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①；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②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的“最佳例子”，“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③。在詹姆森看来，小说是民族历史的隐喻，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是深刻的，因此他把鲁迅小说作为“民族寓言”的标本。“种的退化”是莫言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分析这个主题能更深刻体会莫言小说的内涵，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在一定意义上，莫言“种的退化”观念也是民族历史的隐喻。
一、“种的退化”的历史内涵
邓晓芒认为莫言的历史观有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批判④；张清华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⑤；毕光明认为莫言的创作“在强烈的个性中寓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⑥。虽然人们研究了莫言小说的历史内涵，但是正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最后几段是“难破译的密码”一样⑦，莫言的“种的退化”观念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红高粱家族》的开头与结尾是理解“种的退化”的关键，先看结尾：
“我痛恨高粱。……
在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努力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⑧
莫言强调“纯种红高粱”是“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显然莫言把“高梁”和“纯种红高粱”当作民族历史的隐喻，但是这样的“纯种红高粱”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早已成为“家族的亡灵”了。再看开头：
“一队队暗红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⑨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根本无法与“家族的亡灵”相比肩，“种的退化”似乎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
“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丰富、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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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然在达到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刻矛盾。人类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些优良的素质。”⑩
在莫言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种的退化”过程；这是一个悖论。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揭示了原始人思维的基本特征 ，他明确反对人类思维永远是和处处是同一类型的观点，批判了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以机械的进化论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民族世界”的概念，他进而分析了各“民族本性”，在维柯看来，“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 。维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族本性”的退化，却揭示了民族本性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反思华夏民族从唐朝开始衰弱的历史，就不难理解维柯的观点了。
“种的退化”是一个人类学命题，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种的退化”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或存在过。梁启超在《论尚武》中认为中国人尽失强悍之
本性并且还传染给了入主中原的蛮族，这成为近代国人柔弱的原因，他认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是国人患病之根源，解救中国人孱弱的药方就是“养尚武之精神”，他提出应培养国人的“心力”、“胆力”、“体力” 。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批判国民性格退化了“兽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堕落到只剩下“驯顺”和“家畜性” 。费正清分析了中国历史的强弱变化，他认为宋、明两朝丧失了正统华夏民族的开创精神，他说：“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 这的确是一个另人困惑的问题。宋明两朝与汉唐“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精神形成鲜明
对比，华夏民族的整体性格前后有着天渊之
别。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指
出：“宋代以后，全民族的开拓活动明显减
缓；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优越；习俗
趋向于稳定化、定型化。这种物质生产环境
的相对优越也逐渐减弱了民族的冒险趣味
和进取开拓精神” 。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不肖子孙
丧失了我们祖先的某些优良品质，民族本性
在某些方面退化了。如果以进化论和线性历
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不可思
议的，然而这确实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
此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是基于历史辩证法
得出的结论。
二、“种的退化”的文学表达
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对历
史学家和小说家作了比较，他们认为历史学
莫言红高粱家从历史事件出发来发掘其形式和意义，而
小说家从试图表达的价值理念出发可以选
择或者创造事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文
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切分的产物，“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statements）” ；他强调了历史观（价值理念）
对历史叙事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是同他对文
学叙事中历史观（价值理念）的重要性的认
识是一致的，他认为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
“两种话语之间事实上共性多于差异”，其区
别在于基本指涉物的不同。莫言也强调了文
学叙事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
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
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
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
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
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
《红高粱家族》对“种的退化”的表现更
多是理论化，《食草家族》则是以形象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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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不过，《食草家族》同莫言的另一部小说《酒国》的命运如出一辙：它们几乎完全被评论家们所忽视。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莫言在叙事艺术上表现最好的，它们完全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类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阅读《酒国》就似进入了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叙述的迷宫 ；阅读《食草家族》就似进入了卡夫卡的《城堡》：人类的困境。《食草家族》叙
述的同样是家族故事，小说第六梦《马驹横穿沼泽》叙述了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小男孩和小马驹，小男孩和小马驹幻化的草香在高密东北乡的洼地里生儿育女，开创了食草家族的历史，小说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了食草家族的命运：
“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
这几句近似谶语的话也是“难以破解的密码”，却是整部小说的关键点，它揭示了食草家族由于近亲繁殖所引起的“种的退化”的必然命运。小说的前五梦叙述的是食草家族的子孙们的淫逸和仇杀的荒唐生活，在第一梦《红蝗》中，我们可以看到“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麀、兄弟阋墙、妇姑勃谿”，四老爷与九老爷同时迷恋小媳妇以至兄弟反目，上演了一幕幕“兄弟们吃饭时都用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紧紧攥着上着顶门火的手”的荒唐景象，四老爷与九老爷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活着的人也是如此，“我”如同行尸走肉，满脑子的私心邪念；教授与女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情；黑衣女人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离奇自杀。这是一个淫逸的世界，理智在这里不到位置，人类跳进欲望（尤其是性欲）的红沼泽，抛弃了道德劝诫，废弃了酷刑峻法。维柯认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后只剩下淫逸，莫言在《红蝗》中替维柯作了形象的说明；在莫言看来，“淫逸”可能就是“种的退化”的最终结果。除了淫逸，
还有仇杀；《复仇记》和《二姑随后就到》叙述的是家族内部的复仇故事，大毛和二毛因母亲被
、父亲被毙而残酷复仇，天和地因母亲被家族抛弃而疯狂屠杀；这是一个仇恨的世界，人性失去了位置，血缘亲情阻止不了血海泛滥。小说第二梦《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与其说是赌博不如说是。在第三梦《生蹼的祖先们》中皮团长成为拯救家族的希望，他以铁腕手段阉割生蹼者、火烧淫逸者，但最终也挽救不了家族的命运，侵略者造就了家族的恶梦。《食草家族》就这样演绎了一段家族的血泪史，家族成员深陷淫逸与仇杀而无法自拔。
