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国文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以风格鲜明而著称。《卖书记》是一篇记述作者在不同时期三次卖书的经历,卖书虽是个人小事,但却能以微知著,以小见大。作者通过卖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人间的关系。
[关健词]李国文;《卖书记》
李国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个性的作家,其作品历来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瞩目。2002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该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在“文学先生”评选中,产生了三名入围作家,其中李国文先生排名居第二位,仅次于王蒙。其他类型作家的评选设置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单就“文学先生”这一称号,我想是有它的科学性的,这也表明李国文先生的影响确实很大。早在1957年,作者就因为写短篇小说《改选》,揭露官僚主义的弊病,而被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作者终于焕发了创作的青春,接连写出《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
天》(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危楼记事》(1984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脍炙人口的优秀长短篇小说,并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一流大家的地位。作为当年的老“右派”,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笔耕不辍,且大有一发不收之势。近年来,似乎又有些欲从历史中挖掘新思想的苗头,我们看到了《重新评点》、《莎士比亚传》等作品,还有有关《红楼梦》的评论,历史上的一系列“名人之死”,诸如《司马迁之死》、《李煜之死》、《李白之死》、《张居正之死》等,都写得有声有,入情入理,不仅见解新颖精辟,剖析全面深刻,而且语言风趣幽默,嬉笑怒骂,褒贬态度鲜明,读后令人难忘,令人深思。
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大学语文》(增订本),选了李国文先生的《卖书记》。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记述了作者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三次卖书的经历,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了当时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作者并未仅仅停留于此,而是以当时的社会为背景,反映了当时人们被扭曲的人格和非常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卖书本是小事,但作者却能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并且妙笔生花,因此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章的标题是“卖书记”,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也可以说是“卖书难”。文章的开头,作者就明
确地说“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结尾处也说“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其中的“难”当然并非指一般的困难,而是每次卖书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买书、读书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和爱好,有时甚至视书如命,因此,让他们轻易地把书卖掉,那当然是很不容易,极其痛苦的。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可是卖书,特别是自己不想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你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里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结合全文的三次卖书,总地来说,作者所谓的“难”,实际上是“痛”。
三次卖书的原因各有不同,50年代、70年代和60年代的大背景分别是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50年代卖书,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给别人留下辫子和口实,而在他人的“帮助”“挽救”下,在对革命的幻想和憧憬的迷惑下“自愿”的主动的行为,因此,文章中屡次提到“真不该卖掉”之类的话。因为有些书过后不仅买不到,而且根本不出版了,对此,作者不能不深感痛悔和遗憾。
60年代卖书。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生活非常艰难,有时甚至连生存都变得极其困难。要工作,但饿着肚子如何能行,于是,“卖!”凡是能变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知识分子比其他人占
优势的就是手头还有些精神食粮,但毕竟只是精神食粮,吃它不足以活命,于是只能将精神变物质,卖书!由于收购书刊也有限制,所卖物书报刊必须不脱不缺才能打六折,否则只相当于卖废纸。没办法,借朋友的几本杂志也只得赔上,用作者的话讲就是连“朋友的一份友情也变卖了”。所以第二次卖书的“难”主要是难堪。
第三次卖书是7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最荒唐的时期。大搞阶级斗争,大搞“”。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但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面最广的莫过于十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书有限,“坑”的儒更有限。而十年中我们“焚”了多少书,坑害了多少知识分子!在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根本不能同秦始皇相提并论的今天,荒唐的程度居然远远超过秦始皇,超过历朝历代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像李国文这样的典型“右派”,更是只要抓住个蛛丝马迹,便会高帽游街,甚至棍棒相加。因此书已成了最大的祸害。为了不给留下任何把柄,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等极少数书外,不能留下任何祸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作者第三次卖书主要表现为“麻木”,但这是一种清醒的“麻木”,其中包含着无以名状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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