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与乌托邦对比分析
一、引言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诗作，约写于公元421年。讲述晋太元中，以捕鱼为业的一武陵人偶遇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此地景致别样,“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其间一派怡人的田园风光，人们“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待武陵人告辞，复又寻旧路再访桃花源，却寻不得，无果而终。此实为人间无有之地。
《乌托邦》出版于1516年12月，作者英国人文主义者、政治家和神学者托马斯·莫尔。该书分为两卷，第一卷讲作者与主人公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辩论时处都铎王朝的英国社会其种种社会弊病的渊薮、解决方案。第二卷作者声称自己记录主人公拉斐尔对乌托邦王国的亲眼见闻。拉斐尔从各个方面描述乌托邦，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军事、外交、宗教信仰、生产方式、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与衣食住行等。其灵魂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学者政治，实现各司其职、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的莫尔的理想社会。
《桃花源记》与《乌托邦》的创作前后相差一千多年，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写于封建统治上升完善时期，而后者作于封建统治没落、资产阶级发展上升时期；前者是洒脱的写意画，而后者则是精雕细刻的工笔画。然而两部作品表达批判现实、继承先辈精神遗产、积极探索、鼓舞启发后辈、憧憬理想社会的
精神却是相同的。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以期深化对它们的认识。
二、时代背景
《桃花源记》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文章描述了武陵渔人无意发现并游历了桃花源的故事，成功地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有父子而无君臣”的理想世界，因而有强烈的幻想主义彩。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桃花源记》涉及六朝晋宋，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是“西晋末年戎狄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相当，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①。六朝割据不断，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为纷乱的时期。“有田不能耕，有业不能守，转徙流离，但以其身家性命供当局之一掷”，老百姓被迫躲入深山，以避战乱。史书多有记载。如“齐王冏之倡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②。因而可以说桃花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六朝的坞堡，百姓结逃入人烟罕至的深山远离战乱的事实是桃花源的时代背景。封建统治内部斗争频仍，政权不断更迭，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得民不聊生。老百姓丧失政治、财产、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困顿无奈，遁入山林之间，艰辛地生活。
《乌托邦》这部巨著是莫尔1516年出使荷兰期间用拉丁文撰写成的,“乌托邦”，意为。《乌托邦》是在英国封建统治濒临危机、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创作的，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
端：贪婪的贵族和乡绅通过发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把千千万万的人逼人悲惨绝望的境地。莫尔写道:“你们的羊,
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他对那些圈地者深为痛恨，将他们斥为“寄生虫”。他写道:“那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用一条栅栏把成千上万亩土地圈起来……很多佃农被迫流离失所，漂泊不定。”③资本积累初期——圈地运动给英国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痛苦在广大人民众当中激发一种愿望——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
三、文化渊源
《桃花源记》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中国上古乐园。中国上古“乐土”、“乐园”的上古圣世，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否定君权、否定王朝历纪的无君无臣的社会，正如沈德潜所说:“此羲皇之想也。”陶渊明的“桃源洞穴”在时空上转向了“唐尧虞舜”的上古之世。桃花源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鸿荒之世”合二为一。
乐园原型产生的背景就是农耕文化的基本经验，它突出表现是土地、水、植物生命的三联母题。《桃花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一描述与三联母题恰好吻合。农耕文化是华夏民族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农耕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农业文化意识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形成集体无意识。桃花源的良
田美池、男耕女织正是作者幻想的农耕文化的理想王国。
乌托邦集中体现了莫尔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在《乌托邦》中，莫尔一方面强烈批
桃花源记陶渊明判了欧洲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等级制度，倡导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成员平等，它是人文主义对政治制度的构思。另一方面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至歌德发展演化而来关于人格、人性的的理念。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四、哲学反思
桃花源彰显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这一道家的哲学思想理念。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无
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④道家思想的后继者魏末阮籍提出:“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主而虐兴，臣设而贼起。”⑤认为君主是一切丑恶和灾难的根源。
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第二篇《理想国》、第六篇《会饮篇》及第八篇《法律篇》所蕴含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莫尔的乌托邦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教育和美学观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度，人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而它将理想国的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品性。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在这样的国家里，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治国者和武士没有家庭和私有财产，因为私产和家庭式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劳动者也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人的灵魂、人格也分为三个等级：理智—意志—情欲。理智上要智慧，意志上要勇敢，情欲上要节制。这三大美德
的结合就是正义，就是理想的人格。这些内容与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的体系化详实的治邦的策略极其相似，但莫尔突破了柏拉图上古时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的桎梏。
五、社会意义
桃花源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的政治意义。桃花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完全否定秦汉魏晋那种专制贫穷的封建时代，启发后代为追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