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和人物塑造方面进行分析。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吸收了西方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结合本土小说写作的民族特，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写出革命题材的著作。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叙事模式；叙事角度；人物塑造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莫言的作品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红高粱家族》便是其中一部。《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及20世纪30、40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塑造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两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在叙写抗战的同时穿插两人的爱情故事。《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它与以往的革命题材小说在叙事上有了很多颠覆性地突破。“《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1]莫言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狂野的语言描绘了一副独特的“高密野性生存图”。
从小说的叙事模式上看，它有两条线索，主干是余占鳌组织的民间组织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其次是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爱情故事。从抗日上看这部小说，土匪头子抗日，这在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一举打破共产主义英雄作为领袖抗日的传统。草野人物成为一部小说的主角，成为领导人物，这是莫言在叙事模式上的一大突破。50年代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核心人物均为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大体上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他们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李正。与这些小说相比，《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另类”的小说。“我爷爷”余占鳌的抗日之路是以复仇为起点的，是属于民间的自发形成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行动，前期没有组织，后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成为他的领袖。“我爷爷”的抗战带着仇恨，这种仇恨伴随着整个革命过程，他在仇恨中成长，在仇恨中抗日。在高密东北乡红大地上，莫言红高粱“我爷爷”是令人敬佩的土匪英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结合并非传统的明媒正娶，而是在高粱地的野合并生下了“我父亲”。但“我爷爷”并没有忠诚的对待“我奶奶”，“我奶奶”的“花花事儿多着呢”。这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这是生命最原始的状态，莫言偏离常规的道德标准，写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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