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艾菊红
内容提要基督教于18世纪后半期传入朝鲜半岛（亦称韩半岛），在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基督教以韩人主动引入的独特方式开始
传入朝鲜半岛，特别是通过《圣经》的翻译加速了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在韩国特定的
放运动的带领者，同时也是推动韩国政治民主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
在文化涵化的作用下，韩国基督教形成了自己本土化的、具有韩国特的神学体系，从而
使基督教在韩国实现了本土化，并成为基督教在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韩国基督教本土化民族主义
基督教①在18世纪后半期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很快就在朝鲜半岛扎根，并且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目前韩国的基督新教徒人数达到861643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5%；天主教徒
5146147，占全国总人数的20．6%。②韩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使全世界为之侧目。人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基督教传入韩国的时间只有短短200多年，为什么基督教能被韩国人所接受，并且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韩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完全相异的文化，同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基督教的发展都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即使在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也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文化障碍，作为一种西方外来宗教不被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接受。但基督教在韩国的境况完全不同，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对韩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督教传入韩国之后与韩国本土文化较好地相互融合，基督教在韩国传播初始即刻本土化有密切关系。韩国学者李德周教授认为教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民族化的背景下，福音被接受、传播和调适的本土化的过程。③当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朝鲜半岛的民族和文化环境下，被韩人所理解、解释和表述成其自己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本土化。本文试图从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视角来解析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
一、韩人主动引入基督教
17世纪的朝鲜王朝在壬辰倭乱（1592—1598年）以后国力衰微，内部党派纷争造成社会分裂，整个朝鲜王朝一派凋敝。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儒学自朝鲜开国以来就成为国教，在整个朝鲜王朝500多年的历史当中占据统治地位，但在这个时期也正处于衰落的状态，无法继续维系韩人的思
①②③在未特殊说明之处，基督教是指新教和天主教。
2005年韩国统计厅数字，载www．kostat．go．kr．
Deok-JooＲhie，“From the Alien to the Familiar：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Early Christmas Celebrations in Korea（1884－
想，整个国家处在一种彷徨和苦闷的状态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眼光转向外部世界，寻先进的思想文化。当时朝鲜的赴明使节，在中国接触到了天主教传教士带入中国的一些西方科技书籍和相关的思想，包括天文、地理、历算、物理、文学、哲学与宗教等，并将这些书籍带入朝鲜。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以及其他一些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基督教教理书籍，如《性理真诠》和《七克》等在这个时期被带入到朝鲜半岛。这些书籍在朝鲜知识分子中广为传阅，引起了一些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理论上接纳和赞赏天主教这种与朝鲜传统文化完全相异的文化，而且将其付诸行动，成为天主教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①1784年3月，朝鲜知识分子李承熏在北京接受天主教洗礼之后返回朝鲜，旋即与李檗、丁若钟、权日身等人建立了小型天主教聚会点。仿照北京天主教会的模式，推举了主教和神父，为信徒施行洗礼和祈祷仪式等圣礼，并巡回各地传教，天主教自此正式传入朝鲜。1794年，北京教区派神父周文谟入朝鲜宣教，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的神父，据说当时的信徒约有4千人。②韩人接受天主教是韩人自己主动接受并引入朝鲜半岛的，并非西方传教士主动输入，这在世界教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新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也是首先有时居海外的韩人李应赞、徐相仑和徐相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后，由徐相仑返回朝鲜所自主开办韩人新教教会，第一个教会建立
在松川一带。和天主教情况相似，在新教传教士正式进入朝鲜半岛之前，半岛已经出现了一批新教教徒。
