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所选的苏轼几首词，正好都是他在黄州时所作，特别是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最为杰作。然在风格确认、语句理确以及教材的注释，也都存在着不少需要深长思之的地方。
一、《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风格定位
一提起苏轼此词，首先潜在的反映——这是“豪放词”，这已经成为定论，没有任何迟疑的地方。就是对北宋有无“豪放派”持否定态度的吴世昌先生，认为苏轼的豪放词只有那么四五首，而这首《念奴娇》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人们一旦提起豪放词，第一就想起此词，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属于不假思索的定位。
此词不能说没有“豪放”的意味，但能不能就说是“豪放词”，还得深思长想。“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头引首高歌，浩然之气喷薄而出，莽莽滔滔，如天风海涛，劈空而来，大有昂首天外的豪迈气势。一来这是对善于发端谢朓最著名的发端“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暗中化用加以拓展;二来起句写赤壁之大江，径直接以“浪淘尽”，扫空一切，“便入怀古，使千古风流人物直跃出来”（清·钱裴仲《雨华庵词话》语），直奔词题中的“怀古”;三来因为孔夫子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时间的绵远最能引发人生哲理的深思，而苏词则推想到对历史的缅怀与人生过程的双层高度。孔子感喟是哲理的，谢朓感慨是人生的，苏轼则是历史的，由此还要引发人生之当下的思考。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次韵扣住“怀古”的对象。苏轼曾几次来到赤壁，而当时对于孙曹大战的赤壁遗迹所在认为有好几处，以苏轼之博学，肯定有所知晓，这是不消说的。然他又是能提得起也能放得下的人，就把“假赤壁”当作“真赤壁”来歌咏了。而且他又是绝顶聪明的文学家，真假就在这两句轻轻一点。说这个“赤壁”是“人道是”——别人说的，或当地人指点的“三国周郎赤壁”，至于其中真伪则又不消说的，反正都是借地名之相同而怀古了。“故垒西边”非言旧时营垒的西边，应为“西边故垒”的倒装句，而且又与下句构成倒置句。也就是说这两句的语序应当是：人道是：西边故垒，（就是）三国周郎赤壁。这种或然的口气，也就是同时作于黄州的《前赤壁赋》所说的“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不加肯定的语意，二者则是一致的。“西边”当然是指黄州城的西边。这与杜甫《蜀相》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写法相近。以上两个韵句就把词题交待清楚了，以下则进入写景。
此词写景，除了开头一句外，也就只有下片这么一个韵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几句写景壮阔惊险，俯仰之间把江岸险要的地理形势描摹得如在眼前。苏轼散文写景简洁，能整体把握而又描写生动，如作于同时的《记承天寺夜游》写月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此词这几句写得气势逼人，乱石惊涛，山摇江涌，可谓大气磅礴，骇人眼目。“穿空”一作“崩云”，都刻画“乱石”如剑戟刺向高空，“穿”字更具起;“拍岸”一作“裂岸”，都写江涛之汹涌澎湃，但前者则予以拟人化，山高水猛的气势一下子都出来了。“卷起千堆雪”，不说是卷起千堆“浪”，而是“千堆雪”，就更惊人，更壮观，更生动！“雪”的白茫茫一片，又由险壮而滋生出一种“冷意”，亦即凛然生风之慨。歇片“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则承上启下，收束上片，引发下片。
若只看上片写景的壮阔雄迈，那么此词被看作豪放，可以说论出有据。此词以上景下情为结构，下片则从对历史的叙述中带出自己。“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遥想”句承上“千古风流人物”与“三国周郎赤壁”，也引出“赤壁大战”的经过，这几句雄爽俊朗，也可以看作此词为豪放词的又一依据。
以上两个依据都是就“赤壁怀古”而言，然任何怀古词大多为了言今，“怀古”只是个面子或引子，而言今思考当下，才是怀古诗词的主题。这首词的主题，不在写景，可不言而喻;下片对战争的叙述，亦非词之主题，也是不消说的。那么，它的主题应在结尾两个韵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由少年英雄周瑜说到自己。周瑜赤壁大败曹军，年仅34岁，真可谓“雄姿英发”;在与诸葛亮“谈笑间”，便决定了抗曹大计，就取得以少胜多的“樯橹灰飞烟灭”的著名战绩。而苏轼作此词已46岁，而且刚从监狱出来，并且在黄州没有参政权限，还被视为“罪人”，有一种“监外执行”式的笼罩他，政治处境险恶。正如在一到黄州所作《卜算子》所言：“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觉得自己如惊弓之鸟，时时有暗箭，处处有陷阱。武昌的朋友邀他至其所，可以减轻生活负担，他只能婉辞：“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別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1]在给友人李之仪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并言：“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自幸庶几免矣。”而且叮咛：“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亦不须示人。”[2]他横遭牢狱之灾，自然要提防那些“好事君子”。
