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热潮的影响下，国内一大批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莫言作为当时文坛的一员，更是在这股浪潮中获益良多。西方现代派文学对莫言的创作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从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不仅获得“可明言的影响”，即创作技巧方面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受到他“未可明言的影响”，到了对感觉大书特书的心理依托；此外，莫言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并不局限在学界津津乐道的马尔克斯与福克纳，而是一种全息式的接受。在把握某种“文学精髓”的同时，莫言逐渐确立起独标一格的审丑意识。上述两点对莫言小说新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坚，也正是依靠转型期形成的独特风格，莫言从文学的消费主义中成功突围。
关键词：莫言；影响；感觉；审丑意识
莫言红高粱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4-0040-02
众所周知，国内在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热潮，这股热潮对80年代的文学创作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辐射就已波及国内作家，并在80年代初期，
影响了一批作家，包括王蒙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李陀的《七奶奶》、《自由落体》，以及高行健的探索戏剧《绝对信号》等。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关的中国先锋文学更是集中爆发，汇成了一股洪流。
在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像之前那样呈现勾连的状态，图解政治观念的文学作品开始受到作家们的普遍疏离。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先以阅读文学作品作为休闲方式的读者，蓦然发现身边涌现出五花八门的娱乐手段，因此文学的“边缘化”趋势与日俱增。面对双重挑战，许多作家纷纷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为主要依托，试图探索出一条超越特定时空和社会政治，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试图到一条能使读者耳目一新的创作蹊径。
莫言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创作转型期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在《天马行空》中，他如是说：“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那么，莫言在创作转型期形成了怎样的“狂气”与“邪劲儿”？这两种特质的形成是否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其转型期的两部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出答案。
1福克纳的“未可明言的影响”
据英国学者波兰尼研究，人的精神资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可明言的部分”，第二个层面是“未
可明言的部分”。我们认为，莫言在汲取福克纳的文学菁华时，存在着类似的“可明言的影响”与“未可明言的影响”。
福克纳对莫言文学创作的“可明言的影响”是一眼可见的，例如“山东高密东北乡”与“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联系与创作手法的借鉴，相关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发现，福克纳对莫言小说创作的“未可明言的影响”至今仍有掘进的空间。笔者认为福克纳给莫言的创作带来的“未可明言的影响”，是使他到了有力的心理依托，使他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敢于大胆写感觉，敢于逐渐从再现向表现过渡。这种创作手法的突变，是莫言创作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这种蜕变，莫言很可能永远无法从没有创作个性的芸芸众生中跳脱出来。
回顾莫言的创作年表，我们发现莫言的创作可以以《透明的红萝卜》（1985）与《红高粱》（1986）为界，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部作品问世后，莫言又连续发表了《秋千架》、《枯河》、《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而确定无疑地完成了转型。1985年以前，莫言的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其《民间音乐》、《售棉大路》等作品大都有情节有人物，创作手法中规中矩，作者追求的是再现而非表现。《民间音乐》描写了小酒店老板花茉莉与民间艺人小瞎子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语言清新柔美，在描绘景物、塑造人物时饱含深情，彩偏重明丽。这一时期虽不乏佳作，但从整个创作来看，莫言还没能到自己的特点，他恪守传统的文学观念，在对当时文学范式的认同中，艺术个性不自觉地受到压抑，某些作品甚至主题先行，带有公式化的痕迹。总而言之，
他的创作在这个阶段较多地受到传统的挟制。
