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拯救了他的⽣命⼁《钢琴家》背后的故事
⼀个硝烟中的犹太钢琴家，
⼀个幼年从集中营逃⽣的波兰导演，
电影《钢琴家》隐藏的⽞机早已超出想象。
⼤屠杀中幸存的犹太籍钢琴家斯⽪尔曼把⾃⼰的故事公诸世⼈，⽴即引起轰动。2002年，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把它搬上银幕。
这⾥回忆的，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故事。
肖邦的⾳乐在斯⽪尔曼的⽣命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
⼆战刚开始的时候，在波兰电台⼴播的最后⼀场现场⾳乐会中，斯⽪尔曼演奏了肖邦的《升C⼩调夜曲》。在波兰电台战后恢复后的第⼀期节⽬中，他同样演奏了这⾸曲⼦。
平静舒缓的开始，忧郁宽⼴的基调，似乎预⽰着千百万犹太⼈的⽣命即将终⽌的厄运。其实，波兰斯基在这⾥采⽤的完全是史实：1939年9⽉23⽇，正当钢琴家斯⽪尔曼在华沙的录⾳棚⾥录制肖邦的《升c⼩调夜曲》，纳粹的⽆情地掉落下来。
当时，斯⽪尔曼是波兰电台的⼀员，对于电台⼈员来说，肖邦是每天节⽬中必不可缺的部分。在那个年代，停⽌肖邦的⾳乐，或让它消失，或是被报时打断，都是不可能发⽣的。没有⼈敢打断他的⾳乐，或者讨论它，肖邦是神圣的。
▲《钢琴家》The Pianist 剧照▲
斯⽪尔曼天赋异禀，他看谱就像普通⼈读报纸⼀样简单。他在脑海中能够背诵乐谱，这样做只是为了锻炼⼤脑，保持头脑清醒。这让他在战后尽可能地快速回归到巡演和录⾳之中去，尽管他五年没有练琴了，可他仍有⾮凡的钢琴技巧。
在柏林的时候，他是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学⽣，在这之前，他是Józef Śmidowicz和亚历⼭⼤•⽶哈沃夫斯基（Aleksander Michałowski）的学⽣，⽽他们是李斯特或肖邦本⼈第⼆代、第三代的学⽣，所以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斯⽪尔曼是公认的杰出肖邦⾳乐演奏者。
⾳乐实际上拯救了斯⽪尔曼的⽣命？
⼀个场景描述，斯⽪尔曼、斯⽪尔曼弟弟还有⽗亲错过了宵禁，被德国巡逻队扣住了，但是当其中⼀个德国⼠兵了解到他们是⾳乐家后便放了他们。他说道：“我也是⼀个⾳乐家。”
▲在⽕车站与家⼈永诀的斯⽪尔曼▲
电影中最震撼⼈⼼的⼀个⽚段，是在钢琴家的磨难即将结束时，为了打开⼀个罐头，在⽕炉旁被德国军官发现。
当军官得知⾃⼰⾯前这个瘦弱⽆助的犹太⼈是钢琴家时，便请他弹点什么。钢琴家略微迟疑了⼀阵，似乎是惊魂未定。沉着下来后，他弹奏了肖邦的《g⼩调第⼀叙事曲》。
▲《钢琴家》⽚段《g⼩调第⼀叙事曲》▲
引⼦⾥的拿坡⾥六和弦⽤短短⼏个⼩节就铺开了宏达⽽悲怆的氛围；充满叙事性与发展张⼒的第⼀主题和柔美洁净的第⼆主题在变奏曲式的安排下交织出令⼈充满遐想的故事性；⽽最后⼀次重现的第⼀主题上发展出的那段精彩绝伦的“带⽕的急板”更是将作品的英雄性与悲剧性都推向了⼀个⾼峰。
这位军官显然是个懂⾳乐的⼈，斯⽪尔曼因此获救。不仅如此，在此后的⼏个⽉⾥，他多次回来，给斯⽪尔曼带来⾯包和⼤⾐，直到德军撤退。
生命的故事
▲终于等到苏联军队到来的斯⽪尔曼▲
可是为什么他在重要关头思考许久选了这⾸曲⼦？
《g⼩调第⼀号叙事曲》是肖邦在同乡诗⼈亚当·密茨凯维⽀的叙事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影响下创作的。
该史诗讲述的是⼗四世纪时⽴陶宛⼈反抗⽇⽿曼武⼠团的⽃争。
倭尔特幼年时被俘虏，在⽇⽿曼武⼠团的抚养下长⼤。同样被俘的民间歌⼿哈尔班，暗中以爱国思想感化倭尔特，酝酿着复仇的⼤志。后来倭尔特被⽴陶宛⼈俘虏，娶了⽴陶宛⼤公的⼥⼉阿尔多娜，并且双双决定为国献⾝。阿尔多娜⾃愿以修⼥的⾝份，关在尖塔上的⼩屋，直⾄死去。倭尔特则改名康拉德·华伦洛德，并⽴下战功后掌握敌⼈⼤权，却最终因事情败露以叛逆罪被处死，他和尖塔上的阿尔多娜作了悲惨的诀别。
