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的家族⽂化，为何如此兴盛？
时间在流逝
我们⼀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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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有意思的⼀篇⽂章，对于我们了解潮汕地区⼀些民风易俗很有裨益。
鲁迅曾说，真的猛⼠，敢于直⾯惨淡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
所以，我们要敢于接受不同的声⾳和质疑，现在⼀起进⼊另⼀个世界。
根深蒂固的宗族⽂化可能是⼈们对潮汕的第⼀印象。
祠堂、长⽼和繁复的礼数⽀起潮汕⼈社交的三⾓。在潮汕，任⼀⾏业中必然得到⼀串相互⽀持的同
姓⽼板；⼀个企业背后肯定有⼀票⾎脉相通的周边商；哪怕⼩⼩村⽀书，也⼤概率来⾃丁⼝兴旺的家族。
为什么潮汕宗族如此发达？为什么在北⽅宗族结构基本⽡解殆尽的今天，潮汕依然能将宗族发扬光⼤？潮汕宗族到底给潮汕⼈带来了什么？其实，当代潮汕宗族的繁盛，并⾮凭空出现，⽽是深远的历史传统于今⽇再现。
多难兴宗族
需求驱动市场。历史上，潮汕宗族这⼀“产品”的出现与兴旺，全赖民众在苦难现实中的呼唤。
幼儿园中秋节活动设计方案唐朝以来，潮汕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海上贸易门户，拥有柘林湾、程洋岗、樟林港等近⼗个良港。海运和贸易的发达，让恩格斯也赞叹“汕头是远东地区唯⼀⼀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城市”。
⽽哪⾥有商船，哪⾥就有海盗。明朝初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兼职海盗。官兵来查，他们变⾝渔民，曳⾈捕鱼，⽼实巴交；官兵⼀⾛，他们化⾝海贼，明⽕执仗，凶神恶煞。到了晚明，海上掠夺成了不少⼈的职业选择和⽣活⽅式。
19世纪初的南中国海海盗。／The Patriots
当时最著名的海盗组织——林凤海贼团，全盛时期有三百条船，逾四万⼈，战⽃⼒爆表。1574年，他们甚⾄打下了西班⽛殖民者的菲律宾总督府，堂⽽皇之安营扎寨。
潮汕⼈饱受海盗之害。1552年，潮州有95万⼈。翌年，海盗起兴，于随后⼆⼗年间⼤举⼊侵18次。1574年，潮州⼈⼝暴降⾄71.25万，减少了四分之⼀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普通⼈单匹马，⾯对成结队的海盗毫⽆还⼿之⼒。想要⾃保，唯有团结。在国家海防不牢、安保市场空⽩的古代，建⽴在⾎缘上的宗族成了组织这场⼈民战争的天然⼒量。在宗族的动员调度下，反海盗战⽃紧锣密⿎地展开。
以宗族为单位的防务收效甚⼤。《潮州府志》载：“古时⼤乱……初⽳洞⼭楼，苟存⽣命，后遂有负固（村寨）者，往姑不论……”。1630年，潮汕地区的⼈⼝⼜重新达到95万，在⼈如草芥的乱世中，年均增长率竟有5.2‰。
凭宗族庇护幸存下来的潮汕⼈，⾃然牢记团结宗族这⼀最要紧的⽣存策略。
宗族为防海盗⽽建成了⽯隘门。／Pinterest
16世纪后叶，⼤规模海盗危机解除，社会的稳定带来了⼈⼝的增长，这时潮汕⼈开始⾯临新的困境——耕地不⾜。
学者黄挺根据《嘉庆重修⼀统志》得出这⼀时期潮汕的整体⼈⼝增长速度达到了9.1‰。到1812年时，潮汕⼀地容纳了221万⼈，⽐清初翻了⼀倍还多。
但潮汕的耕地远不能满⾜剧增的⼈⼝。明清史专家郭松义推算出全国⼈均耕地⾯积约为7.8亩；但位于两⼴丘陵的潮汕，多⼭坡低⾕，⼈均耕地只有3.4-3.7亩，还不及全国平均⽔平的⼀半。
紧缺的耕地⾃然引起鹬蚌相争，潮汕的富商⼤贾甚⾄政府军队与民争利，囤积⽥地⾼价出租，以致⼤量底层民众⽆地可耕，⽆粮可⾷。于是，潮汕⼈打响了以⼟地为核⼼的争夺战，宗族在其中发挥了巨⼤的作⽤。