1986年，莫言曾这样说道:“我读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服气了。他写得真棒，他有上帝般的魅力。他为自己的创作寻到最大的内在自由，他敢于胡说八道，善于撒谎。我们的创作毛病之一是‘太’老实，把真实误解为生活的原样照搬，不敢张开想象力的翅膀去自由翱翔。”[2]莫言说这段话的时间与他的创作界碑--《透明的红萝卜》（1985）、《红高粱》（1986）--的发表时间恰好完美地对应，这显然不是巧合。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结论：莫言通过阅读福克纳的创作，到了“胡说八道”的心理依托，将过去的隽美风格与写实手法一扫而空，大胆地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与狂欢化等技巧糅为一体，以恢诡谲怪的想象，奇崛吊诡的感觉，汪洋恣肆的语言，营造出一个浓墨重彩的小说世界。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说世界里，莫言也到了使读者耳目一新的创作手法--通感、超感觉描写以及对感觉的放大。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将通感赋予黑孩这个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孩子。作者写黑孩用手抓住烧红的钻子时运用通感来进行描写:“他听到手里‘滋滋拉拉’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3]这里，作者用嗅觉感知痛感，诱导读者将被灼烧的手掌与铁锅里翻炒的猪肉相联接，凸显了黑孩在
天马何以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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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对莫言创作转型的影响
董英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作者简介：董英飞（1987-）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肉体上的麻木。在对自然景物的描摹中，莫言也常用到通感的手法：“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不但可闻，而且可见。”（345）这里，作者用“明亮”修饰“水声”，以视觉形容声音，是对声音感觉的诗意化表达，营造出一幅如同镜花水月般不可凑泊的纯美画境。
所谓“超感觉”，就是作品中人物的感受能力超出了人类的感受阈限，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都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程度。这种超感觉描写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随处可见：当小铁匠揣摩黑孩心理的时候，他能从其肋条缝里看到“那颗小心儿使劲儿地跳了两下”（353）。此外，黑孩居然能听见雾气碰到黄麻叶子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蚁剪动翅羽时如同火车过铁桥的声音和头发的落地之声：“他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
茎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319）这里对黑孩的超感觉描写，实际上表现了大自然的神秘在一颗孤独的心灵中的回响。
感觉的无限放大也是莫言常用的手法。勃兰兑斯认为，“通过显微镜看起来，一个蜘蛛比最巨大的大象还要大，组织还要复杂。”
[4]将常态下细小的事物无限放大，可以为观者呈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信息，提供甚至比巨大事物还要强烈的感官刺激。莫言就像显微镜一样，善于将直观感受与瞬间感觉放大、延迟：“钢花碰到石壁上，破碎成更多的小钢花落地，钢花碰到黑孩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340）在这里，观察的视角如同一台装配微距镜头的摄影机，将特写镜头对准钢花的物理运动，把除此之外的无关背景虚化、淡化。
随着图像消费的蓬勃兴起，我们的时代已被界定为“读图时代”。“读图时代”体现为铺天盖地的照片、图画、电影、电视对大众视觉空间的褫夺与对文字空间的进犯，使得相当数量的读者日渐沦为画面与影像的裙下之臣。在这个时代，如果小说创作墨守陈规地继续遵循现实主义的再现原则，就很可能变成一台拙劣的相机。面对着这样的窘境，莫言不自觉地受到福克纳“未可明言的影响”，以大师的创作气韵为依托，建立起“天马行空”的“狂气”，把平面、黑白、滞涩的文字加工成具有画面感、感、质感、动感的语言，从而开拓出一个真实可感的文字世界，从文学的消费主义中成功突围。
2审丑意识的确立
论及莫言受过影响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人们想到的往往局限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而且谈的几乎都是莫言对他们艺术手法的借鉴。笔者以为，莫言在面对浩如烟海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时，并非专攻某些作家，而是全息式地摄取养份，受到了审丑意识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邪劲儿”。
根据法国文学史家朗松在《试论“影响”的概念》一文对影响的定义：“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法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究其实质，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是靠具体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说是凭借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5]莫言的小说，借鉴了福克纳式的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以及马尔克斯式的象征、隐喻，这就是所谓对创作手法（“有形之物”）的“借取”。那么，在“有形之物的借取”以外，莫言的创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刻的“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呢？
