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高质量”可以从“减负”与“提质”两个维度来衡量，而这两个维度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的，已有研究已经证实减负对于提升学习效果、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相关措施从减少家庭作业，到规范考试行为，再到改变教学内容“繁、难、偏、旧”的现象，直到规范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可以说“减负”措施越来越细，规定也越来越严。然而关于“减负”的政策规定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在于历次“减负”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有人甚至调侃：“‘减负’，即为‘正（增）’”。而即便是在这种“越减负担越重”的情况下，家长们依然焦虑：我的小孩做的家庭作业量足吗？报的培训班够了吗？会不会练得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多以至于在竞争中不占优势
从政策发布单位以及政策内容的严格程度来看，“双减”政策都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称其为“史上最严减负令”也不为过。然而，家长们的焦虑程度似乎并未因此减轻，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家长们担忧：在作业量减少，小学一二年级甚至没有书面作业、没有纸笔考试的情况下，我的孩子能学好吗？当培训机构被大量取缔，“想给小孩报个班”都难的时候，我的孩子该如何应对高考？因而，“双减”政策的实施，在缓解家长们原有
的焦虑的同时，也给家长们带来了新的焦虑点。可见，中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问题，始终和学业负担，和“减负”的规定及其效果密切相关。家长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家长们的焦虑为什么会如此普遍而严重？为什么焦虑会和学生的学业负担密切相关？为什么无论“减负”的成败如何，家长们始终都是“成也焦虑败也焦虑”？
一、 文献评述
焦虑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当中一个比较受人关注的话题。学者们围绕学生的学业焦虑和考试焦虑的成因、表现、矫治方案等进行了不少讨论。早在上世纪，学业焦虑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研究发现，中学生的一般性焦虑突出表现在学习不安上，相当比例的学生都对学业成绩存在着过度焦虑现象，且中高学习焦虑者所占比重较大。还有学者研究了学业焦虑在不同体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女生学习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但究竟是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的学生的学业焦虑更严重，不同研究的结论并不相同，陈永胜的研究发现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加焦虑，而王才康的研究则认为一般中学的学生相较于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焦虑更为显著。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术界关于学业焦虑的研究进入了更加微观的领域，例如学习焦虑导致的并发症、学习焦虑与教学模式的关系等，并开始对具体学科的学习焦虑问题进行专门化的探讨，其中以英语学科得到的关注为最。考试焦虑问题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认为，考试焦虑主要受个体和社会两类因素的影响。在个体因素方面，考试焦虑与外部动机及学生对失败的预期正相关，与内部动机、对能力的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效能感预期和学业控制信念负相关。在社会因素方面，来自重要他人的成就期望、评价反馈及失败导致的负面后果都会影响学生的考试焦虑，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心理控制、支持或压力等也都会影响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而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的过程，则可能因比较结果的不同而对考试焦虑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黄琼和周仁来的研究认为，缓解考试焦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减负政策。
上述研究对我们深化关于教育中的焦虑现象的认识有着积极作用。但检视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绝大部分研究都默认了学生才是焦虑的主体这一前提，而没有意识到学生及其家长其实是一个“焦虑共同体”。在我国，家庭而非个体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来自学
业成绩和升学的压力不但会导致学生的焦虑，同时也会令其父母的焦虑，甚至家长的焦虑可能比学生还要严重。《光明日报》就曾报道说，“双减”政策虽然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还需要再加把劲才能缓解“妈妈们的焦虑”。
素质报告书家长的话怎么写其次，已有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讨论的是诸如“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等变量和“学习焦虑”“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关于考试焦虑的研究甚至关注到了眼动、认知与神经机制等生理心理问题。这类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其生理心理机制，据此制定出恰当的焦虑调节和干预方案。因此在已有研究中，焦虑被视作个体的心理问题，需要采用心理学的干预方案才能够缓解。但事实上，我国基础教育界的学业焦虑和考试焦虑已经异常普遍，远远不是个体心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早在2012年，就有媒体报道说，“‘教育焦虑症’成为家长通病”。这就要求我们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家长焦虑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为什么无论减不减负，家长们都会焦虑？家长们的焦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要怎样才能有效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二、无处安放的家长焦虑
当“减负”并未真正落地的时候，家长们焦虑子女的作业量是否足够，培训班要不要再报多一
点，能不能比“别人家的孩子”学得更多、考得更好；真正“减负”要落实了，又开始焦虑没有辅导班，拿什么来应对高考。可以说，中小学生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家长们的焦虑史。家长们的焦虑，表面上是由学业压力，高考压力导致的，但在这看得见的压力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诉求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必须用某种方法把社会成员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上去，并且诱使他们去承担该承担的责任。社会基于不同社会位置的重要性予以不同成员以报酬来给进行激励。而将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去的一项重要工具，就是教育。
当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可能促使个体社会地位提高的教育并不包括职业教育。虽然早在1994年，国家教委《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就曾提出：“要搞好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实行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同年《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要“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近年来甚至还提出了“普职比为1比1”
