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猫的资料
——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王笛
《近代史研究》(京),2009．1．126～140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介绍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有关成果，仅是那些对我自己的研究有所影响和启发者，并非综合或全面的评述，难免有些重要成果没有在此进行讨论。
一、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
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在20世纪20、30年代身陷囹圄时，认真思考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怎样取得文化霸权等理论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在笔记本上，竞达几十本之多。他去世后，这些笔记被整理为《狱中札记》出版。葛兰西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陈的形式显示出来。①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名著中体现出来。汤普逊认为，从相当大的程度上看，英国工人阶级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源于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被认为持“新劳工史”取向的贺萧(Gail Hershatter)关于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关于上海工运的研究，便受到汤普逊研究的启发。②研究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也深深打下了葛兰西的烙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对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古哈(Ranajit Guha)。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③
新文化史得到人类学很大启发，例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对新文化史的研究就颇有影响。吉尔兹对尼加拉的研究，揭示了生态、地理、政治肌体、宗族、庇护关系、婚姻、结盟、村落与国家、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庆典、祭祀、权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也是新文化史家的兴趣所在。尼加拉是一种虚幻的“国家政体”，印尼曾经存在几百乃至几千个尼加拉。在巴厘社会，尼加拉与实际的村落政体像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等共存。而“国家政体”只
有在进行仪式或庆典活动时才得到展示。例如，书中对作为国家庆典的国王葬礼，妇女被殉葬的情景进行了细致描述。在这里，国家庆典被隐喻为剧场表演，“国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展示出来。因此，巴厘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国家概念。所以实质上尼加拉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并非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实体。
吉尔兹的另一部被新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著作是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巴厘斗鸡的那一篇，作者观察了斗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厘，斗鸡被禁，但仍然在村落中秘密进行，当时吉尔兹夫妇在那里做田野调查，一次在观看斗鸡活动时，遭警察偷袭，差点被抓住，仓惶出逃。他们第二天即成为村民嘲笑的中心，人们见面便要他描述那天狼狈逃窜的情景。但不想因祸得福，在巴厘，被取笑即意味着被接受，从而使他能深入这个活动的内部进行仔细观察。他发现，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却是男人间的竞争。在巴厘，公鸡经常隐喻男人、英雄、单身汉、花花公子、勾引女性的人等等。男人喂养、打扮、谈论斗鸡，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个活动上，公鸡便成为主人人格的代理者。斗鸡还显示着族关系，潜在的规则是，村民不把赌金押在对立宗族或外村的鸡上。对吉尔兹来说，斗鸡是了解巴厘社会的一个文本，即民族文化的文本。④
新文化史的取向使历史学家对政治运动进行文化的阐释。例如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研究法国革命的亨特(Lynn Hunt)，观察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服装、帽徽和旗帜等文化的“标志”，从标志来分析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如她的《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以家庭秩序来对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进行解读。亨特指出，国王被杀，隐喻着家庭权力结构的动摇，父权地位的动摇，而兄弟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革命兄弟在“父亲”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对内争权夺利。妇女在法国革命中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在革命文学中，母亲经常作为坏女人出现，革命党推翻父权制，但不愿让女人参政。当时情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便反映了男人对女性参政的恐惧。作者通过讨论家庭成员问的关系，以家国互喻的手段，来解释法国革命中的复杂思想和文化。⑤
与新文化史齐头并进并相互影响的是微观史学。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应该说是微观历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全书篇幅不大，只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与那个时代的同类不一样，由于他受过一定的教育，能读会写，接触到一些异端思想，因此持有独特的世界观，竟胆敢挑战上帝创造一切的观念，宣称人是由泥土、空气和水而产生，犹如奶酪中生蛆虫(该书书名也由此而来)。他因“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研究微观历史，首
先需要系统的资料，宗教裁判所的详细记录为这个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宗教法庭对他的审讯记录等资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作者从这些资料中，竭力挖掘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例如从其在受审中所交待的书籍人手，分析这个小磨坊主怎样理解那些文本，并将其言论与他所阅读的文本进行对比。金兹伯格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当时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金兹伯格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⑥
