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思想⽆疑可以视为对《易经》中的实践哲学的⼀种阐发，《系辞》中许多话都是托孔⼦
之名⽽⾔之，⽽就精神实质来说，孔⼦学说更是典型的伦理学说，就此⽽⾔，与⽼⼦的学说颇
有相通之处。孔⼦⽐⽼⼦年轻20岁，据《庄⼦》所⾔，孔⼦曾问道于⽼⼦。
⼜据司马迁《史记·孔⼦世家》记载，孔⼦“读易，韦编三绝”，把编⽵简的⽜⽪绳⼦都读断了三次
（或多次）。显然，孔⼦正如⽼⼦⼀样，也在努⼒从《易经》中寻求做⼈和治天下的道理，因
此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易经》属于儒家经典，并且致⼒于从儒家思想来解读《易
经》。
但这⼀做法遭到了⼀些⼈的强烈反对，如陈⿎应先⽣在其《周易今注今译》⼀书的“前⾔”中就认
为，这种所谓的“不刊之论”实际上“使得《周易》的研究⼀直被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对《周
易》经传研究的肤浅、⽚⾯甚⾄曲解都与此相关。”
他还在该书的“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中⼤⼒强调《周易》《⽼⼦》《庄⼦》这“三⽞”应同属于道
家思想的经典，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其重要性远远胜过《论语》《孟⼦》《⼤学》，虽然从⽂
化史的⾓度看其影响⼒可能不如后三者。
所以《周易》从哲学的眼光看更应该归于道家经典⽽不是儒家经典。为证明这⼀点，他提出了
四点理由：
（1）天⼈关系、天道和⼈道在思想上的紧密联系具见于“三⽞”，⽽孔⼦则“罕⾔天道”，“其视线
则仅限于⼈事”；
（2）“三⽞”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与⼈⽣论上的变动观，⽽孔孟则从不思考万物变化及其法则的问
题；
（3）阴阳学说主要来⾃⽼庄，《论语》《孟⼦》《⼤学》和《中庸》则“不及⼀见”；
（4）“⽼⼦的道论成为历代哲学理论的基⽯，⽽《易传》的道论，见于《系辞》者两条，⼀
⽈‘⼀阴⼀阳之谓道’，⼀⽈‘形⽽上者谓之道，形⽽下者谓之器’。前者乃对⽼⼦（四⼗⼆章）道
与阴阳关系所作的综合的诠释；后者则是以命题形式对⽼⼦道器观念所作概括性的表述。……
⽽孔孟则从来没有形⽽上道论这类的哲学问题意识。”这四点理由都极为雄辩。
然⽽，平⼼⽽论，把《周易》归于儒家经典的说法亦未可贸然否定。⽬前⼤家⽐较公认的通⾏
说法是，《周易》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的源头，它既是道家经典，亦是儒家经典。但这两
家对于《周易》的关系其实是不⼀样的，对此却不太有⼈仔细加以辨析，陈⿎应的说法⾄少把
这⼀点表达出来了。
据此我认为，说《周易》是儒家经典，是因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周易》；
⽽说《周易》是道家经典，则是因为⽼庄所重点发挥的是《周易》中的“伦理学之后”的哲学思
想。当然，“伦理学之后”和“伦理学”肯定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层次是不⼀样的。⽽正是这种不同
层次，也就导致了⽼⼦和孔⼦伦理思想在具有诸多重叠处之外，也含有某些明显的差别，⽐如
前者表现出超然世外的意境，后者则局限于经世致⽤的倾向。
所以，当我们⽐较中西哲学的形⽽上学时，只能以⽼⼦和他的道家学说来作为中国古代形⽽上
学的典型标本，代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之后”⽽和西⽅传统的“物理学之后”相对照。原始儒家⾥
⾯确实缺少形⽽上之维，以⾄于⿊格尔根本不承认孔⼦的学说是哲学，⽽只认为是⼀些⽇常的
道德说教⽽已。
诸⼦百家
除了儒、道之外，中国古代诸⼦百家及其后学源流，鲜有不从《易经》中寻求⾃⾝的形⽽上维
度的。正因为如此，《易经》被誉为“⼤道之源”、中华传统⽂化的总汇或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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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对《易经》的解读也就因⾓度的不同⽽有了种种不同风格，如医家解读出了“医易”，
阴阳家、星象家、风⽔学家解读出了“科学易”，兵家和武术家解读出了“武道”，象数学家解读出
了“数学易”，如此等等，更不⽤说法家对变易之道和纵横家对⽘卦思维的发挥了。
这与《易经》本⾝从根源上就带有⼘筮技术的性质有关。所有这⼀切引申与儒家伦理思想以⾄
于道家的伦理学之后相⽐都是低层次的、具体操作层⾯的，但⼜是可以与之兼容的。儒道两家
也同时包含有这些低层次的要素，作为⾃⼰理论的必要补充，因为如前所述，中国⼀切学问都
带有实⽤、实践的⾊彩，不是技术实⽤主义就是政治实⽤主义。
儒家从荀学过渡到韩⾮顺理成章，⽼庄则是各种实⽤技术的⽞理，尤其是治国⽅略的渊薮。儒道都将技术实⽤提升到了政治实⽤，⼜从政治实⽤落实到技术实⽤。但道家特别将政治实⽤再提升到了形⽽上学，建⽴起了⼀种政治伦理“之后”的⼈⽣哲学，这是其他各家所未达到或不感兴趣的。
所以我们谈中国古代形⽽上学，主要就谈道家（和道家所解释的《易经》）的形⽽上学，也就是我所说的“伦理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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