人，满族5人，回族2人，土家族2人。壮族是被授予将军军衔最多的少数民族，有上将1人，即韦国清；中将3人，即韦杰、冼恒汉、覃健；少将中有7人为壮族，即韦祖珍、卢绍武、吴西、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朱鹤云［8］。但上述资料没有将壮族少将欧致富、黄新友收录。因此，在1955-1965年的解放军将军中，共有13名少将以上的将军属于壮族，另外还有一大批壮族将领被授予大校等军衔。这些壮族将领都是从百起义中
走出来的，经过土地革命，抗战时期又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些壮族高级军事指挥员，指挥着数万大军，参加过多次对日伪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是民族大团结、大进步的历史辉煌，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是空前的。值得指出
的是，与其他少数民族将军不同的是，1955～1965年其他大部分少数民族将军被授予将军军衔是中央出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方面的考虑，但壮族的这些将军则完全是自己在抗日战场和后来的解放战场中奋勇作战而获得中央肯定的。这些壮族将领在抗战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值得后人书写一笔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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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少数民族将军.载李庆山主编.中外军事博览·军衔军服卷之六：中国1955年军衔［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46-147.
On the Contribution of Zhuangs General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 Invasion
LV Ning，CHEN Zheng
（Guangxi Eco-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Liuzhou，Guangxi，545004China）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a large number of Zhuangs participated in the Baise uprising and the
Longzhou uprising，a batch of Zhuangs grew up in the war.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 Japanese War，Zhuangs general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defending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hief，training cadres of Anti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constructing and guarding the base area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final counterattack.
Keywords：Zhuangs generals；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李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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