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如果电影拍好了，人们会说，这是小说写得好；如果拍不好，人们就会说，好好的一部小说怎么被导演糟蹋成这样了。”
所以，莫言觉得作导演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给导演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
信任和默契来自价值观的一致。就像张艺谋对红的偏爱，那是红高粱的红。
两人的交集不只是工作，他们私下里还是老朋友、老搭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镜中另一个自己。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张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张艺谋、莫言、姜文仨人光着膀子傻笑，旁边还有笑靥如花的巩俐。
为了给张艺谋捧场，莫言去看了张导新电影。“我直到现在眼睛还很难受、很疼，因为流了很多眼泪。其实最近几年很少遇到这样的电影，我一个60岁的老男人，到现在还能哭出来，这说明它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痛的地方。”
莫言甚至特意邀请了两个80后的小伙子一起去看，结果他俩也哭了。尤其是他身后一个年轻姑娘哭得最凶,“其实我很想告诉她，你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声音，影响到我看电影了。但转念一想，如果你非让她憋住不哭，这事儿又太残忍。”
虽然给了张艺谋新作极高评价，莫言仍然怀念当年，那时候他们都充满了蓬
勃的才华，感觉有用不完的力量。
“从艺术上来看,《红高粱》其实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有很多遗憾，但我特别喜欢电影里那种青春张扬的感觉、那种浓烈的气息。”莫言说。
回忆起当年的创作，张艺谋也感同身受:“很纯粹、没有杂念，很像一个人的初恋。”
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扬名柏林，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A 类电影节上拿到的第一个大奖。这不仅成就了张艺谋，也使莫言作品第一次受到国际关注。
一切故事因《红高粱》开篇。这部电影的命运，其实就是他们二人的传奇。
拎着破烂鞋的“生产队长”
“张艺谋这部新的电影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比较老套，甚至可以说有点陈旧……”，莫言对张艺谋的肆意调侃，背后是两人几十年的信任。
“回头看老照片，回想起来27年前的红高粱，很多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的人确实比现在要淳朴，感觉那时候的人都很土，现在想起当年，就感觉到温馨。”莫言说。
27年前，先是莫言的作品打动张艺谋。后者看了《红高粱家族》之后很兴奋，书中的人物性格和视觉感，被莫言写得张扬，有冲劲儿。而莫言对颜的运用，尤其富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那时的张艺谋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同样很张扬，很冲动，而小说里的描写带给他强烈的视觉冲击。他被这部小说的气质深深吸引，觉得那就是他最想要表达的感觉。
这对张艺谋日后电影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追求浓墨重彩的极致调，一直是他电影的标签。“小说给我的视觉印象和感动，让我产生创作的冲动”，张艺谋说。
然而，那时候《红高粱家族》已经被很多人看上，当时，张艺谋为了拍摄《老井》，还在山西体验生活。为了抢下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他直接从山西跑到北京来莫言。当时的他，被晒得黝黑，穿得也破烂，活脱脱一个农民。
那时候莫言在军艺读作家班。在坐电车到军艺的路上，张艺谋的脚被门夹了一下，鲜血淋漓。他进院后在厕所冲了一下脚，光着脚提着一只鞋子就开始打听莫言的住处。
张艺谋回忆，有人说你进去喊就行。“大概喊了两三声，在厕所旁边的一个屋，远远地看到出来一个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两人之前并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对方长啥样。”
莫言笑称，他当时光着个脚，手里拎着个很像是从垃圾筒里捡来的很破的鞋，鞋带还断了,“我还以为哪个同学的爹来了，我说谁啊，你谁啊，他说我是张艺谋”。
无巧不成书，莫言一见到张艺谋这“以假乱真”的农民范儿，顿觉亲切:“很熟悉，就像我们村生产队的队长。”
张艺谋笑着说:“莫言当时一看我那样的形象，就对我高度认可，觉得一定要把作品给我。后来媒体非要问我，那莫言像什么?我就说像我们队里的会计。”
就是这次初识，莫言决定把小说版权给到张艺谋，并且告诉他随便怎么改都行。
“我真是没有想到。”张艺谋说他特别忐忑，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没想到他那么信任我。”
