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音乐家族述论
●潘斌
族在探讨音乐理论、传承古琴艺术、传播民间音乐方面皆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音乐艺术作
为孝悌精神的载体和独立人格的象征，在士族家风的传承中也扮演着重要角。
［关键词］音乐家族；文化世家；汉魏六朝
世家大族，世代承继，聚族而居，是谓“世”，他们或累世公卿，或雄踞一方，有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故曰“大”。汉代的世家大族，素以“诗、书、礼、乐”治家学、传家道，作为学术权威，他们掌握着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在社会多动荡、江山频易主的魏晋时期，士族既染指朝政，运转门阀政治，同时出入玄儒、优游文艺，引领时代风尚、促进艺术发展。
自魏晋以降，家族文化被视为士族的重要标志，“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功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无不寄希望于上有“贤父兄”、下有“佳子弟”。永嘉之乱后，南北方士族虽
然在家学上有儒、玄之偏，家风上有保守、开放之别，但无不将家教门风视为家族兴衰之关键，“孝友之内行”与“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②成为培养家族子弟的重要目标，这一观念直至南朝依然深入人心③。因此，学者多将此时之学术归为家学④，将时代之风尚系于家风⑤，而魏晋文化得以承两汉之精深、开隋唐之繁盛，则主要有赖于世家大族之护持。
汉晋之际的文化世家，因精专于某一（甚至若干）门类的文学艺术被世人称道，继而为家族影响力“锦上添花”，使个人声誉“如虎添翼”，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素养、思想情操也促进了艺术的转型、勃发和升华。魏晋音乐家族与音乐发展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缩影。自汉魏之际出现，至两晋成就斐然，直到南北朝余响不绝，音乐家族贯穿整个时代，并“艺术”地展现出此时的名士家风、
作者简介：潘斌，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①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24页。
②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61页。
③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载：“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汝
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南朝陈〕姚察、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第486-487页。
④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指出：“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乱者，固有地方大族之力……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47-148页。
⑤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指出：“魏晋以下人对于人生理想所追求之境界，以及当时之风尚，所谓时代精神之所在。而此等则尽与当时门第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65页。
雅道相传。
一、始创新风：汉魏之际的音乐家族
汉魏之际的音乐家族，在思想上开创了由儒入玄之风尚，在文化上奠定了文艺独立之地位，陈留蔡邕父女、谯国曹氏①父子及陈留阮氏家族就是杰出代表。
（一）博学鸿儒：陈留蔡氏
陈留蔡氏具体指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蔡氏，世代通经博论，蔡邕师从太傅胡广，学问广博，通于辞章、术数、天文、音律、书画等，尤善弹琴，志好琴道。他在《月令章句》《女训》中的论乐之文，体现出对古今之乐的识见以及对乐礼的重视，在《琴操·序首》中强调古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的功能，在《琴赋》中提出“通理制性，恬淡清溢”这一会通儒道的理念，从而拓展了古琴的审美功能。在其影响下，其女蔡琰幼承庭训，博学有才辩，尤妙于音律，是为家学之延续。
（二）文坛新风：谯国曹氏
“三曹”父子不只是汉末叱咤风云、建立新政的乱世枭雄，也是雅传文艺、开创一代新风的文人名士。曹操对音乐不仅迷恋，而且艺术造诣也极高。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才名虽不及其弟曹植，但不乏“殊美赡可玩”之作：他在《典论》中阐发“文不朽”的观点，赋予文学艺术空前的尊崇地位，对魏晋文艺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曹植自幼是“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的神童，也是文高八斗、身兼众艺的大才子②，他在《鼙舞歌序》中力纠古曲之谬误，在此基础上改作新歌，又创制鱼山梵呗，为佛教音乐华化之先行者。曹氏父子对才艺出众者多敬重有加，“建安七子”团体的出现、“建安文风”的开创以及“铜雀台