⼀⽅⾯，宗族为⼟地纠纷提供了调解的场所。不管是⾃家的⽜被强占，还是地被强占，亦或是⽜和地⼀起被强占，当事⼈都能“由亲友耆⽼和解”。如不成则“诉诸各房分祠”，交由族中德⾼望重之⼈处置，再不成还能求助于叠绳堂——宗族间长⽼联合会议。
另⼀⽅⾯，当⼟地⽭盾激化，⾔语调和不得时，宗族变⾝武⼒取胜的坚实后盾。宗族为争地械⽃出⼈
出钱，做好“战争”的动员和后勤。
《豪⼭陈⽒族谱》中着重记载了某次争地械⽃中死去的40多⼈，并在其名字后加上简单的事迹介绍，⽐如“ 御敌为⽗卒贼”、“捍寨武勇奋举”、以及“守寨杀贼，以戕其躯”等。
宗族的努⼒最终让粮⾷危机得到了缓解。到清代中期，尽管⼈⼝依然爆炸式增长，但潮汕已经摆脱粮⾷危机，并⼤宗出⼝稻⽶。明代嘉靖年间，揭阳县共有耕地616350亩，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实际耕作的⼟地已有656173亩，⼈均耕地⾯积也达到了15.6亩，⼀洗不及平均的前耻。
野⽕烧不尽，春风吹⼜⽣
潮汕⼈利⽤宗族抵御外部风险，安全地度过了⼀次⼜⼀次天灾⼈祸。但没想到，潮汕宗族本⾝却遭遇了最严重的⼀次危机。
⼆⼗世纪中叶来临，族权变成了“ 压迫中国⼈民的四⼤权⼒体系之⼀”。宗族被当作“⼀种地⽅势⼒、富⼈的腐败政权⼯具、迷信和封建习俗的阵地以及反抗政治权威的势⼒”。
秉承这⼀理念，在新民主主义⾰命中，解放区的宗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新中国成⽴后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宗族浪潮，潮汕地区⾃然不能幸免。
调漂图解据⼴东省⼟改委员会统计，建国时，潮汕地区60%以上的耕地由宗族所有，33%的⼟地是专作族产的公尝⽥。经过⼀轮⼟改，潮汕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耕地⼤平均，⼈均亩数为：地主0.68亩，富农1.16亩，中农1.01亩，贫农0.93亩，雇农1.03亩。
但我们站在今天的⾓度去看宗族历史，会发现潮汕、福建和江西部分地区的宗族顽强地活了下来，⽽北⽅地区的宗族基本都灭绝了。潮汕宗族究竟有怎样的⽣存秘诀？
事实上，⼀波⼜⼀波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造，并没有彻底清除潮汕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识。在建国后⽕红的三⼗年中，潮汕的宗族之⽕并未熄灭，只不过转如地下，保存⽕种。
数量可观的族谱在60年代销毁古物的风潮中逃过⼀劫，同时在宗族⽣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祭祀仪式也保存了下来。
姜宗族长⽼还⾃⼰当起了村⾥⼩官，学者黄挺在60年代下乡住到林姓的单姓村，发现每两年⼀换的⼤队书记和队长就由该姓的三个房头轮流担任。同时，他也观察到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如处理邻⾥⽭盾，商讨购置农机等，代表官⽅的⼲部通常不如曾担任宗族长⽼的⼈有威望。
南北宗族复兴程度的差距可以从政府管制的严宽上到原因：北⽅靠近中央，宗族不敢造次；南国天⾼地远，国家权⼒有着许多不及的⾓落。⽂化上的宽严不⼀，注定了北中国的宗族不会恢复到历史上的顶点。
因此，改⾰开放后，政治解严、经济解冻，潮汕宗族再度繁荣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潮汕宗族复兴很⼤程度上有赖政府在其起跑阶段的巨⼤助⼒。真是衰也政府，兴也政府。
潮汕的华侨资源极其丰富。1911年时就有294万潮汕⼈在异国经商，建国前部分宗族约有2/5的成员在海外⽣活。好用的眼霜
⽆处不在的潮州会馆／Blogger
