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尤其是先生的《文化苦旅》，如先生在《吴江船》一文中认为“枫落吴江冷”写得浸肤冷丽，高妙得让人嫉恨。我常沉醉于先生时而深重苍凉，时而清丽委婉的叙述中，感受着新旧文化的信息在先生文字背后的奔腾冲突。《信客》便是这样的文章，它关注着中国农村丰富的文化现象。《信客》一文侧重抒写了一位年轻信客的生命流程。“信客”是“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的主要依靠”，他们奔走于城乡之间，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他们谈论的话语是“中国近代城乡的变化史料”，他们的生命见证了城乡的变迁。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清晰了文化在这变迁中所实现的传承与更新。
一、文化的冲突
“都市里的升沉荣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
“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作者寥寥数语向我们揭示了：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宏广的“农村力量”对“城市文明”的窥探，及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给予“农村力量”的冲击。
在农村，这个相对封闭的结构体系里，生活相对静止。由于长期从事较简单且重复的物质劳动，人的思想容易守旧，对新生事物的认识相对迟缓，进而接受也就显得更复杂，过程冗长。他们固守着传统，又被新思潮所苦，如文中所提“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而这些人多数“只是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么稀罕物品”，他们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可见城市出现的新事物对他们的神经的震颤。但缺乏竞争、冒险与向外扩张的意识，让他们对城市文明始终是一种“觊觎”的姿态。
而繁荣喧嚣的城市，有着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态，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的信息的大量涌入、冲击，人们怀疑着旧有的传统、规则，改变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市用新的观念去接纳、消化社会乃至世界发生的一切。对物质文明的追求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个人的奋斗、冒险等也被认同，甚至被鼓励。她改变着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也改变着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们。如文中写到一打工者到城市发财之后，只顾自己享
乐，与时髦女郎同居。之后，他还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诬陷善良的信客为小偷……读到此处，我们可以想见其“生态环境与心理习惯”已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亦能隐约的感受到都市于追逐、享受物质者的宽容，对违背传统道德者的忍耐。
信客因奔走于城乡之间，感受着城乡的冲突、新旧文化的交战，因而是“农村的神经系统”“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他们自身也体现着这种冲突、这种变化。
二、文化的传承
旧有的文化，千百年传袭下来的文化中，崇尚道德，关注人际与人伦关系多于关注物质文明的文化特质，在农村，被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
1、担承
对社会的担承，亦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意识。文章中，有一位年老的信客，因在一次帮人托带红绸时裁下了“信客窄窄”的一条留为己用，栽了跟头，失去了一生的信誉。他“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他是如此的痛苦悲愤，但“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蹋
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他已不能承担了，但必须有人来承担。在他，对社会的担承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即使自己是极卑微的。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这似乎是生活的挫败者对生命的挫败者的同情与理解，年轻人成为了信客。
年轻信客的生命中也有着老信客所遭遇的艰辛与怀疑。他因通报外出谋生者客死他乡的噩耗而被大声呵斥、送去简陋的遗物被深深的怀疑时，“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这是一句极干脆的回答。“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经历艰苦磨难时，他所坚持的何尝不是对他人、对社会的一种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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