”的兴建，皆是他们雅重名士、传播文艺的重要见证。
（三）才性高洁：陈留阮氏
阮氏家族世居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一带），他们在古琴、文学领域中均有突出成就，从阮瑀到阮籍再到阮咸、阮瞻，四代皆是著名琴家。阮瑀天机颖悟，早年受学于蔡邕且备受赏识，被称叹为“童子奇眉，朗朗无双”，文才与琴艺皆得蔡邕之真传。作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曾在曹操举行的宴会中即兴作曲，抚弦而歌，艺惊四座。他在《筝赋》中对筝“笼丝木以成资”“身长六尺”之形貌的刻画，“五声并用，动静简易；大兴小附，重发轻随；折而复扶，循覆逆开”之演奏手法的诠释以及“浮沉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之音声特质的描述，皆体现出他深厚的音乐审美及品鉴功力。阮籍“才藻艳逸”“博览籍，尤好《庄》《老》”，又“嗜酒能啸，善弹琴”，其风度“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其个性“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内外皆呈现出典型的名士风范。阮籍族侄阮咸，也是一位妙解音律的文人音乐家，尤善弹琵琶（阮），曾撰《律议》阐论古今乐律，他对于音声的理论认知，令主管雅乐的荀勖也自叹弗如③。其子阮瞻继承名士家风与家学，性情冲和恬淡，宠辱不惊，“善弹琴”且“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世家的早期代表，阮氏家族在音乐演奏与理论方面皆颇有建树，而作为道家风范的高扬者，他们则将个体的深情与思想的玄远倾注于音乐理论，对后来的音乐家族产生重要影响。
（四）江南雅传：吴郡顾氏
汉魏时期，江南地区已出现一些文化上颇具影响力的家族，以顾雍为代表的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顾氏就是一例。顾雍是三国时期东吴丞相，据史书记载，蔡邕游历江南之际，顾雍作为其
①今安徽泾县一带。
②〔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魏略》载：“博学有才章”的邯郸淳与曹植相见，“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迄，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中华书局，1959，第603页。
③〔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三转引《竹林七贤传》曰：“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远不及也。”中华书局，1960，第2628页。
琴书授业弟子，颇得蔡邕欣赏，并获赠同音之名①，其家族后人也雅习相传不辍，如顾雍之孙顾彦先是东晋初年的江南士族领袖之一，而他更为后世熟知的，却是与琴有关的一则动人轶事②。南朝时，族人顾野王有《舞影赋》《筝赋》《笙赋》等多篇音乐赋传世。此外，《颜氏家训》之《杂艺篇》中，尚记载有一对“并有琴书之艺”的吴郡顾氏父子（顾士端、顾庭）。由此线索可见，汉魏以降，江南士族也开始重视家族子弟的音乐教育与家学传承。
“汉晋间士大夫好乐之风实为彼辈悲凉感慨之人生观之产物，而非徒生活之点缀品是已。”③对于此时的
文人而言，音乐不只是审美或娱乐层面的消遣，也并非礼乐体系的道德载体，而更关乎其人生体验与个人情感。在曹氏父子举起“文不朽”大旗的同时，音乐在士族中的地位和分量也与日俱增。
二、洋洋大观：两晋时期的音乐家族
两晋时期出现的音乐家族，一类是独领风骚的士林，其艺术成就与世俗功名相得益彰，另一类则以家业相续的音乐艺术成就著称于世。前者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典型，后者以颍川荀氏、谯国戴氏为代表。
（一）左琴右书：琅琊王氏
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王氏于永嘉南迁时随晋室移徙江南，因族人王导作为北方士人领袖，有
匡扶王室之首功，从此一跃成为东晋第一名门望族，极盛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琅琊王氏不独因世代簪缨显贵一时，以“书圣”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家族子弟在书法史上更享有崇高地位，而在这个以书法著称的家族中，音乐也是家学的重要部分，由“人琴俱亡”这一饱含魏晋名士“人琴合一”之深情的著名典故④可见，王徽之、王献之兄弟二人皆善弹琴。王羲之的叔父王廙⑤于音乐亦有妙思，有《笙赋》（残文）传世。至南朝，王氏家族“左琴右书”的家学传统依然在延续，王导玄孙王僧虔就是一个典型，他“雅善隶书”且“雅好文史，解音律”，一度上书《乐表》阐发礼乐要义，为朝廷正乐，也曾于宴飨
之际一展琴艺⑥，其子王慈亦自幼钟情于琴书⑦。其堂兄弟王微通晓音乐，“善属文，工书”，兼解“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其子侄王僧祐“雅好博古……工草隶书，鼓琴。亭然独立，不交当世”，面对王侯以琴相邀而不屈从的清标傲骨⑧，更有名士家族之遗风。
（二）文采风流：陈郡谢氏
陈郡谢氏地望出于今河南周口一带，家族地位可比肩琅琊王氏，后人以“旧时王谢堂前燕”追其往昔盛况。谢氏家族不独有士林中威望极高的“山中宰相”谢安，“林下才女”谢道韫，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谢朓等名冠文坛的人物，也不乏多位通音善琴者，如谢鲲、谢尚父子皆有较高的音乐才能，谢鲲“能歌，善鼓琴”，好读《老子》《易经》等，他尊崇道家思想，为人处世任情逍遥，“不修威仪”，因挑逗妇女被投梭折齿后，依然波澜不惊，以“不废
