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ul.,2006第35卷第4期Journal of Shaanxi N ormal U 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 n)Vol.35No.4□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论先秦寓言的成就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先秦寓言的成熟和繁荣不仅体现为作品数量众多，还表现在：一、寓言作品已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并广泛流传；二、出现了类型化的寓言人物；三、产生了寓言作品专集《说林》和《储说》；四、战国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出现了在寓言收集、改编、创作、运用上的代表性人物墨翟、庄周与韩非，其中韩非更是先秦寓言收集、改编、创作之集大成者。对于先秦寓言的认识，我们应该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学实际来总结其历史实绩，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论概括。
关键词：先秦文学；古代寓言；寓言作家；寓言专集;《说林》;《储说》；创作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4-0024-08
收稿日期:2006-03-20
作者简介：赵逵夫(1942—)，男，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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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引用。这无论是来之于同一来源，或后者运用前书中的寓言，都说明这些寓言具有独立文体意义，是可以从这些著作离析出来的。为了说明事实，我们不妨列出一些例证:
《楚王好细腰》既见于《墨子·兼爱》，又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又见于《荀子·君道》，又见于《战国策·楚策一》，又见于《韩非子·二柄》;
《楚有直躬》既见于《论语·子路》，又见于《韩非子·五蠹》，又见于《吕氏春秋·当务》;
《庖丁解牛》见于《庄子·养生主》，又见于《管子·制分》，又见于《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
《东野稷败马》见于《庄子·达生》，又见于《荀子·哀公》，又见于《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
《操舟若神》、《蹈水之水》、《纪省子养斗鸡》既见于《庄子·达生》，又见于《列子·黄帝》;
《逆旅二妾》既见于《庄子·山木》，又见《列子·黄帝》，又见于《韩非子·说林上》;
《子列子穷》既见于《庄子·让王》，又见于《列子·说符》，又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
列子说符
《伐枯梧树》、《攫金者》，既见于《列子·说符》，又见于《吕氏春秋·去宵》等等。
这些都是同时见于三种以上的书。先秦典籍中各书间重出的寓言约40余则。
此外，同一寓言在同一书中两次出现的情况也不少。如《文公好恶衣》《灵王好细腰》《越王好勇》分别见于《墨子》的《兼爱中》和《兼爱下》,《人窃桃李》、《多甘谓苦》分别见于《墨子》的《非攻上》和《天志下》,《多黑谓白》分别见于《墨子》的《非攻上》《天志下》《鲁问》,《涸鱼口句濡》分别见于《庄子》的《大宗师》与《天运》,《隐士投水》分别见于《庄子》的《让王》《外物》,《晏子治东河》分别见于《晏子》的《外篇》第七、第二十和《杂上》第五,《鲁侯养鸟》见于《庄子》的《至乐》、《达生》,《自相矛盾》分别见于《韩非子》的《难一》、《难势》,《燕雀处室》分别见于《吕氏春秋》的《有始览·喻大》和《士容论·务大》等。两项合并，不计见于他书而同时收入韩非《说林》《储说》中的例子，也不计见于《韩非子》他篇而同时收入该书《说林》《储说》中的例子，先秦寓言中重见于各书各篇的将近60则。
先秦寓言在先秦文献中重复出现的情况如此之多，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想到的。这些都说明篇中的寓言是可以从中“置换”出来的独立的作品。
再次，有的寓言在流传中出现了不同的文本。先秦不同书中所录同一则寓言有时在情节上、人物名称上稍有不同，可以看出流传的歧异。有时辑录者不能断定哪一个是最早的文体，而存其异文。这反映了当时人对寓言作品文本独立价值的认识。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莫众而迷》下有“一曰”，录
另一传本;《刑弃灰》下有“一曰”录另一传本,《以刑去刑》、《越王式怒蛙》条等，其后均有“一曰”，录其异文。可见，韩非是将分载于不同书中的各条寓言当作独立的作品，即使文字有差异，也只看做是流传中形成的歧异，不认为是引用它们的这些书的作者的创造。
由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寓言已广泛流传于人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之中，某些个人创作的寓言也被他书所自由引用，而且有的辑录者对于流传中产生的歧异文本也都分别存录。这都表明先秦时期寓言作品已经作为独立的文体存在，而不像有的学者所说当时尚依附于子书或史书，只是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未成为独立的文体。
二、出现了人物指称上的
符号化倾向
  先秦寓言中，有不少是以“宋人”为人物的，如《庄子·逍遥游》《适越卖冠》开头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庄子·逍遥游》《鬻技封候》:“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战国策·魏策》《学成名母》:“宋人有学者……”;《列子·天瑞》《宋人学道》:“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列子·杨朱》《负暄献芹》:“昔者，宋国有田夫……”;《列子·说符》《兰子卖艺》:“宋有兰子者……”;《列子·说符》《数齿待富》:“宋人有游于道……”;《后汉书·应劭传》注引《阙子》《燕石大宝》:“宋之愚人……”;《韩非子·说难》《信子疑邻》:“宋有富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狗猛酒酸》开头曰:“