的思路，可以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平等的职业观念，中职、高职的学生难以获得工资高、福利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因而，社会文化依然崇尚的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只有读书，而且读得好，学而优，才可能考入普通高校而非职业院校，进而才有可能步入仕途，实现“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的初衷。不过，这一条唯一的通道是如此狭窄，以至于高考竞争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虽然近年来高校连续扩招，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说明，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只有那些能够就读于名校，能够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到高收入、高地位工作的大学生，才有可能真正步入上层社会。因此，面临阶层固化的大环境但又试图通过教育突破阶层的限制，就必然引发体性的教育焦虑，例如：自己的小孩成绩不够好；无法竞争过他人；没法考上好大学；将来不到好工作……在这种心态下，要求小孩“成绩好”，以及在小孩的教育上投入大量的家庭资本，就成为常态。
（二）商业资本的介入和校外培训的变味
家长们的焦虑被商业机构敏锐地捕捉，将其转化为商业行为并获得商业利益。培训机构会
编印各种应试资料，以代替官方审定的教科书，教学过程也极端地强调应试。可以说，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往往并不是课堂学习的巩固和必要补充，而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极为短视的教育，不但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害，甚至可能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这种极端的针对性以牺牲学生全面发展为代价换取了学生考试分数的提高，但由于考试分数符合家长们希望籍此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愿望，因而培训机构在“应试”方面的效果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自古就有，科举时期，就有人专门自抄私编的一些“应试”类的小册子进行售卖，且颇有市场。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镫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余为从臾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板印行。未闻有坊间板。
培训机构对家长焦虑的炒作也具有类似特点。首先，对辅导班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对“应试”的效果进行夸大宣传，例如“名师授课”“一对一指导”“签约保目标式辅导”，从而将参加辅导班塑造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只要你报名，就可以得到名师的针对性指导，还可
以通过签约的方式保证靠到你心目中的理想成绩，从而上好大学，实现社会阶层的上移……其次，对培训班的名额进行限制，喊出“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之类的口号，至少要在家长心目中塑造出一种“培训班”是稀缺资源的形象，并且，短期内无法提高供应量。这样一来，培训班报得越少，报得越晚，家长就对子女的学业越不放心——“别人家的孩子”都抢到了名师指导的机会，还得到了签约保证，我家的还没有——从而导致焦虑程度的上升。
而培训班又并非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上涨也不会引起生活成本的剧增，政府干预空间不大，因此培训机构的这种炒作可以长期进行，家长的焦虑自然就始终无法得到缓解。有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司甚至会收编带着“海淀”标签的育儿进行商业营销，让“海淀鸡娃”现象来放大家长的焦虑，并最终将焦虑转化为了买课、买书、买文具的消费力。炒作焦虑带来的是家长们在子女课外补习上的巨额投入。“双减”政策规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其实也是为了限制培训机构对家长焦虑的炒作。
三、焦虑中的家庭资本投入
无论是购买学区房，还是给小孩报名课外培训班，或者参加一对一的私教辅导，都是需要
资本的，因而家庭资本在当前的教育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布迪厄对家庭资本问题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家庭存在三种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予以最高的评价。
家庭文化资本缺失或者如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学校教育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一前提有时会让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力面临挑战。高政认为，在中国的某些特定社区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影响有限。因为“文化资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时候，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一种社会资源。这样一种资源必须进入到个体的行动当中、进入到行动者的实践当中才会有意义”。所以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如果社区文化并不支持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那么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就会削弱。
既然文化资本的作用有限，那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为了让子女就读于名校而购买学区房，需要的是经济资本；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请家教、报名参加培训班等，也都依赖的是经济资本的力量。如果说家长焦虑的表现在于给小孩报大量的培训班，极力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去寻“靠谱”的私人家教，那么这种焦虑其实是和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密切联系的。学术界关于家庭资本的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的方式进行，
得出的结论大都发现家庭资本和学业成绩之间呈正相关。故而，家庭资本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概念，家庭资本越少，对子女学业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家长就会越焦虑。然而事实上，长期以来焦虑程度最高的，却并非底层人士，而是中产阶级家长。
在最底层的家长那里，其实他们是不怎么焦虑的；家长的焦虑程度随着家庭资本的积累而逐渐上升，在中产阶级这里焦虑程度最高，而后随着家庭资本的进一步增多，焦虑程度又开始降低。因此家庭资本的客观数量和家长的焦虑程度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递增关系，而是呈“倒U”形。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焦虑甚至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话题，引发了不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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