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古本序》
篇一
明先生这篇《大学古文序》写于15___年，阳明先生时年47岁，他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在江西和广东等地平定了众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边工作，一边讲学和写作，前面分享过的《祭浰头山神文》和《教约》两文均写于此年。
《大学》原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词句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所说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大人即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胸襟的人)、“君子之学”(君子即责任和道义担当的道德模范者)和“仕子之学”(仕子就是心系百姓为百姓谋利的官员)。《大学》成文于战国末期和西汉之间，记载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受到历代大儒的推崇。
后代儒学者疑心因错简而导致《大学》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误。北宋大儒程颐和程颢先后编撰《大学》原文章节为《大学定本》。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他认为《大学》有“阙文”(阙文
指有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句)，遂对《大学》“移文补传”。他认为“经”是孔子所说，由曾子所记述的;而“传”是曾子所说，门人记录的，所以就把《大学》分成了经(一章)、传(十章)，为其“补格物致知传”，又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后移，置于解释“正心”之前，形成“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的完好文本构造，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后经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学章句》地位突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成为士人应举的必读书。
自《大学》受到重视开场，对它版本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明1508年在贵州龙场的时候，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读精思，疑心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认为圣人之学本来就简易明白，其书就是一篇，无经传之分，更无经可补。于是写下这篇反映他心学思想的《大学古本序》。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为《大学》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这篇《大学古本序》中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那么，致知而已矣。”明认为是《大学》是“诚意”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亲民”都解释为“正心”、“致良知”，“物格那么知致、意诚”。“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明在文中说道：《大学》“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他指出朱熹的《大学》改本有“支与虚与妄”之病，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
这篇《大学古本序》和他后来讲授《大学》的记录本《大学问》都包含了他的哲学中心思想，是他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表达。他屡次强调圣人之心无须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明的讲学，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使得明对《大学》格物的认识，愈来愈清楚，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朱熹学的权威大大削弱，《大学》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理论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进步了人的价值和作用;阳明学敢于挑战朱熹等传统权威，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
张，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价值观三个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有借鉴作用。
我的大学读后感篇二
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
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答复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创造，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