宋人有酤酒者……”;《韩非子·五蠹》《守株待兔》:“宋人有耕田者……”;《吕氏春秋·用民》《杀马取道》:“宋人有取道者……”；等等。特别是《孟子·公孙丑上》引述《揠苗助长》一条寓言时说:“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中说，孙学翼9岁时读《孟子》至揠苗助长部分，问他道:“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概见乎?”他回答说:“见《庄》《列》二书。”然后举出一些例子。其实以宋人为愚人之称是不限于这二书的，由上引一些例子已可以看出。杨树达先生于1926年有《说晚周诸子中之宋人》，曾列举其著者加以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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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宋人不尽愚，何以天地间至愚可笑之事皆属于宋人耶?此必有其故矣。《汉书·地理
志》记宋俗云:`其民有先王之遗风，重厚多君
子。'盖战国习俗轻薄谲诈，视重厚之人为愚，殆
其一因也。而其最重要之原因似当属于宋襄
公。按《春秋》鲁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战
于泓，其臣请襄公及楚师之未尽渡击之，襄公守
礼，不可。又请及楚之未陈击之，襄公又不可。
其卒也，宋师大败，襄公亲伤，数月而卒。……
夫当临阵对垒之时，犹斤斤于礼义，本不免于滑
稽。况在战国时代，人人但务取胜一切不顾之
时，自当以宋襄公之行为至愚而可笑。坐此之
故，众愚尽归于宋，犹众恶之尽归于纣矣。及其
习俗已成，传说已盛，虽素持仁义说之孟子，亦
不觉其所由然，而人云亦云耳。[1]
杨先生联系当时的风俗与宋国的历史分析战国寓言中何以将宋人作为讽刺的对象，见解至为精辟。王利器先生辑成《宋愚人事录》20则，附于他同王贞珉合辑之《历代笑话续编》之末(东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笑话而有一定的讽刺或启迪意义，也就是寓言；就先秦时所传有关宋愚人的小故事而言，似乎看作寓言更为恰当。因为这些小故事都比较严肃，并没有纯粹惹人发笑的意义，而且其中有些并不令人发笑，但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周勋初先生在《韩非的偏见》一文中指出，韩非的寓言中除把宋人作为愚人的代表外，还经常把郑人作为愚人的代表，并举出9则例文。[2]这9则实际上也都是寓言，其中8则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即《买椟还珠》、《郑人争年》、《卜妻为衤夸》、《得车轭者》、《卜妻饮鳖》、《郑人买履》、《屈公畏敌》、《郑县人卖豚》。另一则《智子疑邻》在《说难》中作宋人，而在《说林》则作郑人。其讽刺对象确定为宋人和郑人，其早期应如周勋初先生所言，有种族之间的偏见和国家之间的偏见的因素在内(商为周所灭，而宋为商之后裔，郑为韩所灭)，但后来就变成寓言人物指称上的标签化。我以为这反映了先秦寓言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事实。因为在战国晚期的寓言中，有的也是说宋人，却不是言其愚而是言其智，比如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居士田仲》: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谷有巨瓠，坚如石,
厚而无窍，愿效之先生。”仲曰:“夫瓠所贵者，谓
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
坚如石，则不可以剖而斟，吾无以瓠为也!”曰:
“然，谷将弃直。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坚瓠
之类也!”
再如见于同篇《三年成一叶》
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
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
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
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
然其用与素髹荚同。
此不是言其愚而是言其巧。又如见于《韩非子·说林下》的《争买璞玉》
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暇，得千
溢焉。
此不是言其愚而是言其奸诈。再如见于《列子·周穆王》的《阳里华子病忘》:
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
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
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
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
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
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
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日。”从
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
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
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漾然不觉
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七年来存亡、得
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不复
得乎?”