笔者认为，随着《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的问世并获得好评后，莫言发现了一条独标一格的创作之路，我们将其概括为“屎尿横飞”的创作风格。所谓“屎尿横飞”的创作风格，是指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对感官经验大肆铺陈，将眼耳舌鼻的感官经验精心地捕捉起来，并且拼凑出一个令人心悸、颤栗的感官世界。这种对生殖器、肛门、屎尿、经血、凌迟、剥皮等丑陋意象、场面的堆砌，使阅读行为
产生的快感，被强行掺入生理上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给予读者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和心理体验。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国内小说创作的传统范式，也挑战了国内读者的欣赏习惯，对优美、节制、含蓄、温柔敦厚等传统美学观念弃之如敝履。为什么莫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冒险的创作探索呢？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文学精髓”对莫言创作观念造成的改变，即审丑意识的确立。
在《红高粱》中通篇浸透着独特的审丑意识，充斥着大量感官刺激主义的描写。我们先来看屠夫孙五在日寇淫威下活剥人皮的情节：
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父亲的腿瑟瑟战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6]
此处，莫言没有放过“凌迟”这种违背人性的酷刑，将种种惨绝人寰，甚至不堪卒睹的画面，明明白白地加以细致描摹。本来血淋淋的耳朵，看了令人倒胃和恶心，然而莫言却用“苍白美丽”加以形容，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导向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为驳杂的感觉空间。写到最惨烈、最紧张处，莫言笔锋一转，写行刑者孙五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一股焦黄的尿水，表现了屈从暴力淫威的孙
五可鄙可叹可怜的心理，既有讽刺、戏谑的意味，又有对人性的关怀。再写耳朵落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细腻、恶心而又夸张的展示出耳内神经垂死前的反射、跳动与挣扎，表现出罗汉大爷的不惧死、不屈从的东北人之“种”。化残酷为凄美，突出了罗汉大爷的刚毅不屈、至死方休的豪迈气概，读来令人痛恨和惋惜。作者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酷刑就是要说明：刑罚越残酷，则侵略者的面目越可憎，老百姓的血海深仇愈深，民族精神之“种”越刚烈。
另一个情节是余占鳌为严肃军纪大义灭亲。在四万万同胞举起抗日血旗之时，抗日队伍里也隐隐浮现出一些内部矛盾。抗日武装力量“司令”余占鳌的亲叔余大牙，凌辱了玲子姑娘而遭决。莫言在此处浓墨重彩地对余大牙的死状进行了一番白描：“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他的身体落下时，把松软的淤泥砸得四溅，那株瘦弱的白荷花断了茎，牵着几缕白丝丝，摆在他的手边。”[7]这样残酷，几近肮脏的画面，莫言写来却能恰到好处地美化，字里行间充盈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艺术细胞，给读者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莫言之所以这样浓墨重彩地表现余大牙死前的行动和死后的惨象，也是为了要说明民族之“种”在余占鳌、余大牙这一辈人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们的“种”固然包含粗(下转第43页)
第三、首饰风格要自然，贵雅不贵富。女子婚后一月，“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只要赏心悦目，骨角与犀贝无异，时花亦雅于珠翠且更显媚态。李渔“崇尚时花、鄙黜珠玉”，提倡自然节俭，反对矫揉造作，只为批判世人“穷奢极靡之滥费”，其劝世苦心，对今人亦有裨益：我们不可只一味追逐名牌、攀比
炫富，而应“去粉饰而全露天真”，崇尚自然节俭。
4服装美
古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4]李渔强调“衣以章身”，服装除护体保暖外，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衣服不仅要舒适实用，更要具有审美性。因此，李渔提出衣服必须要“与人相称”“与貌相宜”。富贵之女宜衣雅致以展内质气韵，贫家之女宜衣素服清丽质朴。具体当为二要：
第一、衣服要与貌相宜。“面颜近白者，衣可深可浅；……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4]着装要与肤肤质相宜，这于今人同样适用，例如肤黑者，衣着主最好采用冷，肤白者冷暖皆可。
第二、衣服要与体型相称。“妇人之妆，随家丰俭，独有价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无。”[4]此即背褡、鸾绦，背褡于外更显身形之窄，鸾绦于内衬托纤腰之细。借助衣饰修饰体型，这也是现代人常用之法，例如：肥胖者可着条纹衣裤修饰身形。
