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素材】莫⾔《讲故事的⼈》
莫⾔莫⾔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们、先⽣们：
通过电视或者⽹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岁的⽼⽗亲，看到了我的哥哥、我的妻⼦⼥⼉，和我的⼀岁零四个⽉的外孙⼥。但是有⼀个此刻我最想念的⼈，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
亲却⽆法分享了。
我母亲⽣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2011年，⼀条铁路要从那⼉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更远的地⽅。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已经腐朽，母亲的⾻殖，已经与泥⼟混为⼀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些泥⼟，移到新的墓⽳⾥。也就是从那⼀时刻开始，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地的⼀部分，我站在⼤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的孩⼦。我记忆中最早的⼀件事，是提着家⾥唯⼀的⼀把热⽔瓶去公共⾷堂打开⽔。因为饥饿⽆⼒，失⼿将热⽔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拣麦穗，看守麦⽥的⼈来了，拣麦穗的⼈纷纷逃跑，我母亲是⼩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材⾼⼤的看守⼈扇了她⼀个⽿光，她摇晃着⾝体跌倒在地，看守⼈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哨扬长⽽去。我母亲嘴⾓流⾎，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的⼈成为⼀个⽩发苍苍的⽼⼈，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那个打我的⼈，与这个⽼⼈，并不是⼀个⼈。”
我的是美女小说
我记得最深刻的⼀件事是⼀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顿饺⼦，每⼈只有⼀碗。正当我们吃饺⼦时，⼀个乞讨的⽼⼈来到了我们家门⼝，我端起半碗红薯⼲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个⽼⼈，你们吃饺⼦，却让我吃红薯⼲。你们的⼼是怎么长的？”我⽓急败坏的说：“我们⼀年也吃不了⼏次饺⼦，⼀⼈⼀⼩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倒进了⽼⼈碗⾥。
我最后悔的⼀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菜，有意⽆意的多算了⼀位买⽩菜的⽼⼈⼀⽑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你让娘丢了脸。”
我⼗⼏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了⼀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进⼤门就⾼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中才感到⼀块⽯头落了地。如果⼀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寻。有⼀次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影，我便坐在了院⼦⾥⼤哭。这时母亲背着⼀捆柴草从外⾯⾛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思，她说：“孩⼦你放⼼，尽管我活着没有⼀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来相貌丑陋，村⼦⾥很多⼈当⾯嘲笑我，学校⾥有⼏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为此打我。我回家痛
哭，母亲对我说：“⼉⼦，你不丑，你不缺⿐⼦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且只要你⼼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城市，有⼀些很有⽂化的⼈依然在背后甚⾄当⾯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平⽓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分敬重。我们家⽣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我。她是个勤劳的⼈，讨厌懒惰的孩⼦，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个说书⼈。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盏⼩油灯为家⼈赶制棉⾐时，我忍不住把⽩天从说书⼈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中说书⼈都是油嘴滑⾆，不务正业的⼈，从他们嘴⾥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我会把⽩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复述说书⼈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些情节，有时候甚⾄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像是⾃⾔⾃语：“⼉⼦，你长⼤后会成为⼀个什么⼈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个贫嘴的孩⼦，是招⼈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和家庭带来⿇烦。我在⼩说《⽜》⾥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厌恶的孩⼦，就有我童年时的影⼦。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个沉默寡⾔、安稳⼤⽅的孩⼦。但在我⾝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和极⼤的说话欲望，这⽆疑是极⼤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深深的⽭盾之中。
俗话说“江⼭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很像对⾃⼰的讽刺。
我⼩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当我牵着⽜⽺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的同学在校园⾥打打闹闹，我⼼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个⼈，哪怕是⼀个孩⼦，离开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放开，让它们⾃⼰吃草。蓝天如海，草地⼀望⽆际，周围看不到⼀个⼈影，没有⼈的声⾳，只有鸟⼉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云，脑海⾥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个狐狸变成美⼥与我来作伴放⽜，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次，⼀只⽕红⾊的狐狸从我⾯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
还在那⾥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的⾝旁，看着湛蓝的⽜眼和⽜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对话，有时候我会对⼀棵树诉说⼼声。但鸟⼉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个⼩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说。很多⼈夸我想象⼒丰富，有⼀些⽂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所说的那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这本⼤书。前⾯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说书，仅仅是这本⼤书中的⼀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之中，开始了“⽤⽿朵阅读”的漫长⽣涯。⼆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个讲故事的伟⼤天才蒲松龄，我们村⾥的许多⼈，包括我，都是他的传⼈。我在集体劳动的⽥间地头，在⽣产队的⽜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在摇摇晃晃地进⾏着的⽜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起，使我产⽣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个迷恋故事的孩⼦，醉⼼地聆听着⼈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棵⼤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我遇到⼀个陌⽣⼈，也会怀疑他是⼀个动物变化⽽成。