①《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注引《江表传》曰：“顾雍少从蔡伯喈学鼓琴，伯喈贵异之，谓曰：‘卿成必早，故以名与卿。’雍、伯喈同名由此。”中华书局，1959，第1226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八：（顾彦先）“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中华书局，1974，第1811页。
③：《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6页。
④〔唐〕房玄龄等：《晋书》载：“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中华书局，1974，第2104页。
⑤东晋宰相王导从弟，王羲之叔父。
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三：“上曲宴臣数人，各使效伎艺……王僧虔弹琴……”中华书局，1996，第435页。
⑦〔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六：“（王慈）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研，义恭善之。”中华书局，1996，第802页。
⑧〔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一：“竟陵王子良闻其工琴，于座取琴进之，不从命。”中华书局，1975，第580页。
啸歌”自解自嘲，其子谢尚则以善弹筝而著称①。谢安作为家族的中心人物，不仅以宰相之尊、高逸之情成为士人领袖，也是博通六艺、“性好音乐”的文人雅士。至南朝，谢氏子弟中依然才艺出众者辈出，如谢惠连《琴赞》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古琴“体兼九丝，声备五音”的乐器特点，“以养民心”的社会功用和“取乐山林”的文人意趣；谢孺子“多艺能，尤善声律”，曾与人笙舞相和，产生了“使人飘摇有伊、洛间意”的艺术佳话；谢朓以文学见长，写有鼓吹曲辞、郊庙歌辞十余首；谢庄传世之作《琴论》则是古代琴学的重要遗产。
王、谢两大家族作为随晋室南渡的中原望族、政治上的簪缨世家，他们既不专事艺术，也非独善于音乐，之所以雅重艺术传习，除了兴趣使然，还在于以此为“文化名片”，维持、提升家族的士林声誉。是故，此时士族子弟在技艺方面皆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他们积极投入艺术创作与赏鉴，在“名士效应”下成为“时尚风向标”，从而客观推动了音乐艺术与精英文化的融合。若论及此时专精于音乐艺术的家族，当推颍川荀氏和谯国戴氏两家。
（三）承传乐统：颍川荀氏
荀氏地望颍川（今河南禹州），以荀勖为代表的荀氏家族世代公卿，地位显赫，在文化史上也颇负盛名，其中，荀勖外祖父乃曹魏书法大家钟繇，荀勖祖孙三代皆通晓音律，致力于晋代雅乐的复兴：荀勖作为朝廷乐官，肩负着制礼作乐的重要使命，他一方面“修律吕，并行于世”，又根据十二律吕，制作
笛律以定调，并揣摩校正之法，以种种途径进行乐学理论与实践探索②。荀勖之子荀藩子承父业，掌管雅乐，治钟磬。藩子荀遂亦“解音乐，善谈论”③。
（四）琴书自娱：谯国戴氏
晋宋之际，谯国（今安徽泾县一带）戴氏家族
以琴闻名于世。其中，以戴逵父子最负盛名。《晋书》载，戴逵才华横溢且行持高洁，“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晚年归隐于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嵊州）。他不为权贵折腰，更不以才艺为自己仕进的阶梯，面对武陵王司马晞居高临下以琴相邀的召请，他破琴于使者面前，以“不为王门伶人”的义正辞严，维护了文人的风骨和艺术的尊严。相形之下，同样善弹琴的兄长戴述则“闻命欣然，拥琴而往”④，人格节操，高下立判。戴逵在一篇文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超然心志：“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⑤又撰《琴赞》曰：“至人托玩，导德宣情。微旨虚远，感物悟灵。”短短数言，已表明其琴乐审美标准及人格理想。戴逵之子戴勃、戴颙，琴书皆得父传，“凡诸音律，皆能挥手”。
无论是荀勖父子对宫廷雅乐的整理研究，还是戴逵父子令世人瞩目的琴学成就，皆标志着两晋时期音乐开始成为家族的文化标志，并由此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这一家业的相传，不同于受制于王
权、服务于权贵的乐工伶人之辈，而源于文人的自由人格和独立心志。通过戴氏的言行可以发现，他们义无反顾地再三与“王门伶人”划清界限，强调“超然绝迹，自求其志”的独立人格，有形的声明与无形的坚守，共同赋予并塑造了文人音乐的精神内涵。
三、风雅流传：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家族
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与寒门地位的升降，再无占据绝对政治优势的“共天下”的豪族，两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多不复往昔盛况，他们的后人多依赖于通过婚宦等途径努力维持着门户地位，其文化艺术的建树及影响也相应有所减退。此时，个
