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精选] 时隔28年，韦拔被害案是这样侦破的 
发表于 2015-5-24 13:24 作者 熊红明  杨子健 原题 《拔哥的故事——韦拔被害案侦破记》
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惨死在了叛徒的下！
老红军写信报冤  请求侦破“拔哥”被害案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
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的凶手。于是，百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第三军团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线索，而韦拔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国民党县长。根据国民党军官举证，在韦拔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国民党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审讯国民党县长  挖出谋害韦拔凶手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的凶手：韦拔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国民党百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国民党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但韦拔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国民党军巧妙周旋，国民党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
为了抓到韦拔，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赏银元七千！”韦拔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
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刊发了“韦拔被擒证实  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正法”的报道。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叛捉到了韦拔，只要国民党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抓捕韦拔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而收买韦拔身边的人，则是他们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招。
  “国民党特务从韦拔的警卫队长韦昂身上到了突破口。”徐家豫交代说，是刘治先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然后利诱陈的白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
骑马爬山月余  查出韦拔被害真相
杀害韦拔的凶手初步确定，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1960年9月13日，樊恒荣赶到东兰实地调查。为了配合樊恒荣的侦查工作，东兰县公安局决定由在西山土生土长、会地方方言、熟悉东兰情况的预审股干事陆宗祥与樊组成调查组，展开案件侦破和凶手的追捕。
回忆起当年追捕谋害韦拔凶手的经历，陆宗祥不禁感叹：“当时太困难了，整个公安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3匹马，最好的两匹就配置给我和樊恒荣去破案，剩下一匹给局里日常公干。”
在东兰县档案馆，当年东兰县公安局在破案后向东兰县委提交的《关于杀害韦拔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称，樊恒荣和陆宗祥就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樊恒荣和陆宗祥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
为了能抓到韦拔，当时的国民党百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韦拔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白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陈的白被放回后，设法寻在山中与韦拔一起躲避国民党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白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
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的人头送到东兰县国民党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白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国民党军屈服。据徐家豫、刘治被捕后交代，为了表示诚意，徐家豫、刘治和韦昂、陈的白在谈妥了条件后，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
当时，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革命队伍被打散，韦拔平时只带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在身边躲藏于山中。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为了围捕韦拔，把当地众驱赶集中居住，妄图以此来断绝韦拔等人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韦拔患上了疟疾，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
良，他病得很重。韦昂、陈的白夫妇被秘密放回后，设法联系上了韦拔。韦昂是韦拔的警卫队长，二人又是同村人，论辈分韦拔还是韦昂的堂叔，再加上韦昂作战勇敢，所以韦拔并没有怀疑此时已经叛变了的韦昂。韦昂假意关切地说：“叔叔，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不如住到东里屯的香刷洞中，我和陈的白中药为你治病，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
  1932年10月18日，韦拔和警卫员罗日块在凉风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还叫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白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国民党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白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国民党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白进入洞中。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和罗日块吃。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国民党军来袭。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白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
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头下抽出驳壳，朝他的头部连开两。听到声的罗日块返回洞中，结果被韦昂用顶住胸口，身上的也被缴下。韦昂手持双，逼迫罗日块用刀将韦拔的脑袋砍下，装入背篓中，并逼罗连夜背下西山，交到了在武篆驻守的国民党军手中。因韦昂求情，罗日块后来被国民党放走，隐姓埋名去了凌云，最后遁入贵州不知所踪。
  当天上午，国民党东兰剿匪宣传队在武篆向南宁发电报，称“韦拔被擒获杀死，于十九日晨七时已将首级解来武篆证验确实”。1932年10月21日的《南宁民国日报》特别刊登新闻《韦拔授首证实  十九晨在东里双法峒内被农民韦昂夺手击毙》，报道了国民党军长廖磊等人先后给白崇禧发的3封电报，称“有东里农民韦昂深明大义，出峒来归，遵职所授机宜，本（十九日）晨，在东里附近之双法峒内，夺取韦拔驳壳手，当将韦匪击毙，斩获首级，解部请赏”。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加上不易核实，有关凶手的这些报道及电报内容，共产党方面及当地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收到韦拔首级的国民党军如获至宝，他们先是敲锣打鼓提头游街示众，随后更是将人头挂到武篆魁星楼上夸功志庆。韦拔首级送到东兰后，廖磊命人用药水对首级进行浸泡处理，放在玻璃鱼缸中运到百、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人民。
装成下乡医生  巧擒杀害“拔哥”主谋
谋害韦拔的凶手已经锁定，接下来该是抓捕他们的时候了。但时隔28年后，还有谁明确知道刘治、韦昂和陈的白的下落呢？经过调查，樊恒荣和陆宗祥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在田阳结过婚。
“我们赶到刘治在田阳的老家，发现他的老婆还活着。”樊恒荣说，解放前几年，刘治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田阳，他的老婆称自己也不知道刘治去哪里了。仅有的线索不能就这样断了，樊恒荣就通过当地妇联的同志做工作。她们给刘治的老婆买东西改善生活，还帮她治病，逐渐和她建立了感情。有一天，一位妇联干部假装无意地对刘治老婆说：“你60多岁了，身体有病，你丈夫也应该回来看你一下才是。”刘治老婆听后叹气说：“他解放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在哪个公社我也不知道。”得知这个线索后，田阳县公安局立即通知田阳和德保交界的所有公社，派公安特派员在各自的公社秘密摸底，寻一个高个子、高额头、高鼻梁、长方形脸的60岁左右的上门女婿。不久，一个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报告称，某生产队里有一个老人的特征与公安部门要的人很相似，还说这个老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的大榕树下，向从德保方向去田州镇赶圩的村民卖粥。
樊恒荣和陆宗祥接到信息后作了比对，确认这个卖粥老人就是刘治无疑。在研究抓捕方案时，田阳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卖粥老人所在生产队牵涉到一个反革命纠风案，村里有人与国民党特务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安部门尚未掌握全部涉案人员，如果公开抓捕卖粥老人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导致抓捕失败，只能秘密抓捕。由于当时田阳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百专区医院有下乡医疗队为村民浮肿病。经过研究决定，樊恒荣化装成医院内外科张主任，陆宗祥则假扮成内科主治医师黄医生，进村与刘治接触，借机秘密逮捕他。“既然是医生，至少要会看病呀。为此，我们专门到田阳县人民医院学习简单的医疗操作，如使用听诊器，为浮肿病人开药方、写病历等，要专业，人家才会相信。”樊恒荣和陆宗祥经过精心准备后，挑个日子，穿着医用白大褂，背着药箱就来到了卖粥老人所在的村子，为浮肿病人看病。村里的人对这两个下乡的医生很警惕，因为担心是公安人员假扮，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看到两位“医生”开出的药方都很专业，病人反应良好，警惕的村民才解除了戒心。但直到下午5时左右天已晚，樊恒荣依然没有见到卖粥老人来看病。“他实在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天快黑了只能抽身离开，如果身份暴露就坏了大事。”樊恒荣说，当时他们都很着急，要是卖粥老人再不来看病，他们只能先返回田阳，抓捕的时间只能再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