⼋⼗年代伊始，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的潮汕⼈到⼤陆投资，便改变⼝径，不再将华侨称作帝国主义的特务和间谍，⽽是亲切地唤为炎黄⼦孙和龙的传⼈。
⼋⼗年代末，九⼗年代初，政府将⾎浓于⽔的宗族纽带当作宣传⼯具，号召潮汕华侨回乡探亲，让他们在亲情上头时⼀激动给家乡带来外汇和投资。1997年，普宁市的颍川源流研究中⼼华侨福利会就在这⼀背景下诞⽣。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潮汕地区的政府允许了潮籍侨胞与故⼟宗族的“重修旧好”。这在九⼗年代的民间掀起了复修族谱、再建宗祠的热潮。
华侨对宗族兴起的带动作⽤不⾔⽽喻。尽管北中国的宗族在古代同样繁盛，建国后和潮汕⼀样遭到政府打压，但北⽅宗族把鸡蛋都放在国内这⼀个篮⼦⾥，没有在海外留下备⽤种⼦。所以，当九⼗年代潮汕华侨络绎不绝地寻根祭祖，引发攀亲认戚的狂潮时，北⽅⼤地⼀⽚死寂，没有⼈来唤醒北⽅⼈的宗族意识。
跟着宗族有⾁吃
不过写到这⾥，我们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潮汕⼈要抱着宗族不放？
要知道，⽆论是海盗的骚扰、⼟地的战争还是政府的管控，多灾多难并不⾜以解释潮汕宗族为什么能
宗亲够留存数百年之久。如果遇到风调⾬顺的年份，宗族这⼀共同体本应该彻底⽡解。
事实是，潮汕⼈意外发现了宗族最核⼼的作⽤：做⽣意。宗族不仅帮潮汕⼈解决了海盗问题、温饱问题，还帮他们铺就了经商致富的⼩康路。
早在第⼆次鸦⽚战争后的1860年，潮汕成为新⼀批开放⼝岸，他们围绕在宗族旁侧，以家庭企业的形式激活了经商技能。
潮商起步的年代，市场并不健全，缺乏稳固的信⽤体系，后者乃商业之本。宗族的出现让这⼀难题迎刃⽽解。
⼀个⼈的信⽤不⾜以让商业伙伴信服，但加上宗族⾥成百上千号⼈就让⼈安⼼得多。宗族内牢固的家族关系成就了地⽅性商业信⽤⽹络。宗族之所以愿意为个⼈担保，是因为在宗族观念下，个⼈对宗族负责，宗族对个⼈拥有“所有权”，族⼈⼀荣俱荣，⼀辱俱辱。
除此之外，在商业运作中，宗族为潮汕⼈提供了必要的商业资本，有宗族站在背后撑腰，⽆往不利。
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就是潮汕⼈，他创办国美的初期以及后来成功争夺国美的控制权，就是依靠家族集资的⼒量。如今尽管黄光裕锒铛⼊狱，但国美电器的运营仍掌握在他所在的宗族⼿中，他本⼈也依然在幕后策划。
黄光裕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普通⼈商业素养不甚发达的年代，潮籍商⼈想靠谱的帮⼿扩⼤经营，也只能在本族挑选对商战⽿濡⽬染的亲友。恰合孔飞⼒（Philip Alden Kuhn）之⾔：“中国侨民企业不过是家庭纽带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
当代潮商中另⼀个巨头宝能系从创⽴开始，就带有潮汕特有的宗族⽓味。宝能集团⾥的姚振华和姚建辉兄弟俩轮流交换法⼈代表和董事长的职位，哥哥负责快速现⾦流，弟弟主理宝能控股。
土豆产量珠江集团的朱孟依家族实⾏的也是家族管理企业，朱孟依的⼤哥朱拉伊主管⼴东新南⽅集团有限公司，三弟朱庆伊主管珠光集团，但朱⽒三兄弟旗下这众多公司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得到宗族帮助的潮籍商⼈在回报恩亲上也毫不吝啬。
发了财的潮汕商⼈回到家乡⼤肆祭祖，修缮宗祠，以此感谢宗亲在发迹前的赞助。据统计，⾃1860年开埠⾄1949年，潮汕民间修建祠堂2000余座。宗祠与祭祖的豪华程度也成了宗族间彰显实⼒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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