从微观角度研究前现代的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真是得天独厚。埃罗(Guido Ruggiero)从微观史学的角度，以老妇玛格丽塔奇怪的死亡为分析案例，探讨了17世纪初意大利宗教、大众文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这个研究利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记录，探讨当时人们如何解读疾病、身体，以及他们所生存的世界，从而进一步理解早期近代的文化世界。对作者来说，玛格丽塔的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神秘故事，更是探讨被遗忘的文化和前现代医学实践的一个窗口。在16世纪末，宗教法庭和宗教裁判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活动，竭力对日常文化加以控制，将其纳入正规教义之内，教会、各种社会精英对日常文化攻击日益增多。教廷对巫术十分警惕。宗教法庭认为，玛格丽塔的离奇死亡与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不轨行为有密切关系。作者像写侦探故事一样，把读者一步步带入事件内部，把各种细节拼在一起，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透过对症状的描述，我们知道玛格丽塔的死是由于梅毒所致。虽然死因到，我们却不能确定到底当时所用的巫术等等手段，对她的死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至少了解到当时疾病的与巫医、法术等的密切关系。这个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微观史的一个很好的范例。⑦
关于法国的微观历史也有一些优秀成果，它们同样得益于宗教裁判所档案。例如拉杜里(Emmanuel Ladurie)的《蒙塔尤》研究的是14世纪法国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他探讨这个小山村的环境、家和家庭、心态、举止、婚姻、性行为、儿童、死亡、日常聊天、社会结构、小酒店、巫术、教士、犯罪、民俗等等。微观历史研究是否能进行下去，经常取决于资料的情况。作者在导言中详细介绍了资料的来龙去脉。该地区的宗教裁判所法庭，在1318年到1325年间共进行了近600次审讯，涉及近百案例。出庭受审的人有各种身份，如贵族、教士、农民、工匠、小贩等，但大多数是一般百姓。这些审讯十分详细，案卷记录犹如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为重建若干世纪前山村生活提供了可信的资料。这些审讯记录的形成有三个步骤：先由一名记录员听取审讯和供词。快速记录为草稿；然后将草稿给被告过目，进行修正；最后由记录员再把修改好的稿子誉抄在羊皮纸上。⑧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了。达顿(B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所用资料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全书共有六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本书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本章对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他们的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从中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问题。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发生暴力活动。在这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们好，还叫春惹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达顿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而继续探讨这个恶作剧的文化渊源。他发现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而且猫在法国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祓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象征着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象征性地受到性侵犯。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⑨
应该指出的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在西方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取向，虽然劲头很足，出版了一些好作品，并已自成山头，但从西方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总量看，比例也并不是很大，说明还有相当大的深入空间。关于中国历史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相较西方历史研究而言，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二、西方关于中国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
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与新文化史在资料、课题、方法取向方面最接近者，可能便是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了。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姜士彬(David Johnson)、黎安友(Andrew Nathan)、罗斯基(Evelyn Rowski)所编的论文集《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为标志，该书涉及大众文化的划分、大众戏曲、印刷、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其中若干论文也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例如华生(James Watson)的《标准化的神——天后崇拜的造成》一文，分析了“天后”形成的过程以及天后崇拜在地方层次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间崇拜总是反映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而在各个社会层次上则都有着代表各自利益的祠庙。像大多数中国的神一样，天后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集团以及不同权力层次中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地方精英利用国家对天后的承认去加强他们的权力
和影响，因而天后代表的不仅是海神，而且是宗族在地方的霸权。这也反映民间崇拜成为地方社会控制工具这样一个事实，也进而解释了地方秩序和宗族控制与民间崇拜间的复杂关系。在许多地方，天后崇拜不但被地方政权所鼓励，有的甚至就是由地方政权直接发起的。天后崇拜从而使社会的各阶层都可以在这个国家认可的神那里到自己的代表，国家以微妙的方式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强制推行了官方认可的大众崇拜和象征系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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