那些国仇家恨的挣扎、⼉⼥情长的断舍，隐忍与暴发，荣誉与毁灭⼀切都交织到了⼀起。此时此刻直指听者⼼灵，这绝⾮语⾔所能企及。
▲《g⼩调第⼀号叙事曲》乐谱▲
在斯⽪尔曼那样的健康状况下，何以演奏肖邦叙事曲中相对粗犷的作品呢？
其实，肖邦的⾳乐对于饱受饥饿与疾病折磨的斯⽪尔曼来说，在体⼒上是个最完美的选择。因为同为波兰钢琴作曲家的肖邦，⾃从得了肺病之后⾝体⼀直⾮常虚弱，甚⾄⽆⼒到连正常的强⾳(forte)都弹不出来。
他病后在巴黎的演奏都是双臂紧贴着⾝体，完全只⽤⼿指弹琴；他的惊叹的控制⼒让他在⽆限层次的
极弱⾳(pianissimo)⾥头穿梭变换，以⾄于⼀个正常的中强⾳(mezzo forte)都让听众觉得响亮⽆⽐。
有⼈说钢琴家演奏肖邦并不需要⼒量，这个断⾔并不仅仅是因为曲⼦本⾝所要求的精细与敏感，也源于作曲家本⼈作为演奏家的⾝体条件的限制。
⾳乐不仅救了钢琴家，更拯救了战争中需要温暖的⼈。
拯救斯⽪尔曼的德国军官名叫维尔姆·霍桑菲尔德。事实上，他救斯⽪尔曼不仅仅是因为斯⽪尔曼在他⾯前演奏肖邦。这位德国⼈拯救了许多⽣命，包括了天主教徒和犹太⼈，所以他⾃然也会救斯⽪尔曼。
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营⽕。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醉，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在这期间，他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了怀疑。1940年冬的⼀天，他看到⼀德国兵毒打⼀个波兰孩⼦，因为怀疑他偷了⼲草。这件事⼜⼀次深深触动了他，他在给妻⼦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个德国军⼈，我感到羞耻。”
他的⽣活虽未能完全摆脱兽性，对于他来说，听⾳乐就像呼吸⼀样重要。在这⼀刻他需要听⾳乐来忍受这⼀切，来⽀撑他活下去，恰巧斯⽪尔曼能够提供⾳乐。某种程度上，⾳乐拯救了德国军官维尔姆，给了他活下去的⼒量。
▲真实的维尔姆·霍桑菲尔德上尉，在苏联狱中7年⽽死▲
波兰斯基在这个场景之前，已经通过⾳乐为这位德国军官是个什么样的⼈作了巧妙铺垫。当时钢琴家发现有德国⼈回来，便抱着罐头躲进阁楼⾥。这时，楼下隐约飘来贝多芬《⽉光奏鸣曲》第⼀乐章的琴声，德国军官将这段⾳乐弹奏得清冷悠怨，充满了⼈情，弥漫着惆怅和⽆奈，即暗⽰了他⼼有⾳乐灵犀、是⼀个艺术的欣赏者和同情者，⼜暗⽰了他⾻
清冷悠怨，充满了⼈情，弥漫着惆怅和⽆奈，即暗⽰了他⼼有⾳乐灵犀、是⼀个艺术的欣赏者和同情者，⼜暗⽰了他⾻⼦⾥没⽤其他德国刽⼦⼿那种凶残本性。
战后，斯⽪尔曼的许多朋友——作曲家、指挥、演员、歌⼿——都来过他家。Malinowska-Lewicka、Andrzej Bogucki 和他的妻⼦Janina Godlewska、Czesław Lewicki、Helena Malinowska-Lewicka、Władyslaw Bartoszewski ，他们和Eugenia Umińska⼀起组织了⼀场⾳乐会来⽀持斯⽪尔曼。他们不期望得到回报或者感谢，他们帮助斯⽪尔曼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必要这样做。这些⾳乐家、还有⾳乐——都有⼀个共同点——拯救了他的⽣命。
1957年，斯⽪尔曼的第⼀次国外⾳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劫后余⽣的钢琴家宁愿跟孩⼦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乐在困难时期能够抚慰⼈⼼，斯⽪尔曼在⼼情低落时会拉上⼏个⼩时的⼩提琴，这能帮助他⾛出战争的恐惧，继续⽣活。
这些“诞⽣”在⼆战”的⾳乐，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乐在历史上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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