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发生大事作文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远强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实际，着眼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挥农民众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革命胜利。因此，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后，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定，为
1930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0年初，虽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形成，但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由于思想的不统一，导致反“围剿”频频失利，红军士气受到打击，革命状态低落。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林彪在1930年新年给的“贺年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击寻出路。这种弥漫在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情绪也呼唤着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未来方向给予坚定指导。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于1月5日给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的判断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革命力量，扩大红军，
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由此，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思想。阐明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召开，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复兴。
（二）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30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土地政策存在着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倾向，也存在着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鉴于此，1930年的土地革命制定政策更具科学性。
在“二七会议”上，党确定了要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出了要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就纠正了一些地区不开展分田斗争，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错误，这之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的多次实地调查研究为改进完善土地政策作出了贡献。几次调研都是在红军作战间隙挤出时间，深入实地取得的成果。5月，为解决土地革命的路线问题，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制定具体政策，用10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通过这次了解寻乌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调查，弄清楚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
办法，并撰写了《寻乌调查》。指出，不能彻底消灭富农，而应该限制富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分配方案，为后来党制定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奠定了基础。10月，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10天的调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调查》。调查指出：必须平分富农土地来解决多数人的土地问题，在平分土地过程中不能损及中农的利益。根据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调研，有效把握了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富农和中农的路线问题。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坚持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维护和实现了农民众的利益，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依据。
结合各地实际和经验，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之前土地政策的错误方向，使土地革命由1927年开展以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和路线。在实际运用中，通过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广大没有土地少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生产能动性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支持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1930年的土地革命实现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推进革命争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这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第三军团
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国际上，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内，帝国主义列强唆使国民党军阀矛盾加剧，混战不息。但在此形势下，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却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考验和打击。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延续了决议中的错误主张，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认为党必须发动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于是1930年2月26日，党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忽视了革命斗争局面仍旧是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认为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积极进攻的策略”“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和兵变”“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针对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议，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处理分歧问题，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暂时负责。这时党内教条式的本本主义阻碍了正确政策的推行，因此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阐述“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重要性，批判党和军队的教条主
义倾向。这篇文章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进一步说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认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只有在实际调查中得出的理论才可以作为党的正确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