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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电影
《活着》的比较
“当我们与现实抗争到无能为力时，便只能选择活着。”作品《活着》让电影大师张艺谋与文学巨匠余华在面对人如何承受生命苦难之时，产生了思想的火花与交集。小说与电影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娓娓道出平静心灵与波澜现实产生的激荡，让读者和观众去思索一个人和他生命以及一个人和整个时代的关系。
一、叙述方式的变化:从温情的倾听者到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
在小说《活着》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到乡村收集民间歌谣，在田边碰见福贵老人，于是与其坐在田埂上倾听福贵老人平静地叙述他波澜的一生。之后的整篇关于“活着”的故事，便是由福贵老人用第一人称直[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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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叙述出来，而“我”便自动转换为一个平凡的倾听者。有人认为，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 “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故事的讲述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过程，有讲述者，则必然要有倾听者。即使面前的对象只是安静地侧耳坐着，无论是否以说话的方式进行互动，只要有眼神交流或是心灵的内在碰撞，便是一种对对方的应答。况且，在文字作品中，有多处“我”因老人的叙述而对眼前之场景或是记忆中的画面阐发联想和感悟的段落。老人的故事在感染着“我”，“我”的虔诚的倾听也使得老人继续叙述自己的遭际。“我”并不是冷漠的第三者角，“我”的感动、“我”的真诚、“我”的怜惜也在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体验。作者与读者之间不是冰冷的隔墙，而是有温情的暖意在流动。
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叙述方式便[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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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变化，由温情的倾听者转化为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导演删除了“我”这个个体的存在，直接把福贵的故事推到荧幕之上，真实地活在观众的面前。福贵是在活着自己的故事，毛茸茸的生存质感便与之融为一体。导演站在镜头之外，无法影响主角的生存线索。而导演的喜怒哀乐却通过画面的颜、背景的音乐、人物的阴暗调等表现了出来。声与的交融在小小的影院中铺天盖地而来，观众或多或少被导演的情绪所影响着。然而福贵的故事却还在屏幕上继续，观众们可以通过理智的思考去感受福贵的一生，去冷峻地思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电影带给观众们的幸运:电影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使得观众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在锤炼着他们在面对苦难时的情绪表达。
对于小说而言，“活着”的经历是在泥土里，在血液里，甚至是在人的心里。苦难纯粹而透彻，坚持着活下去的本能让人艰难的生存状态贯穿始终，普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百姓过着波澜而平凡的人生，既是特殊[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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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普遍的。在电影中，“活着”在不同年代里对于同一个人有着不同的含义:是战争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侥幸，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的无奈，是在愚昧思想和精神动荡夹击
下的清醒，更是真正作为“人”而活下来的新的生活。从小说到电影，叙述方式的变化，不仅使得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观众的观影感受发生变化，也使得不同媒介下的生存故事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
二、情节勾连的艺术:从自然到精致
小说《活着》的情节发展基本上都是依靠福贵老人对自己一生遭遇的讲述。历经时验的老人在回顾过往的时候，是平实而冷静的。然而，故事虽然以“活着”为名，却是以身边人的死亡来穿插剧情:地主龙二反抗公社运动，拒绝交出地产，被五发子弹毙;好友老全在战场上搜寻弟兄时被无辜打死;十几岁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死;妻子家珍长年操劳，患上软骨病，医治无效而死;战友春生及其妻子在文[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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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不堪屈辱与虐待，自杀身亡;女婿在工地上搬水泥板时，被坚硬厚重的水泥板当场夹死;外孙苦根一个人在家里吃豆子不幸撑死。死亡环环相扣，贯穿了福贵老人的后半生。平和的叙述反而让死亡的主题愈发深重，是怎样一种活着的力量让一个历经沧
桑的老人忍受坚持到现在。作为一个生存个体，福贵的故事就通过他自己的口自然展开，没有刻意的渲染，但读者分明就能感受到故事里悲切的呼号与苍凉的心绪。
电影到底是一种画面与声音的艺术，大致相似的情节在荧幕上的呈现却是另一种精致的精彩:
生命的故事首先，明晰的年代线索让福贵的命运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小说中，作者是以福贵生命的自然过程为线索，时代背景只是人物命运展开的背景，赋予了情节一种现实化的支撑。简单来说，小说的线索就是福贵坎坷的命运。而在电影《活着》中，导演直接将影片分为四个部分: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及以后。这些数字便是时代最好的[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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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40 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福贵赌钱输光地产，从地主家少爷变得一无所有，借皮影出门讨生活，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从炮火和死人堆中侥幸活下来，两年后方与妻儿团圆;50 年代，全国大炼钢铁，福贵靠给钢铁工人唱皮影谋生，儿子却被下乡考察的区长的车子撞
死，丧子之痛让福贵活着的最大最好的希望泯灭;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战友春生被打成走资派欲寻死，福贵鼓励他活下去;哑巴女儿凤霞与瘸子女婿二喜结婚，福贵生活有了新希望，然而女儿却因产后大出血而死，留下刚出身的外孙馒头;70 年代及以后，福贵依旧局促的生存着，希望新的时代能给儿孙带来更好的生活。明确的时代线索，将不同的事件划归到了不同的时间维度之中。导演的设计会自然让观者去思考苦难人生与时代的关系，有庆是 50 年代的牺牲品，凤霞是 60 年代的牺牲品，两个定格的年轻生命诠释着在特定年代下“活着”的简单愿望并不是轻易能达成的事情。普通的人物心灵不得不在波澜的生存现实中激荡，除了忍受现实继续活着，别无选[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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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其次，细节的安排使得情节的发展更加精致和细腻。第一个细节安排便是皮影。当龙二将皮影的工具箱借给给福贵时，皮影的戏份便正式上演。给解放军唱皮影时，福贵是希望皮影能保全他活下来与家人重逢的;给炼钢工人唱皮影时，福贵是希望一家四口好好的生存下去;给儿子唱皮影时，福贵是想表达自己对儿子的亏欠和深沉的父爱;破四旧的时候，皮
影被烧象征着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打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最后，皮影没了，而放皮影的箱子成了外孙养小鸡的窝，含蓄地显示出福贵及其一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皮影是电影中的亮，夜幕降临，普通百姓围坐在昏黄灯光下的幕布周围，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乐趣，也是他们努力追求生活的简单方式。另一个细节便是关于“鸡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得了变成羊，羊长大了变成牛，牛长大了便有好生活”的历经几代人的故事。在电影中，这段话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福贵背着有庆送他去炼钢铁的路上，父子俩的对话温暖人心，满怀[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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