将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改编成电影《暖》的著名导演霍建起也说,“他是个很棒的作家，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改编，也很开明和积极。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就说‘你们去改好了’。我们当时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从山东改成了南方，他也完全没有异议”。
对此，莫言却有另一种看法。他始终认为，作家比导演在创作上要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无限的想象力，并且不用背负额外的负担。
“一个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如果电影拍好了，人们会说，这是小说写得好；如果拍不好，人们就会说，好好的一部小说怎么被导演糟蹋成这样了。”
所以，莫言觉得作导演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给导演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
“光膀子”的合作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张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张艺谋、莫言、姜文仨人光着膀子傻笑，旁边还有笑靥如花的巩俐。
张艺谋与莫言二人因此被冠以“赤膊之交”。
这张照片正是拍于《红高粱》拍摄期间，张艺谋笑言，他当时天天缠着莫言不是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而是为了向他请教怎么种高粱。
为了更好体现小说风采，张艺谋特意把拍摄外景地放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影片中那一片红高粱，是为了拍摄效果，张艺谋带着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浇地种植出来的。
由于没有经验，几百亩高粱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急得他上蹿下跳，张艺谋赶紧叫来了莫言。
莫言还以为要与他商量剧本，没想到张艺谋却是向他咨询高粱种植的问题。他哑然失笑，当即指出要害:“水，你这个高粱缺水……”
后来，莫言带着张艺谋和大家一起，光着脊梁下地里浇高粱，楞是一个多月把高粱催起来了。
电影开机之前，莫言请剧组成员到家里做客，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摄影师顾长卫以及姜文、巩俐都去了。
那时候莫言对于扮演“我奶奶”的巩俐印象一般，感觉她太学生气，吃饭时还嫌饼上没有鸡蛋不好吃。
他甚至有点怀疑张艺谋选人的眼光，结果巩俐在电影中的表演令他感到“很震撼”。一直到今天，莫言对张艺谋的选人依然津津乐道。
就在那天，姜文还把莫言家里唯一一个热水瓶给踢破了，而莫言却大喊:“好!中头彩了!这个电影肯定要获奖。”大家听后都哈哈一笑，不曾想莫言竟当起了“预言帝”。
果然，电影拍完后，莫言待在老家仓库里写作，他堂弟拿着《人民日报》跑过来对他说《红高粱》获奖了。
莫言说,“那时候很温馨也很感慨，温馨是当时我们多多少少做了点事，感慨是现在很难再有那么蓬勃的才华和用不完的力量了。”
他们是镜中另一个自己
“莫言非常好，他已经是大作家，我们战战兢兢地问他一些改动是不是合适，而他都是说，你们随便改。”谈及两人的合作，张艺谋颇多感慨。
听到张艺谋的赞赏，莫言一笑置之:“我主要是懒，怕麻烦”。
信任和默契来自价值观的一致。就像张艺谋对红的偏爱，那是红高粱的红。
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往往有出的小说作为母体。那时候张艺谋和莫言一块种高粱，和余华、刘恒一起改剧本，他对文学和作家甚至尊敬到了虔诚。而莫言对张艺谋来说，更是特别的存在。
两人的交集不只是工作，他们私下里还是老朋友、老搭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镜中另一个自己。
“他写的东西是我很心仪的类型，是扎根中国大地上的东西，有旺盛的生命力。浓郁民族情感的东西我一直很喜欢，也一直在探索。”
《红高粱》后，莫言与张艺谋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莫言断断续续的给张艺谋写了几稿小说，张艺谋也不忘常读莫言最新发表的作品。然而，两个人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如愿再合作。
此后，可能是太看重彼此的缘故，莫言特意为张艺谋写了个小说《白棉花》，却因过于精心雕琢而未能达成合作。
莫言当时一心一意为张艺谋量身打造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小说，甚至连小说女主人公都替张艺谋选好了。他完全按着巩俐的形象特质来写,“我想着一定要把巩俐变成第一女主角，完全照着她的身材、虎牙、说话方式来写，塑造人物的时候就想到了演员，写场景时还想到了镜头。”
后来张艺谋说,“你这个小说写得太差了，你干嘛老替我们想呢，你连机位都帮我们写了。因为太刻意了，就没有了质朴。”
直到1997年，莫言在《收获》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张艺谋被小说中温暖的人文
情怀打动，再次到他，将这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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