正是出于如此经历与处境，他才有劫后余生而“早生华发”的感慨，而且深感“人间如梦”，一会儿太守，一会儿即成囚犯，世事变化无常，这不是“梦”又是什么？苏轼词用“梦”字77次，以喻人世、人生的有16个[3]。诸如“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感恨人世间生死如梦，而悲叹者将来也会成为后人感慨的对象，这又未尝不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同上，“三过平山堂下”），《西江月》开端即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还有“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如何即是乡”（《十拍子》“白酒新开”）。这些对今或古的逝者，对世事匆忙，对人生快意的难得，都不过是人生在世免不了的怅触，都比不上这回出生入死从大牢里出来的“人间如梦”。这场大梦之后，又尝尽世态炎凉的苦况：“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黄州处境如此，苏轼又怎能“豪放”起来？
所以结尾这六句，这种白发愁深、人间如梦的人生大感喟，在苏轼有说不出的苦愁;对于无论什么样的读者，可能也不会有“豪放”一类的感觉。然而这正是全词的主题所在。周瑜
早年就做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年近半百尚在囚犯与罪人之间被人折腾。这种感慨并非豪言壮语，如果看作“豪放词”，恐怕有所失当。
前人多以此词豪放，但也有不以为然：“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4]这个说法大致不差。这首词的内容矛盾复杂，写大江危岸是壮丽的，对建功立业的周瑜表示倾慕。落实到自己则是苦闷而低沉的。写景写周瑜是“豪放”的，写自己则是忧苦的，甚至未免消极。在作者来说，己为主而周郎为宾;但在客观上，宾占了词的主体，确实易生“豪放”的感觉;但从作者命意所在，恐非尽属于此。读者的接受与作者的命意，同样存在矛盾，如果说这词豪放未尝不可，但确有顾彼失此之嫌。若视作清雄旷达，或许更为接近其风格，而且这也是属于苏词主体风格“清旷”之内。
二、关于对主题句的误解
正如上文所言，此词结尾两韵句为此词的主题。对于前一韵的三句，历来解说颇有出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教材注释说：“故国神游：即神游故国，作者神游于古战场。”教材注释按常规多采取学界定论，或比较稳妥的说法，此注亦当作如是观，然而却存有值得再思考之处。
把“故国神游”看作倒装句，意序应为“神游故国”，这是正确的。而此句没有主语，故注者补出主语，这也是很好的。但把此句看作：“作者神游于古战场。”认为主语是“作者”，却大有可商榷。
如果说主语是“作者”，那么苏轼本人已站立赤壁矶头，俯仰大江乱石，既已置身其地为之一游，又怎能说是“神游”？此其一;其二，“故国”犹言故地，然而苏轼贬放黄州，此前并未到过此地，又怎能称其地为“故国”呢？即就是在黄州四年间，数游其地，称作“故国神游”，也不妥当;其三，此韵句接着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同样没有主语，按理这两句主语应是承前而省略。如果把“故国神游”两句的主语看成“作者”，那么这两句主语也应是作者，这样就成了“（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同样龃龉不合。所以，“故国神游”的主语不是“作者”，而应是“周郎”。一来周郎已成古人，到赤壁只能是“神游”;二来，赤壁属于
吴地，也是周瑜建功立业的地方，对他来说这就是“故国”了;三来周郎不仅是此二句的主语，也是下句“多情应笑我”的主语;而“多情应笑我”又是“应笑我多情”的倒装句，那么这句就成了“（周郎）应笑我多情”。周郎“神游”“应笑我”，都是作者的设想，表示了对他的倾慕，对建功立业的向往。赤壁大战时，周瑜年仅34岁。而自己已年近半百，尚身为“罪人”，受人监视，处境困迫，所以“早生华发”。而且世事突变如此，他压根也不会想到由太守以至于即成囚犯，即使释放出狱，仍然是“罪人”身份，他也只能感慨说“人间如梦”，只好杯酒洒江，只能表示对英雄人物的向往而已。“人间”一作“人生”，“人生”说自己，而“人间”则语指别人，更为泛化。可能当初先写作“人生”，觉得语意太露，恐文字有碍，便改做“人间”。由此亦可见作此词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
三、“小乔初嫁了”与“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过片，由写景过渡到“怀古”，叙写赤壁之战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人们知道赤壁大战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那么是不是就在周瑜刚刚结婚之后呢？果真如是，那就是“英雄”加美人，比金榜题名加上洞房花烛，不知还要风光多少！
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在建安三年，周瑜归属孙策，“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
为周郎”。以下接言：“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以下记述则是建安五年之事。由此可知，周瑜初婚是在建安三年與五年之间，即建安三年或四年，时年25或26岁，也就是说，此距建安十三年的赤壁大战已有十年或九年之久。如此，又怎能说是“小乔初嫁了”呢？
清人先著说：“坡公才高思敏。有韵之言多缘手而就，不暇琢磨。此词脍炙千古，点检将来，不无字句小疵，然不失为大家。”（《词法》卷四）此论并不可靠。宋人洪迈《容斋续笔》“诗词改字”条，说是黄庭坚曾书写过苏轼此词，文字歧异处有六处之多，部分已见于上文;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亦记载有人见过苏轼书写此词，文字亦有异同。可见苏轼作词曾反复修改。但“小乔初嫁了”一句，未有文字出入，可见是作者特意为之。博学如东坡不会不读《周瑜传》，可见他是“明知故犯”，这是为了给他倾慕之英雄“锦上添花”，故意说成“初嫁”，犹如辛弃疾回忆当年归宋时“锦襜突骑渡江初”，仓促间起义军的军装也不会有如此的讲究。文学描写或叙述事实，并不一定在局部或细节都要真实。为了使周瑜更加风光，特意使其婚龄推后，说是“初嫁”，我们遇到此种情况，也就没有必要处处作真。
同样的道理还有“羽扇纶巾”。这原本是诸葛亮的服装，说见程大昌《演繁露》卷八“羽扇”条。所以“纶巾”，一名诸葛巾。现在作者却把它从诸葛亮移到周瑜身上，同样是为英雄增加儒雅的又一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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