也就是说，在西洋传教士正式入韩前，“不仅天主教已有百年沧桑的历史，而且新教也已自邻近的中国和日本渗入韩境，且有了最初的一批韩人信徒”。③无论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是在没有外国传教士的干预下，完全由韩人自己建立的，自然就会带有浓厚的韩文化特点。而且这样的传入方式，是韩人主动寻求的结果，尽管天主教在其传入后的百年间经历了各种挫折，但天主教依然在高压下不停地发展成长。从1874年天主教正式入韩到1896年高宗正式宣布废除禁教令时，整个朝鲜半岛已经有34名神父、3万余名信徒。④在严酷的压力之下，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这说明在当时韩人社会确实对于这种外来的新宗教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也为将来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韩国基督教历史学家延世大学崔在建教授认为，朝鲜半岛接受和吸纳这种新的宗教，部分是由于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的内部需求，部分是文化涵化自然过程中的一种形式。⑤也就是说，基督教是在当时朝鲜半岛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由于韩人⑥的强烈需求而被接纳的，当被引入朝鲜半岛之后，自然会与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发生交融和碰撞，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涵化，从而使基督教在朝鲜半岛逐渐扎下根来。
二、传教方式与韩人教会的本土化
基督教是一种非常排他的宗教信仰，强调一神信仰，视其他的信仰都为偶像崇拜和邪灵崇拜而加以排
斥。因而当基督教传入非西方社会之后，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传教士，往往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正统性，而当地人则因原本的信仰体系对于神或者上帝有着不同于基督教的观念，很容易造成基督教与当地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典型的例子如：天主教在传入中国之初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下的祭祖相互冲突。在天主教的观念中，祭祖是一种偶像崇拜，因而加以反对，结果导致天主教的传播在中国遭到阻碍。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采用了变通的方式，认为祭祖是中国人对于祖
①②⑤⑥
王春来：《“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五辑），1998年，第265—284页。
③④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8、22、63页。
Jai-Keun Choi，Early Catholicism in Korea，Seoul：Handl Publishing House，2005，p．37．
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时，今日南北分裂局面尚未出现，本文因为论述的主要是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问题，所以本文采用
先的纪念，因而归信天主教的天主教徒也可以参与祭祖，认为只要不在其中掺杂有祈求、崇拜等成分，就与天主教教义不相违背，这样就解决了天主教和中国传统祭祖之间的矛盾。而且利玛窦等传教
士非常注重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从而使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天主教，所以在利玛窦等人的努力下，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度比较顺利。但当罗马教廷宣布耶稣会士允许中国信徒祭祖是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时，立刻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导致康熙年间的全面禁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此受挫，这就是天主教传教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这也充分说明了传教方法对于基督教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关系到基督教在一地传播的成败。基督教在韩得以传播成功，特别是新教得以发展壮大，与当时传教士所采纳的倪维斯（John Livingston Nevius）传教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倪维斯传教法强调要重视教育，注重培养当地的学生成为教师，培训本地教会领袖，让本地教会能够独立运作，而不受制于西方宣教士，其目的是建立起自传（self-propagating）、自养（self-supporting）和自治（self-governing）的地方教会。这种传教方式使韩国教会在建立之初就有强烈的本土化趋势，无论是在传教方面还是教会建制方面都具有韩人自己的深刻文化特点。特别是教会自养，不仅限于教堂建筑，而是延伸至兴办学校、医院和发行《圣经》等机构，都由韩人独立自主完成。除非在韩人不能完全自足的情况下，国外宣教士才给予一定的帮助，一旦时机成熟，宣教士的资金和人力就会撤出。这样的自养方式，使韩人在资金上不再依赖外国宣教士。教会史家白乐睿认为，自养是“韩人教会本土化的房角石”。①重要的是这不单单是指经济方面的自养，更是精神上的自养，韩人教会很快就获得了凝聚力和独立性。
倪维斯传教法注重在传教过程中，慎重考虑韩人本土文化，通过韩人文化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这是
其传教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倪维斯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在传教过程中的三自原则，而是让福音与当地人的思维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斯传教法是韩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始作俑者。倪维斯传教法的应用，使韩人基督徒从精神上得到了独立，也养成了牺牲奉献的宗教习性。从此教会的增长速度大大提高，教堂也在韩人自己的努力下建造起来，而不再依赖外国宣教士的资金，教会的治理也开始在韩人的主持下独立运作。特别是1907年的宗教大觉醒进一步促使韩人教会迅速成长壮大。1919年的“三一运动”与韩人教会的自治有密切关系。这场运动没有外国宣教士的参与，完全由韩人自己发起和领导，其中基督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显示了韩人教会的自治能力。尽管倪维斯在韩国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正是倪维斯传教法的运用，朝鲜半岛的基督教在传教初期就有了迅速发展，这对朝鲜半岛基督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延伸到现在的韩国教会。克拉克（Charles Allen Clark）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在韩国一样，采用了倪维斯传教法，从而使传教获得了极大成功。②