每当夜晚我从⽣产队的记⼯房回家时，⽆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边奔跑⼀边⼤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种折磨。
我在故乡⽣活了⼆⼗⼀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车去了⼀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材⼚的巨⼤⽊材之间，以⾄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堆堆的⽊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使我产⽣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我应征⼊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出了⾼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让我恨的地⽅，开始了我⼈⽣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活中，我迎来了⼋⼗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热潮，我从⼀个⽤⽿朵聆听故事，⽤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开始尝试⽤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多年的农村⽣活经验是⽂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学就是写好⼈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篇作品，但⽂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枯河》、《透明的红萝⼘》、《红⾼粱》等⼀批中短篇⼩说。在《秋⽔》这篇⼩说⾥，第⼀次出现了“⾼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地，我这样⼀个⽂学的
流浪汉，终于有了⼀个可以安⾝⽴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学领地“⾼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
哥伦⽐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了⼀个作家必须要有⼀块属于⾃⼰的地⽅。⼀个⼈在⽇常⽣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学创作中，必须颐指⽓使，独断专⾏。我追随在这两位⼤师⾝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炉，⽽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有灵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页，我就明⽩了他们⼲了什么，也明⽩了他们是怎样⼲的，随即我也就明⽩了我该⼲什么和我该怎样⼲。
我该⼲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的⽅式，讲⾃⼰的故事。我的⽅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的⽅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的⽼⼈们讲故事的⽅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样的⼈，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我⾃⼰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譬如《透明的红萝⼘》中那个⾃始⾄终⼀⾔不发的孩⼦。我的确曾因为⼲过⼀件错事⽽受到过⽗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的经历⽆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说，⼩说必须虚构，
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是我最好的⼩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部。那个浑⾝漆⿊、具有超⼈的忍受痛苦的能⼒和超⼈的感受能⼒的孩⼦，是我全部⼩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说⾥，我写了很多的⼈物，但没有⼀个⼈物，⽐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个作家所塑造的若⼲⼈物中，总有⼀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就是⼀个领头的，他⼀⾔不发，但却有⼒地领导着形形⾊⾊的⼈物，在⾼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的故事，就必须讲他⼈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们的故事，我的村⼈们的故事，以及我从⽼⼈们⼝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兵⼀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期盼的⽬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亲、母亲、哥哥、、姑姑、叔叔、妻⼦、⼥⼉，都在我的作品⾥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说⾥露过⾯。当然，我对他们，都进⾏了⽂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成为⽂学中的⼈物。
我最新的⼩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她⼉⼦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说中的姑姑，与现实⽣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活幸福美满，⼩说
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灵的巨⼤痛苦患上了失眠症，⾝披⿊袍，像个幽灵⼀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说中把她写成那样⽽⽣⽓；我也⼗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说中⼈物与现实中⼈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因为情感充盈，仅⽤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我肆⽆忌惮地使⽤了与我母亲的亲⾝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就像我希望把⼩⼩的“⾼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世界的缩影⼀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有的⼩说则发端于现实⽣活中发⽣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部具有鲜明个性的，⽤⽆数⽣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物的、语⾔丰富多彩、结构匠⼼独运的⽂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个真正的说书⼈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分重要的⾓⾊。我⼗分抱歉地使⽤了这个说书⼈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
