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莫言小说的创作特
    8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艺术，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在创作特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一 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
    莫言的文本世界充满着对性和暴力的执着呈现。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一方面描写了一种荡魂摄魄的“性爱”，另一方面描写了暴力。莫言对
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如小说《丰乳肥臀》中描写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性爱，被苦难生活压抑了十五年的青春激情像野火一样慢慢地燃烧起来。他双膝一软，跪在了来弟的身体前，用滚烫的、抖颤的嘴巴，吻着她的脚踝骨下边那块光滑的皮肤……在狂吻的间隙里，她喘息着说：“让那个哑、让那个半截鬼死了去吧，烂了去吧，让乌鸦啄瞎他的眼睛吧……”小说中莫言用了大量文字来描写他们对爱情和性的正常需要，以及两个人结合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在整个叙述中，没有丝毫的，而是充满了人生的辛酸、苦难和生命的悲凉。
    又如《红高粱》中“野合”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力。“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高粱地里演绎着他们的爱情，在野外忘情地交合，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不管在原作中，还是在改编的影片中，我们都不会觉得这个场面是猥亵的，相反我们读出的是庄严与悲怆。莫言通过这个隐秘的故事，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英雄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野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莫言小说中描写暴力、恐怖、血腥的场面比比皆是。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夸张这些负面
东西，写得太多、太详细、太形象，以至使人倒胃口。笔者则认为莫言并非仅仅意在构造一幅幅生动残忍血腥的画面，而是要表现生命的强悍与悲壮。如《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军活剥的场面，罗汉大爷先被割下耳朵，再被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被剥成一张完整无损的人皮，最后罗汉大爷成了“肉核”。虽然整个场面充满血腥、暴力、惨不忍睹，但却震慑人心。如小说描写到，所有人“全体下跪，哭声震野”，“当天夜里，天降大雨，把骡马场上的血迹冲洗得干干净净，罗汉大爷的尸体和皮肤无影无踪。”同样，小说中日本人漠然的残忍，伪军的毫无良心，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剥皮却无力反击的悲怆和无奈，在这片小小的骡马场上，统统被莫言毫不留情地、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让人深省。
    二 塑造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
    莫言是个农民作家，小说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最为基本的感性材料。在一系列乡土作品中，莫言所奉献的带有强烈自在彩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真正本土化的乡村世界，他所塑造的是一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有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的农民形象。
    如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了一个侠、忠、义，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农民形象――
爷爷余占鳌。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一个通奸犯，一个土匪，一个抗日英雄。余占鳌有力量和胆识，粗俗野蛮，颠轿是他的绝活。同时他又是一个情种，与戴凤莲爱得缠绵悱恻，在高粱地里热烈的野合显示了他勃发的情感和性欲。然而他又充满了暴力，显得野蛮放肆，透着一股匪气，如同宰鸡一般杀了李家父子，可称得上心狠手辣。他又有豪侠忠义之气，敢于拉起一支队伍与日本人真刀真地干仗，为了留住抗日义士任副官，他甚至不惜毙自己的亲叔叔，可谓侠义过人忠义乾坤。
    又如作品中的“我奶奶”，也是一个敢生敢死、敢爱敢恨、极端叛逆的人物。临死前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一个追求真爱、幸福、自由的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 具有穿透性的语言
    高尔基曾说过，一切思想、事实的外衣就是语言。在小说中莫言用“屎尿横飞”般残忍而缎子般华丽的语言来描绘农村生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波澜壮阔之感。他的语言狂乱驳杂又大气磅礴，婉约清丽又深情款款，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需求，具有穿透性。而探究其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莫言红高粱
    首先，莫言在小说中善于运用通感这一修辞手法。所谓通感，是由一种感觉引发，并超越了这种感觉的局限，从而领会到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艺术家常常利用这种超感性的能力，创造生动的语言去形象地反映事物，同样也呈现在莫言小说创作中。如在小说《金发婴儿》中：“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这是听觉变为嗅觉，用极强的嗅觉刺激来表达声音的穿透力，使人深刻体会到这种声音的强度，好像自己也能感觉到。“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风吹来，把香气吹成带状。”这是由嗅觉变成视觉的句子，把无形的香气描绘成有形的带子，给人十分形象的感官，仿佛香味随风而至，扑面而来。通过感官互相变通，使抽象的感受变得具体，让人品到另一番滋味，回味无穷。
    其次，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极具特。在莫言的小说中，人物语言都极有特点，那就是粗
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完全符合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和特征。如《透明的红萝卜》一开头就让我们听到一位生产队长的训话：“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动力全被他们零打碎敲了。”这种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官辞令，完全体现了农民村官的形象。又如《秋千架》里“我”和“暖”的几句对话：“几个孩子了？”“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你可真能干。”“不能干又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男孩女孩都有吧？”“全是公的。”简短的几句话，通过方言俚语的表达，把“暖”直率的性格和对当时生活处境的不满和无奈的心态完全展示了出来。
    再次，小说语言形象可感。莫言小说语言用的非常形象，读来使人身临其境，生动可感。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用词上毫无新意，但视觉效果上却给人形象、生动的感觉，描写语言至此可说达到了极致。又如《红高粱》中还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陌生化的语言却意外的给人以音乐性的享受，生动淋漓的鲜活了奶奶的形象，达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果，使人在阅读时耳目一新。
    最后，莫言小说中的比喻是非常有个性的。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被他出人意料，却又恰到好处、鲜明形象的比喻所折服。他把抽象的事物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把陌生的感觉变得让我们身临其境。他是那样热爱着他的高密故乡，但他把高密人比作白鳝鱼，肥肥的白鳝鱼――从头到脚一根刺，呆头呆脑，实在让人摸不清楚他是自豪，还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是褒扬。如《丰乳肥臀》中“沙枣花的嘴把母亲的乳头拽得像鸟儿韩的弹弓皮筋一样长，终于挣脱，挣脱后母亲的乳头像被热尿浇着的活蚂蝗一样慢慢收缩，好久才恢复原状”。“弹弓皮筋”、“蚂蝗”这些常人几乎难以想到的事物，成了莫言小说中非常鲜明生动的喻体，把读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做了最贴切恰当的比喻，给读者留下回味和思考的空间。
    四 多视角的叙述方法
    詹姆斯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种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是作家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作家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的不断调整，则是作家对叙述艺术不断探索的表现。如果对莫言的创作做一个考察，就会发现其小说的叙述是多视角的。莫言说过：“我不愿意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也不愿意搞一些过分前卫的、让人摸不着头
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述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叙述天地。”这天地就是莫言所实践的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既主客体相互交织，时间、空间打乱，叙述主体打乱，形成了莫言的特殊叙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