三、《圣经》的翻译加速了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基督教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依托的宗教。《圣经》被认为是神所默示的，由先知写下来的经典，因而被认为是上帝的话语。而且《圣经》文本中也清楚地表明，上帝在话语中创造了世界，③上帝就是话语。④也就是说基督教所依赖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其传播更是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到非西方地区传教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字，并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
①③④②George C．Paik，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Korea，Seoul：Union Christian Press，1929，pp．152，269．
《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凭话语。“神说：‘要有光。’……”（《创世纪》1：3）。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英文：“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圣经》。基督教传入韩国后，新教十分重视翻译韩文《圣经》，这也是基督教传播最为重要的一步。
朝鲜半岛一直以来语言和书写系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日常语言是韩语，但是书写系统则采用汉文。但是由于汉文比较难学，通常只有贵族阶级才能有机会进行学习。因此在朝鲜半岛，一般是士大夫阶层使用汉文书写系统。普通贫民根本没有学习文字的机会，文盲比例非常高。为了方便人们学习和使用文字，1443年，世宗大王责令学者研究和创制了一套根据拼音文字———“谚文”，即《训民正音》，被称为“韩古儿”（“hangul”），共有28个字母，简单易学。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文字过于简单，而不屑于学习，仍然继续使用汉文，认为韩文是没有地位的贱民所使用的粗俗的文字。因而韩文发明以后，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中下层阶级中流传。
《圣经》翻译成韩文本土文字的意义非同小可，只要掌握了字母，很快就能学会这种文字，非常易学。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妇女和儿童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能完全掌握阅读和书写。当《圣经》翻译成韩文之后，通过学习《圣经》，下层普通民众有机会，也很快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同时也由于韩文《圣经》的学习，上层阶级也开始接受韩文，甚至非基督教之外的人士也开始使用，自此韩文开始在朝鲜半岛普及，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文化教育事业在朝鲜半岛的兴起。韩国著名文学史教授崔胜贤如此评价：“韩文《圣经》的翻译对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影响作用绝不能低估，不亚于任何上帝的救赎工作。”①通过韩文文字的普及和使用，西方新的思想和文化也随之被韩人所知，并被接受，这直接影响了韩人的思想，使长久以来韩人所渴望的自由、平等与民主在这片土地上开始萌芽。可以说由韩文《圣经》翻译所引发的韩文的普及，为后来民族独立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学者对此的评论是，“突然之间，那些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通过这些印刷的书籍看到了大光。传教士们复兴了这种韩人本土的文字，为韩人特别是妇女开启了新的时代。传教士复兴了‘韩古儿’，奠定了本土新的文学与改革民族主义相互联系的基础”。②
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还承载着民族文化，具有凝聚民族感情的作用。它常常是认定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符号，也是构建一个民族的重要工具，一个民族通过语言文字来延续其民族的共同记忆与共同血缘。语言学家索绪尔说：“一般地说，语言共同体常可以用民族统一体来加以解释……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加重要。”③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也特别强调了语言文
字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最初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④“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⑤库尔马斯提出过两个概念，语言社区（speech community）和书写社区（writing community），前者是指个体以语言作为相互认同的标志，后者则是以文字作为认同的标志，两者都有身份认同的功能。而文字比语言是更强有力的符号，很多时候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标志。⑥由于语言文字承载着一个体的文化，所以也可以说语言和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际、记录工具，而是文化的象征，具有了文化身份。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德国等国家都从文字或者仪式的角度建立其本民族的主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因而韩文本土文字的使用，使韩人摆脱汉字，使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这无疑极大增强了韩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凝聚力。《圣经》的翻译
