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代易学
清代是复兴汉易的时代。清人解易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中内容和倾向都很复杂。清代易学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惠栋和张惠言为代表，倡导汉易。一派以焦循为代表，力图会通百家。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笃守汉易，不敢发挥，并且注重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周易》的哲学价值。张惠言则专攻虞翻易学，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书，企图全面恢复虞氏易学。焦循则不然，他一方面依汉人解易的精神，注重象数文字训诂，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以建立新的易学体系。著有《易学三书》，即《易章句》、《易通释》和《易图略》，成为清代汉学易学的殿军。
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年间的学者江永研易从朱熹之说，在《河洛精蕴》一书中对《河图》与八卦关系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从总体倾向来看，清代易学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对易学哲学的建树甚少，理论思维很薄弱，是古代易学哲学的衰落时期。
(六)近现代易学
20世纪初至70年代，《周易》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代表著作有沈竹初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其中以高亨注释的《周易》水平最高。他将经与传分开，认为经是卜筮之书，传是哲学著作。不讲象数，并且将“元亨利贞”解为大祭和利于占问，不以为是四种德行，发前人之所未发。
第二，重视考证，并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事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双剑讠多 易经新证》，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余永梁的《易经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及《易系辞传观象制器的故事》，李镜池的《周易探源》，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屈万里的《周易卦爻辞中的习俗》。
第三，注重对易学史上的著作加以评述而寓己见于其中。如民国初杭辛斋集古今易书达620余种，著有《易楔》、《学易笔谈》。周善培著《周易杂卦证解》，专以“杂”字解，自成一
家之言。还有朱谦之的《周易哲学》，高亨的《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易大传的哲学思想》，金景芳的《易通》等书，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
第四，用现代科学证《易》。本世纪30年代沈仲涛著有《易与科学》(英文本)，主要论述《周易》与西方科学的暗合之处。沈氏之后，又有薛学潜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二书，丁超五的《科学的易》。这些科学易的特点是以科学比附《周易》，还未能以《周易》的思维方式去推动科学，或在其思维启发下进行科学发明创造。
80年代后，国内易学研究十分活跃，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民间易学都十分火热。从学术研究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有易学史研究，“易”之义理研究，“易”与文化史研究，还有《周易》与中国古典美学、文学之关系，《周易》与现代管理，易与医、易与养生学等研究。更为突出的是，周易研究同自然科学领域到了《周易》超越时空的价值，出现了“科学易”。各种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研究院、学校相继建立。不同专业类型的刊物、报纸也先后面世，如《周易研究》、《周易报》等，而且逐渐形成《周易》研究中心，如河南安阳《周易》研究中心，倍受国内外易学界的重视。民间易学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周易》与算卦，《周易》与气功，《周易》与古代堪舆(风水)，《周易》与预测等。
海外周易研究
亚洲国家接触易经最早。日本在唐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就曾颁布“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两部经书，其中就包括《周易》。日本历史上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学家和《易著》。
西方最早读《周易》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明末（1582年）利马窦传教到中国，在华生活28年，翻译和撰写了许多著作，使孔子思想在16世纪就传入意大利。
《易经》第一部西方语译本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elas TriBauit）于杭州译出，为拉丁文本，揭开了易学走向世界的序幕。金尼阁曾于1610年、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同时悉心研究《周易》，他译的拉丁文版《易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西文译本，因此被称为西方易学上的哥伦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1659年到中国，在上海、苏州、镇江、淮安等地传教23年，他同恩理格、殷铎泽等人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周易》翻译成《西文四书直讲》，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义，1687年在巴黎出版。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所译拉丁文《易经》，书名叫《中国最古的书》，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
《易经》第一本英文版是英国传教士麦格基（R·C· mcciatchie）于1876年译出，由于该书杜撰成分过大，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评论为败笔之作。由英国传教士利雅各翻译，1882年于牛津出版的英文版《易经》，尽管冗长、呆板，但是当时在西欧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影响的译本。1963年美国纽约大学又将其再版。美国贝恩斯（Baynes）根据卫礼贤译本转译成英文的《易经》，1950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胜过所有据中文原著翻译的英译本，成为当今西方英语国家所通用的“标准译本”，一再被翻印。当代欧洲心理学权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英文《易经》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对《易经》给予极高的评价。
最早的《易经》法文本出版于1750年，由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译。后又有法国霍道生的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人哈雷兹译于188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易经》，成为当今西方通用的法文本。
易经风水《周易》传到西方后，立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大代
数与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在1679年靠自己的聪慧发明了“二元算术”之后，因为不能应用而无实用意义，不敢公布于世。后来，他从在华的传教士白晋的来信中知道了中国的《易经》和易图。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得到了有系统、有条理、有逻辑的科学方法，发现伏羲六十四卦与他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说：“人们都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在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然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个符号的时候，我依大函便能给它以恰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吧” 。他还说:“将伏羲的文字再延展出去,发明一种新的文字。易六十四卦给与‘普遍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使思想与数发生关系。对于思想计算上非常有利。这个发明，对于人类精神作用的完成及道德与宗教真理的进步，更有兴趣，而眼界也拓展了。”他意想不到其得意之发明早在中国伏羲六十四卦中就有表达，钦佩之余写信给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并在法兰克福创立起一所中国学院（此学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被毁）。莱氏之举，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易经》的普遍重视。
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凭借中国《易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他在自传中说，他的著名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定律，是受中国《易经》启发而完成的。并且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依据阴阳学说提出并协原理（亦称“互补原理” ）时，总觉得语言叙述不能充分表达原意。1937年应周培源教授邀请来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讲学，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六和塔等，在孔庙看到了太极图。他看到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时大为惊讶，认为太极图是他的思想最恰当的表现，因此选中了太极图作他的族徵，象征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玻尔曾与泡利很有兴趣地专门研究过《易经》。我国唯一在玻尔指导下工作过的学者冼鼎昌回忆说：“听他（玻尔）讲东方哲学与物理认识论的关系，我惊叹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入了解，开始懂得他以中国阴阳太极图为其族徵中图案的道理了。”
最早的德文版《易经》于 1924年在法国耶拿出版 ，由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n)译。卫礼贤精通汉语，1899年来华传教，在华居住达25年之久，曾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华期间，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向中国的易学家、京师大学堂校长劳乃宣和胡
适请教。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周易》讲座。1913年开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译笔简洁流畅，忠实可信，成为利雅各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译本。卫礼贤之子卫德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43年向驻北京的德国人作学习《易经》的辅导报告，1944年将辅导材料整理成书，书名为《周易八论》，成为今天西方人学习《周易》的指南。1960年贝恩斯又将其译成英文。
1987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合林顿宣布：太阳系存在第10颗行星，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这一宣布使人类有可能解开两个玄妙的宇宙之迷：一是19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二是26000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但是最早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旅法学者刘子华于1940年在巴黎用《易经》八卦原理推算出来的，并且计算出第10颗行星的密度为0.424（水＝1），轨道运行速度为1.689公里╱秒，对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公里，以179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他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使世界震惊。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说：“他费了许多考证和智慧显示出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的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称：“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如此与最近四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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