此不是言其愚而是言其明道。另如见于《列子·说符》的《黑牛生白犊》，见于《列子·黄帝》的《朝三暮四》等，看不出是讽刺还是赞扬，只是借以说明一种道理。实际上“宋人”、“郑人”只是寓言人物的一种标签化、符号化称谓。先秦时寓言人物指称上的符号化倾向，应是寓言繁荣和充分发展的表现。
西方寓言多用拟人的手法，以动植物为主要角，这样的好处是一听(看)就知道是假设的情节，不过是借以说明某一哲理，讲明某一道理而已。中国文学受史文化的影响大，自先秦之时即有瞽史讲述历史故事。即使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清代鬼狐故事，也往往托于实有之人，时间、地点都很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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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作品也是一样，往往借实有之人甚至实有之事，通过适当的剪裁和表述角度，以说明一种哲理，讲明某一道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它们不是寓言，不过史实意味很强的寓言总显得和历史故事似乎没有区别。而称谓上的符号化，便突出了寓言故事的虚拟性和概括性；从效果上说，这同欧洲寓言常用的拟人化的手法相似。所以，我们说很多先秦寓言以宋人、郑人为人物，是寓言繁荣和充分发展的表现。
三、产生了寓言作品专集
战国末年韩国的韩非(约前280—前233)先后编成两部寓言专集：一部《说林》，一部《储说》。公木先生在《先秦寓言概论》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同时他说:“它们的出现，不但突破了先秦寓言依附散文而存在而发展的窠臼，使先秦寓言有了光灿夺目的收尾，而且还使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新阶段。以往那种认为`先秦寓言一直没有发展成为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的习惯见解，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3]71但他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先秦寓言，无一不是摘录自诸子史籍，虽然出现在战国晚期《韩非子》一书的《说林》上下与内外《储说》诸篇的寓言，有故事集锦的性质，但亦只是萌芽，就先秦寓言的整体而论，它们基本上是作为诸子散文即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流传下来的。因此，能否认为先秦寓言已经发展成为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这还是有待研讨的问题。”[3]63-64看来公木先生在这一点上看法尚不十分确定，因此，这里再加论证。
首先,《说林》、《储说》所收辑寓言有不少见于他书。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收有《墨子·鲁问》中的《公输为鹊》、《列子·说符》中的《不死之道》、《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的《狗猛酒酸》、《社鼠》、外篇的《释车下走》、《三年成一叶》等。仅两见于《战国策》与《韩非子·说林》的就有16则，两见于《战国策》与《韩非子·储说》的就有20则。这些说明很多作品是当时已在社会上流传的，韩非起了收集、编辑的作用。其中有些是见于《韩非子》其他篇，又见于其《说林》或《储说》，可能也有韩非自己创作的寓言作品。总之《说林》、《储说》是韩非所收集、编辑的寓言的专
集。
其次,《韩非子》中所收各文，本来都是单篇流传的，汉人始辑为一书，其第一篇《初见秦》是别人的文字而收入，即是明证。《史记·韩非列传》云:“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这明确指出其著述当时是单篇流传、各为一书。可见《说林》《储说》本也为单独之书。
据以上两点，我们说《说林》《储说》是寓言专集，应没有问题。
《说林》之所以分为上下，只是由于篇幅太大，写在竹简难以卷为一卷，不得不分为两卷之故。《储说》之所以分为内外，据白本松先生研究，同组织结构有关①，白先生的看法是对的。《内储说》同《说林》一样也分上下，组织结构十分严密，看来是在《说林》之后精心编成的寓言专集。由其具有明确的中心思想来看，这是一次有目的编纂，很可能是为了说服韩王实行法制，进行政治改革。《外储说》则是其后续编而成，故结构比较散乱，思想上多与《内篇》相重。《内储说》之分上下,《外储说》之文分为左右、上下，则同样由于篇幅太大之故。
比较《说林》与《储说》，这两部专集的编排方式有所不同。《说林》基本上是将各条寓言故事罗列到一起，未作归纳，亦无编排义例;《储说》则将寓言按其主题加以分类，每类前面做一总括性说明(即所谓“经”)，在点明各条寓言的主旨的同时，将各篇篇目依次联缀起来，实际上起到了“序目”的作用。《
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序传》都是在列出篇目的同时对该篇的主要内容或主要精神作一概括介绍，与《储说》的“经”的部分相近。但《储说》的“经”是在对内容作简要概括后将有关寓言题目联缀起来，读者记诵熟“经”的文字，只要读过“说”，便可以按需要随时检之于腹笥。韩非这样作，是从寓言的文体特征和功用两方面而考虑的。寓言故事都很短小，没有较长较连贯的情节，不似长篇故事，想起一个人物或一段情节就可以连带想起其他人、其他情节。寓言如断线之珠，各自为体，因而临到用的时候，会一时想不起，也难于选择。战国之际士人、学者奔波于诸侯国之间以售其说，其事之成败，往往就在一席言谈和临时应对之中。他们除上书之外，当面应对要随机应变、借题发挥，以取得人主的赏识和信任；应对中恰当地运用寓言，不仅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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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木松说:“《外篇》不像《内篇》那样，有统摄各篇的简单的`总序'，各篇前面也没有概括揭示全文主要内容的`分序'而是直接由《经》开始表述；二是《外篇》各篇也不像《内篇》那样,《经》的部分各条均有标题，而是只有`一'、`二'、`三'数字标志。”见其《先秦寓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