①
②③④⑥Yeon-Hyun Cho，“A History of the Modern Korean Literature，Seoul，Korea”。转引自Jeong-Man Cho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ible Translation，A Dissertation of Fuller Theology Seminary，1985，p．293．
Spencer J．Palmer，Korea and Christianity，Seoul：Ｒ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1986，
pp．76－77．
〔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2页。
天主教圣经⑤〔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141页。
〔美〕佛罗里安·库尔马斯：《文字、语言和认同性问题》，载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民族出，2007。
使原本使用汉文作为书写系统的韩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本土文字，摆脱了语言和文字两种不同系统所造成的困扰。韩文文字所象征的是韩人自己的文化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进行书写和保存，这无疑使韩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很大的满足，为其民族主义的强化提供了载体。
《圣经》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需要用韩人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来阐释《圣经》，如此翻译出来的《圣经》才能够为韩人理解并接受。传教士们在翻译韩文《圣经》之前，必须要了解韩人的语言、历史、艺术、文学和风俗习惯等，并且他们也在通晓中文和韩文的韩人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翻译韩文《圣经》。韩文《圣经》的翻译，是用韩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圣经》进行
翻译，因而说这样的《圣经》翻译，促使了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最为明显和重要的例子，就是韩文《圣经》译本中所使用的几个重要的词汇，特别是上帝———“哈那尼母”（“Hananim”）这一词汇的翻译，对于韩人接受基督教的至高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哈那尼母”这个词是韩语本土词汇，就是最高的天神。来自萨满教对于最高神的称呼，这个神凌驾于萨满教其他神灵之上。“哈那尼母”的最初来源很可能与韩人的檀君神话有关，①“哈那尼母”、“哈奴尼母”（“Hanunim”）、“哈奴儿”（“Hanul”）这三个词的来源都是“哈”（“Han”），意思是“天”、“独一”的意思，“尼母”（“Nim”）是尊称的敬语，因而“哈那尼母”的意思就是“尊敬的独一的天神”。这一词和基督教里面的上帝观念非常接近，而且“哈那尼母”是一位有着人格的无形的神。在韩人的心目中，“哈那尼母”这个词汇并非是人格化的神的表达，而是一个非宗教性的、中性的词汇，用来表达世界的创造者和掌管者。作为韩人始祖的檀君，则是天帝之子，经由熊女降生，这和基督教中耶稣是上帝之子的观念有某些类似之处。由此看来，基督教中独一的上帝的观念与韩人本土宗教中已经存在的神的观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基督教中的上帝与上帝之子的观念也与檀君神话有相似之处。因而将基督教中的“上帝”翻译成韩语的“哈那尼母”，使韩人非常容易接受“上帝”这一观念，在理解基督教的“上帝”时，没有任何困难。如此一来，基督教中的“上帝”就被翻译成韩语的本土词汇“哈那尼母”，使原本与韩文化不相关的一个异邦的神，通过翻译而被韩人所接受，而将原来本土的神置换成为了基督教的“独一的上帝”。对于传教士们来说，使用这一词汇也非常有帮助，因为“哈那尼母”的信仰不同于萨满的信仰，“哈那尼母”的信仰已经排除了其中粗俗的自然崇拜，所有的韩人都认为“哈那尼母”是宇宙最高统治者，已经完全与外界的各种神灵与恶魔不相关。因
而这一词汇的翻译在韩人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中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也就是用韩人自己的语言构建起基督教的上帝的观念。在许多文化中，基督教的上帝与本土的神灵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与冲突，从而阻碍了基督教传播，而在韩文化中这种冲突并不存在。能够准确地使用当地词汇来称呼“上帝”，这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当地人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还有助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这也是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能够很快被韩人接受，并迅速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基督教与韩民族的民族主义
基督教传入时期，正是韩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韩人渴望将民族和国家从危难中拯
①檀君神话记载在13世纪晚期高丽僧人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纪异》中，原文为：“古记云：昔有（天神）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今平安北道妙香山）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桓雄，愿化为人。时祌遗灵艾一柱，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都平壤，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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