《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但叙事重点完全不同：前者是隐性的，它以祖辈生命力的昂扬反衬后辈的孱弱；后者却以显性的方式直接表现后辈们完全失去了食草家族原始祖先的美丽与神奇，把后辈们的淫逸与仇杀作为叙述重点，强调后辈们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都显示了一种倾向，也可以说是表达了莫言的一个愿望：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以求得家族（民族）现代困境的解脱。《生死疲劳》表现了莫言思考“种的退化”的一贯性，小说叙述了西门闹六世轮回的生命过程，在他作为驴、牛、猪、狗、猴存在的过程中，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与投胎重新做人时的大头千岁命悬一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
“我感到这个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
一方面，动物显示的这种昂扬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野精神”，与民族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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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和现代人精神的萎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维”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驯化的思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野性的思维”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仍然保存着并且在继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死疲劳》对于《野性的思维》是一个反讽：人类已经完全退化了野性的精神，甚至连最基本的欲望（性欲）都被“历史场”消耗殆尽（从洪泰岳对西门白氏的态度可窥一斑。洪泰岳屈服于阶级的负担，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野精神”与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呼唤的“红高粱”精神是一致的，莫言对这种“野精神”也是极度崇拜，正如对猪王十六的一段礼赞：“我就是生命力，是热情，是自由，是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命奇观”
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源于莫言的思想矛盾：对杂交繁殖的失望和近亲繁殖的绝望。如《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上官金童，表现了莫言对的失望。上官金童是上官鲁氏与瑞典传教士马洛亚所生，他是“中西杂交”的产物，但是“马洛亚下的龙种，收获的竟是一只跳蚤” 。上官金童也体现了莫言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上官金童对母乳的依恋，可以说是隐喻着国人对柔性文化的依赖。另一方面上官金童的孱弱隐喻着刚性文化的匮乏。
三、“种的退化”的主观诉求
首先，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是基于对历史的思考，更是基于对现实的忧虑，成为1980年代文化危机意识的重要表现。1985年，韩少功在文章《文学的“根”》中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对文化断裂的危机意识：“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 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
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
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 郑义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五四运动’
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
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
恐怕也是事实。‘打倒孔家店’，作为民族文
化之最丰厚积淀之一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
地，不是批判，是摧毁；不是扬弃，是抛弃。痛
快自是痛快，文化却从此切断。” 显然，文化
危机意识在1980年代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
因素纠缠的结果，这种文化危机意识使一些
作家形成了强烈的主体精神，他们希望在文
学创作中寻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
方面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
一方面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如
韩少功提出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他主
张：“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
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莫
言在以《红高梁家族》为代表的小说中，大力
张扬民族传统精神，也正是1980年代文化意
识和主体精神最突出的表现。
其次，莫言“种的退化”观念在文学中实
现了从反思进化论的角度探讨民族/国家道
路的意图。自从19世纪末严复通过《天演
论》把西方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进化论就
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大约80
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的‘进化时代’”，
然而，反思进化论也同样在中国思想界屡见
不鲜，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反对进化论，
杜亚泉在《精神救国论》中批评进化论 。进
化论同样给中国文学带来重大影响，如革命
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然
而，反思进化论思想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并
不多，因此，莫言开创性地以小说作品形象
地展示“种的退化”观念，把反思进化论思想
全面地深入到文学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民族/国家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心
问题，无论是倡导进化论还反思进化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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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都试图探讨民族/国家的出路；作家们同样有着相似的寄托。小说在对历史的思考和表现中，往往也寄托着小说家对某种道路的探索。
“种的退化”观念给新时期文坛带来的冲击是明显的，正因为现代人“种的退化”，所以呼唤“野性精神”和阳刚之美，这些在《红高粱家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余占鳌以刚勇强悍的英雄主义给1980年代文学注入强者本质，给新时期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莫言也因此迅速走红。无独有偶，新世纪初，姜戎在《狼图腾》中对民族性格中的强悍“狼性”表达了怀念和追思。刘再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中比较了‘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的异同，认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 。所谓新时期文学发现了强者的本质，《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其滥觞和最突出的代表。由此可见，“种的退化“观念的提出，既是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的退化”现象的深刻批判，又是对现代人的性格与精神的强烈不满和讽刺，其旨向必然是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呼唤和张扬。
颜水生山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②③(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234-235.235.239。
④邓晓芒.莫言：恋乳的痴狂[A].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⑤张清华.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A].谈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⑥毕光明.红高粱的历史哲学[A].虚构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⑦钟志清.英美评论家评《红高粱家族》[J].外国文学动态,1993，(6)。
⑧⑨⑨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P361-362.2.336。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452。
(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P110。
梁启超.论尚武[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P710-713。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A].鲁迅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417-418。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P174。
邱紫华.扬弃——社会发展的悲剧性[A].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美)布鲁克斯，沃伦.理解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4.P33。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莫言.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P67。
刘俐俐.迷宫-——人类处境和体验的捕捉[A].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莫言.食草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P349。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P221.319。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P468。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J].文艺报，1985-7-6。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J].文艺报，1985，“理论与争鸣”专栏，（1）。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182。
刘再复.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A].百年经典文学评论[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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