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述技巧
【摘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表现出独特的叙述技巧，并开创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纪元。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叙述时间三个方面作简单分析。
【关键词】《红高粱》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叙述时空
莫言的《红高粱》①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张清华先生曾高度评价《红高粱家族》在叙事上达到的文学史价值：“《红高粱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矫正了以往专业历史叙事和文学历史叙事所共有的偏差。可以说，它提供了我们在以往的文学文本和当代的历史文本中都无法看到的历史场景，历史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复活。它的‘野史’笔法、民间场景的杂烩式拼接，无意中应和了米歇尔•福科式的反正统历史的和暴力化修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把当代中国历史空间的文学叙事，引向了一个以民间叙事为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尺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推动了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的兴起，应该是不过分的。”②由此可见《红高粱》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下面就对叙述视角、叙述主体和叙述时间作简单的分析。
一、叙述视角的越界——零聚焦和内外聚焦叙事的结合
“聚焦”这一术语是由热奈特提出来的。在《叙事话语》一书中，他首次对“观察点”一词提出修正，他认为人们“混淆了其视点确定叙述透视的人物是谁，与叙述者是谁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混淆了谁看与谁说
【作者简介】邢璐倩（1990-），女，广东省佛山人，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①《红高粱》初刊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莫言后来把《红高粱》及其续篇《高粱酒》、《狗
道》、《高粱殡》、《狗友》这五部中篇小说合成《红高粱家族》。本文讨论的仍是最初发表的
中篇小说《红高粱》。
②张清华.谈文.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69-70
的问题”。①而聚焦指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
在《红高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叙事与内外聚焦叙事的相互越界。“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可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置，因而它可兼有几种叙述视角的优势与消除其劣势，从而能传达某一原来叙述视角难以叙述的艺术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觉。”②
《红高粱》的外聚焦叙事是体现在“我”，“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现代社会习气的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满，从而试图寻“家族的光荣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小说明确地说：“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也即外聚焦视角。“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了的历史。但在小说文本中，“我”总是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叙述者身份，使“我”具备了全知的视域或知域，以增加故事的真实可信。而且从人称的叙事功能上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复合型人称综合了第一人称的亲切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也即是外聚焦和零聚焦的结合，而“我”出现在“爷爷”、“奶奶”等亲缘称谓的面前，一方面，暗示故事的时间是过去时；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造成艺术的真实和阅读感受的亲切。
《红高粱》中的内聚焦是指叙述是以“我父亲”在胶平公路伏击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的，“我父亲”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亲”过滤后进入叙述视野的。读
者借助于这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出现在他周围的一切，同时，也以符合这个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动并与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交往。比如在打伏击战时，“奶奶”来送饼却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叙述：
①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
②李红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
‚飞落的米粒在奶奶脸上弹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洁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退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在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
在这段叙述中，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父亲”以孩子的视角亲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亲身感受了生命与死亡，“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①同时，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会产生偏见与限制”。②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时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来弥补这种偏见和限制。
“奶奶”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呐喊：
‚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战的情人？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
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瘸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
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
狱。……但我不想死……‛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展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留恋、对现实幸福生活的不舍，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复杂的感受：悔恨，忏悔，无助，不满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内心活动，作为亲历者“我父亲”是无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以一个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来叙述，他以上
①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莫言红高粱②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93.
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
此外，在《红高粱》中还存在着视角回避的情况。小说中，视角的承担者有叙述者“我”，也有“我”奶奶、罗汉大爷，但更多的视角来自“我父亲”所经历的一场战斗。但作品自始自终不把视点落在“我”爷爷余占鳌身上。在作品中，爷爷给人的印象是个顶天立地的草莽英雄，但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人们却一无所知，甚至当他面对死去的奶奶时，他的痛苦也是从父亲眼中体现出来的：“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此时爷爷正被巨大的悲痛所吞噬，而他内心的感情狂澜却未能言表。作品采取这种视角回避，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从而使人们对这位英雄产生一种可敬可畏而不可即之情。①
二、复调叙述——双重叙述主体
在叙事学中，叙述主体是指文本中的说话者，也就是文本声音的发出者，他不等同于写作主体，因此，他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人，在很多叙事文本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谭君强在其《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相对于不同的侧面，对叙述者作了这样的区分：“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
置或叙述层次，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叙述的故事并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分为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②
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爷爷的历史”、“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现实”剪碎，重新拼贴，文中出现了以“我父亲”和“我”为主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它兼具了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红高粱》的开篇即以“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人生历程，在这里表层的第一人称对叙述者没有任何限制性作用，“我”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主叙事层，对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了如指掌，随时随地可以洞察到人物的心理感受。而在这基础上的许多描写，叙述者“我”是附身于“父亲”这一人物的。通过父亲与别人的关系及听、嗅、触、视觉的描写，近距离表现一幅幅景象。
①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7.
②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1：58.
“我”只是文本叙述的表面承担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而“父亲”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作为在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讲述“爷爷奶奶”和“罗汉大爷”他们的抗战情节。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
在整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体都是由“我父亲”这个亲历者讲出来的，比如罗汉大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场轰轰烈烈的胶平公路伏击战。“我父亲”既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讲述者，他亲身感受和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那段惨烈的历史。他从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表达对“爷爷、奶奶”英雄豪气崇拜和浪漫追慕。这样的叙述不仅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使作为人物之一的“我父亲”形象饱满、栩栩如生。但由于以“儿童”为主导的叙事角不具备道德感、完整客观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叙述大多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官直觉上，构成肤浅、偏激的叙事层面。为打破这种局限，在作品的进行中叙述主体需要不时的转换，共同承担叙述任务，补充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和感受，而他们又拥有不同的道德、伦理立场和价值取向。
这是出现另一个叙述者“我”。“我”作为一个故事外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时常跨越性的进人了“我父亲”主叙事层，“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①比如“我”知道父亲闻见了奶奶棉袄里热哄哄的香味，感觉到了奶奶临终前对生命的热爱，看到了罗汉大爷的壮烈牺牲的场面，亲历了奶奶的出嫁过程和爷爷的英雄救美，自由出人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些也给“我父亲”所在的主叙事层次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同时当“我”本分地存在于表层叙事结构的时候，“我”的“当代性”角与身份让我冷漠超然。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强大感官冲击效果的对血腥、栽杀、苍蝇等在生理上令人不适的镜头的叙事，都是用感
情麻木道德冷漠的外视角的方法来表现的。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对罗汉大爷被剥皮的骇人描述，“我”的眼
①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