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究竟是什么“家”
最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新作《病榻杂记》。其中，季羡林提出：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季羡林写道：“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的谦虚，何等的实事求是，何等的明白无误！此语一出，长期受媒体误导的读者，感到吃惊和困惑。他们问道：那么，季羡林究竟是研究什么学问的呢？他究竟是个什么“家”呢？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季羡林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妨先把已经出版的24卷《季羡林文集》的卷目开列于后：
第一卷散文（一）
笫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古代印度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季羡林散文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至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
《季羡林文集》除已出版24卷，800余万字外，还有8卷待续，共1200万字。从以上卷目可以看出，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十分惊人，实属罕见。季羡林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怎一个“博”字了得！
季羡林治学虽然广博，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梵文、佛教语言、中亚古代语言。简而言之，他主要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研究的这些语言发生于中国和西方之间。从时间上来看，大约属于公元前后，所以任继愈先生戏称季羡林的学问是：“操非中非西之学，治非古非今之术。”概略地说，季羡林的学问“在中西之间”。
内行人都知道，包括中国新疆、中亚各国、伊朗、阿富汗以及南亚次大陆各国在内的这一中西之间的辽阔地带，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
的必经之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穿过。我国新疆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一地区发掘出许多十分珍贵的文物典籍（包括敦煌文物在内）。因此，百余年来，对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就成了一门显学，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敢于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人并不多，因为要研究这方面的学问，首先，需要
掌握多种语言，如英文、德文、梵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其次，还需要深厚的汉学、佛学和中亚历史的功底。季羡林经过多年艰苦努力，终于掌握了上述各种复杂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中西之间”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两部著作，简介于下。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l998年，共计73万字。
《糖史》用大量事实考证出一千多年来糖和制糖术在世界交流的轨迹。《糖史》证明是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紫砂糖，传到中国。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又返销印度。到了明末，中国人制造出来的糖，颜纯白，接近今天的白糖，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远销世界各国。由于季羡林《糖史》的问世，糖，这种最常见的食品，它的制造、发展、交流、流通的历史便大白于天下。中国人对糖的制造、提高、传播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糖史》并非一部纯科学著作，它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考
证一千多年糖和制糖术在世界交流的轨迹，让我们了解到人类的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 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首创，是前无古人的。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
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季羡林用了1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
1974年春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用当时中亚流行的婆罗米字母书写的88页残卷。根据出土地点，专家们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字（古代中亚文字），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偌大的中国，就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于是李遇春便携带着残卷，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到季羡林家里，请他解读。季羡林接过残卷，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些残卷记录的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剧本的名称是《弥勒会见记》，内容是宣传佛教的。虽然这个剧本还不像今天的戏剧这么成熟，但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有人据此提出，印度欧罗巴人原始发源地的“亚洲发源说”，引发了国际语言学界的争论。季羡林译释的《弥勒会见记》为这场学术争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另外，由于这个剧本的译释，
新疆古代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1986年，世界上唯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季羡林除了是一位语言学家外，我们还可以称他为：
比较文化学家。他写过中印文化交流、东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佛学家：他写过《中亚佛教史》等重要佛学研究著作；
散文家：他写过约150万字的散文，收入十几本散文集中；
翻译家：他翻译过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八卷）、剧本《沙恭达罗》、民间文学《五卷书》及德文短篇小说集等。
应当说，季羡林在上述每一个学术领域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繁华落尽见真淳，于无声处闻新声。”在当今传媒界，炒作成风、虚假成灾，追名逐利甚嚣尘上的污浊氛围中，季羡林主动摘冠脱冕的高风亮节之举，犹如一束亮光，石破天惊，令人耳目一新；犹如一道闪电，照彻一些之辈的真面目；犹如一股清风，大有振聋发聩、头脑清醒之效。
我们真应该为95岁高龄的季羡林“反潮流”的义举，大声叫好。摘去三顶虚幻的桂冠，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不但不会损害季羡林的形象和影响，反倒会使人们对他更加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