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特的作家,“人性与爱”是其作品永恒的母题。本文从这一母题
出发,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探寻徐訏抗战题材小说人性叙事的两种模式,并在文学价值和当代文学史意义方面对其作品展开延展性思考。
关键词:徐訏;抗战小说;人性与爱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9)03-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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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收稿日期:2018-11-01
作者简介:陈颖,女,四川达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作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却得不到文学评论界的认可,其作品不断被误读、边缘化,他们也成了被轻视、放逐的存在。徐訏就是遭遇这种不幸的作家之一。徐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知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迁居香港,因政治、历史等原因被内地学界长期忽视,一直没有在内地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得到承认。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界开始清点“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时,徐訏才重新进入内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小说和新诗也才得到认真的评定。在对徐訏文学成就评价的过程中,他的小说是研究的重点,但对其小说在抗战文学史上的价值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选取徐訏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抗战题材小说,从作品母题这一角度切入,探究其抗战小说的审美及艺术价值。
世界恋爱日一、徐訏小说创作中的“人性与爱”母题概述
1966至1968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十八集《徐訏全集》,其中小说有十集。纵观徐訏一生的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30—1936年为其作品初创期。这时期由于文坛普罗文学的繁盛,现实人生、时代的问题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潮,徐訏的创作也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后他到了法国,其思想和文学主张开始改变,创作了如《鬼恋》
《阿拉伯海的女神》这类讴歌浪漫主义人性与爱的小说,初步到了发挥自己艺术风格的题材域。1937—1949年是其创作的成熟期。这时期他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既有以《风萧萧》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又有《一家》这类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小说,还有诸如《烟圈》等带有悲观主义调的小说,它们都表现了作者当时思想的复杂性。1950—1980年是其创作的持续发展期。他这时期作品中有着越来越重的哲学化倾向,如《江湖行》《时与光》等作品。对于其创作呈现的复杂状态,徐訏曾说:“这短短几十年功夫,各种的变动使我们的生活没有一种定型,而各种思潮使我们的思想没有一个依赖”[1]。他的创作也可被视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为追求人生真谛的苦难心路历程。
尽管徐訏的思想倾向在不断变化,但其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性与爱”这一母题却一直存在。徐訏认为只有写人性的作品才是具有永久性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文艺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的概念中,就有一
个共同的‘性质’,这就是‘人性’”[2]。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爱’的描写来折射人性,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超现实题材都离不开一个‘爱’字。”[3]二者的交织,共同塑造了徐訏的艺术世界。在徐訏的抗战题材小说中,这一母题体现得
2019年6月安康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kang University
Jun .2019DOI :10.16858/j.issn.1674-0092.2019.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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