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过与我⼩说中⼈物同名者到我⽗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亲说：“他在《红⾼粱》中，第⼀句就说我⽗亲这个⼟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说时，⾯对着的最⼤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暗现象进⾏批评，⽽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学，使这部⼩说变成⼀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说家是社会中⼈，他⾃然有⾃⼰的⽴场和观点，但⼩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的⽴场上，把所有的⼈都当做⼈来写。只有这样，⽂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政治但⼤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活，使我对⼈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中都有⼀⽚难⽤是⾮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这⽚地带，正是⽂学家施展才华的⼴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的作品是令⼈厌烦的，但我的⼈⽣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
⽆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个现代的说书⼈，是隐藏在⽂本背后的，但从《檀⾹刑》这部⼩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
作品是⾃⾔⾃语，⽬⽆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是站在⼀个⼴场上，⾯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地讲述。这是世界⼩说的传统，更是中国⼩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的现代派⼩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成不变的回归，《檀⾹刑》和之后的⼩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说传统⼜借鉴了西⽅⼩说技术的混合⽂本。⼩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学传统与外国⼩说技巧的混合，也是⼩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些⼩说从美术、⾳乐、甚⾄杂技中汲取了营养⼀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下我的《⽣死疲劳》。这个书名来⾃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研究，对佛教的理解⾃然⼗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是毫⽆意义的。这样⼀种⾄⾼眼界下的⼈世，显得⼗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的命运与⼈的情感，⼈的局限与⼈的宽容，以及⼈为追求幸福、坚持⾃⼰的信念所做出的努⼒
与牺牲。⼩说中那位以⼀⼰之⾝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中是⼀位真正的英雄。这个⼈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辆吱吱作响的⽊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头瘸腿的⽑驴，为他牵驴的，是他⼩脚的妻⼦。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的眼⾥，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动的⼩丑，以⾄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物，这个画⾯，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天会为他写⼀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听，但⼀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座庙宇⾥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法。
我获得诺贝尔⽂学奖后，引发了⼀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个与我毫不相关的⼈。我如同⼀个看戏⼈，看着众⼈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块、泼上了污⽔。我⽣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块中钻出来，擦⼲净⾝上的脏⽔，坦然地站在⼀边，对着众⼈说：
对⼀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嘴说出的话随风⽽散，⽤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地读⼀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句。
我是⼀个讲故事的⼈，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年代，我上⼩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个苦难展览，我们在⽼师的引领下放声⼤哭。为了能让⽼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我看到有⼏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我还看到在⼀⽚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位同学，脸上没有⼀滴泪，嘴巴⾥没有⼀点声⾳，也没有⽤⼿掩⾯。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的告密向⽼师忏悔时，⽼师说，那天来他说这件事的，有⼗⼏个同学。这位同学⼗⼏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个道理，那就是：当众⼈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不哭。当哭成为⼀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不哭。
我再讲⼀个故事：三⼗多年前，我还在部队⼯作。有⼀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位⽼长官推门进来，看了⼀眼我对⾯的位置，⾃⾔⾃语道：“噢，没有⼈？”我随即站起来，⾼声说：“难道我不是⼈吗？”那位⽼长官被我顶得⾯红⽿⾚，尴尬⽽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是个英勇的⽃⼠，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个外出打⼯的泥⽡匠，为避⼀场暴风⾬，躲进了⼀座破庙。外边的雷声⼀阵紧似⼀阵，⼀个个的⽕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都胆战⼼惊，⾯如⼟⾊。有⼀个⼈说：“我们⼋个⼈中，必定⼀个⼈⼲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过坏事，就⾃⼰⾛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受到牵连。”⾃然没有⼈愿意出去。⼜有⼈提议道：“既然⼤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家就将⾃⼰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个⼈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家就催这个⼈出去受罚，他⾃然不愿出去，众⼈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家都猜到了，那个⼈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个讲故事的⼈。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学奖。我获奖后发⽣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