①〔唐〕欧阳询等撰，王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四十四转引《俗说》曰：“谢仁祖为豫州主簿，在桓温阁下，桓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令弹，谢即理弦抚筝，因歌《秋风》，意气殊遒。桓大以此知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784页。
②③〔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1153页、1158页。
④⑤〔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2457页、2458页。
别来自中原地区的家族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如陈留江氏、河东柳氏。随着南朝社会的更迭，权力的递转，一些原本习武少文的寒门把握重权，自然而然地跨入士族名列，在实现“名实相副”以巩固家族地位
的过程中，他们对文化艺术亦有诸多贡献，兰陵萧氏就是其中之典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儒、佛三家相互碰撞、交融，佛教义理对文人的玄谈及精神世界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朝宋、齐以下，士大夫文人多转奉释氏①，这一文化和思想上的转变，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刘宋时期的名士宗炳就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他将山水理想与佛教信仰融入自己的人生与艺术中，也影响了他的后人。
（一）仕而游艺：陈留江氏
江氏地望在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一带），南北朝时期，各有两个分支在艺术领域颇具影响，北朝以江式、江顺和为代表，以书法成就见长，南朝以江湛、江禄为代表，这一支则兼善琴书。
北朝江氏自晋以降，多居西北地区，江式先祖历任冯翊（今陕西一带）太守、敦煌太守、赵郡（今河北一带）太守，家族中多有善书者，其祖上江琼即善书虫篆，江式于“篆体尤工”，当时“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出自他的笔下，江式还曾上表专述历代各书体的演变及特点，强调文字“六艺之宗，王教之始”的地位，此外，江式之侄江顺和“亦工篆书”②。
南朝江氏同样地位显赫，江湛的祖、父辈皆被委以重任，历任晋护国将军、骠骑咨议参军、湘州刺史等职，江湛官至吏部尚书，与宋文帝结为姻亲。在个人才华方面，江湛广涉六艺，尤以通文义、善鼓琴、明算术而见诸史传，江湛孙辈中才华出众者以曾孙江禄为代表，虽“形貌短小”，但“神明俊发”，且“幼笃学有文章，工书善琴”③。
（二）琴名远扬：河东柳氏
柳氏是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一带）的名门望族，南北朝时期，柳氏家族有两个分支：南朝的柳世隆、柳惔、柳恽父子，北朝的柳远、柳谐兄弟。两者皆善弹琴，并因此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柳世隆先祖于永嘉之乱时南迁，族亲曾任宋、齐时期宰相、尚书令，柳世隆亦早年显达，历任要职，而他却视读书弹琴为至业，“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他还自创琴指法“柳公双琐”④，于士流中颇具影响。柳世隆次子柳惔及三子柳恽皆通音律、善弹琴，其中，柳恽琴名尤盛，齐竟陵王萧子良赞其“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岂止当今称奇，亦可追踪古烈”。柳恽还改革古声，创制新曲，著《清调论》。此外，柳恽亦善弈棋和尺牍，梁武帝称其才艺“足了十人”“可谓具美”⑤。
人琴俱亡柳远、柳谐为堂兄弟，柳远“粗疏无拘捡”，有“柳癫”之名，善弹琴、好饮酒、能咏文，才情酷似魏晋名士，柳谐精于琴艺且善于创新“新声手势”⑥，一时追慕者甚众。
（三）纵横文武：兰陵萧氏
南朝齐、梁之际，大权多为兰陵（今江苏武进一带）萧氏所握，从而独尊天下百余年。萧氏家族不独于军政中运筹帷幄，在文化艺术领域亦声名远播。虽然诸萧地望尽出兰陵，或同宗同源，若以血缘关系详加考察，亦有若干分支分别见重于不同时期。
其一，刘宋朝之萧氏家族，以萧思话、萧惠基父子为主要代表。萧氏世代公卿，萧思话的父亲萧源之历任将军、琅琊太守，姑母乃孝懿皇后，萧思话亦位高权重，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史书中称其“颇工隶书，善弹琴，能骑射”⑦，是一位堪当
①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0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97，第1960-1965页。
③〔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940-944页。
④⑤〔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5，第982-985页、987-989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97，第1576-1577页。
⑦〔唐〕李延寿：《南史》卷十八，中华书局，1975，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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