怎样做到“与人相称”“与貌相宜”呢？李渔指出必须“相体裁衣”，即服装的设计、制作、穿着必须充分个性化、多样化，“变化多端”“不应胶柱”，除肤肤质外，还应考虑高矮胖瘦，气质修养，内外相合。现代服饰将这点诠释地很好，如OL型体现女性的干练气质，田园风展示女性的清新活泼。
5文艺美
人之美丑，不仅在于外表漂亮与否，更在于素质的高雅粗俗。因此，人之美，应有外在形态美与内在心灵美，人的仪容应有外在修容与内在修容。李渔不仅论述了外在修容，更强调人的内在修容，即才德品行的培养。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李渔驳斥：“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4]他特别强调女子的“媚态”，“态自天生，非可强造”，又言“圣贤神话之事，皆可造诣而成，岂妇人媚态独不可学而至乎？予曰：学则可学，教则不能”[4]。既然可学，那通过什么方法来进行内在修容呢？李渔认为有两点：
第一、学文明理。“学技必先学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4]。女子的气质媚态虽是不可解说，但可通过后天熏陶培养，使自身由内向外散发出气韵风度。学文在于明理，文理之后，自可读诗填曲，别具雅致。
第二、歌舞琴棋。想要女子声音婉转，就使之学歌，学成之后，发声状若莺啼燕语；想要女子体态轻盈，必使之学舞，学成之后，举步状若柳翻花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唯有内外兼修，方可达至真善美。
从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古典美女的标准：乌发蝉鬓、蛾眉青黛、玉指纤腰、雪肤红妆。除却裹足的废弃，其余在现代依然适用。不可否认李渔的《闲情偶寄》存在些许糟粕，
诸如“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等句，站在男权视角来论女人的美丑，将女性作为男人的玩物，这是我们该加以批驳剔除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抹杀其中的精髓，他提出的“自然”“适度”“相体裁衣”“内外兼修”等仪容思想，在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91
[2][3]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0，241,
[4]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25-162
(上接第41页)豪、野蛮、鲁莽、无所顾忌的成分，比如余大牙所犯的罪，就是一种不顾及女子身体、心理安危和权利的暴力行为，但就连这所犯之罪中也充满了东北男儿的血气与恣肆豪情。
这种“屎尿横飞”的场面描写，这种在审丑意识观照下穷形尽相的白描，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数见不鲜，甚至有成为特的趋势。而这种不避丑陋的创作观念，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极为少见，即便存在也是浅尝辄止，如现代文学中闻一多的诗作《死水》。在我国崇尚教化与温柔典雅的古代文学中，更是难觅其踪，反倒是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这两位现代派的远祖一拍即合。而这两位远祖对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至坚，因此莫言在阅读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时，很可能受到了审丑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
3结语
如前所述，随着思想的解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学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国内作家或从本土文化之根出发，寻突围路径；或向西方文学资源取经，以资创新；或发挥创造性，力求新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莫言的创作转型之路显而易见地受到过西方现代派文学资源的影响。
诚然，我们并不盲目认同没有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就没有莫言的成功这样的观点，但毕竟中国先锋文学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已是公论，尤其是在研究莫言这样一位难以用本国文学传统解释的作家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催化作用更是不容小觑。莫言天马行空的创作才气与他推崇的作家福克纳的创作气韵不谋而合，他独树一帜的邪气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丑意识互为一致，而正是这两种特质，才使得莫言得以顺利完成转型，从此走上了既畅销又受批评界重视的坦途。
参考文献：
[1]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J].小说评论，1986，2
[2]本刊记者.几位青年军人的文学思考[J].文学评论198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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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4]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J].小说评论，1986，2
[5]大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32
[6][7]莫言.红高粱-莫言文集·卷1[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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