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的遗产
——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例
文学院2013级一班第四组
组长：蹇利苹、施祥
组员：姚李梅、王婷婷
曹越、许宁、泽珍娜姆
辜春梅、杨长昆
政治抒情诗的遗产
——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例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显著的当代诗歌创作现象，又有着独特的表现，是当代社会
政治生活的艺术反映。可以说，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它们不可能分离，也无法分离。但是当诗歌创作过于追求社会效应、政治效应，远离心灵感应和精神震撼时，其艺术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就表现出了这样的遗憾。
而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有明确思想和艺术规范的“诗体”，正式提出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往上可以延伸到30年代的普罗诗歌、抗战时期的鼓动性诗歌以及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由于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当代政治抒情诗之间存在着延伸和转折的关系，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一个艺术渊源。
在我国可以联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诗歌，三四十年代艾青自由体诗及“七月派”的政治抒情长诗，在这一段时期以艾青最为突出。在我们看来，艾青是一位紧扣时代脉搏的诗人，他对社会政治时局有着准确、敏感的预见。他的诗歌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感情，却从不给人以“政治抒情诗人”的印象，这是因为艾青对政治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观察，有着更加宏阔的视野。他将政治置于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热爱之中。《给太阳》《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和《野火》，虽然诗歌的缘起是解放区崭新的政治气候，但由于诗人选取了“太阳”、“黎明”、“野火”这些有丰富内涵和象征性的意象来营构诗歌世界，并且在诗人心中确实
有着超越狭隘政治观念的对光明的终极思考和追求，因此诗歌就飞越了它原先的起点，拥有了气势的阔大和意蕴的深远的所指。
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政治抒情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政治彩和抒情性两个方面。一是严厉的政治彩。诗人们把诗歌当做直接介入社会运动或政治事件的工具，演绎现实政治、社会观点、政策等常常成为创作的线索。强调题材和主题的“宏大”，抒情的主人公以阶级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进行抒情叙述，排斥个人的情感掺入，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彩。二是强烈的抒情性。“为了强化情感效果，和使观念表达产生‘雄辩’的气势，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句式章法，并讲究强烈的节奏。”语言上，大量的象征意象和转喻的运用，使其更为生动丰富，突出更为强烈的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以郭小川、贺敬之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更为活跃。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有《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作为一个在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战士是郭小川心灵的本质，革命是他诗歌的灵魂。长期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教育使郭小川坚信诗歌的政治功效。他毫不困难地接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思想和
观念，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文艺战士，从事文艺工作，但目的却指向政治。文学在他那里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使用的。建国后，郭小川紧跟着时代的潮流，把反映、歌唱新时代生活作为诗歌创作的崇高使命，努力以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为时代潮流推波助澜。他关注并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地做出回答。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都在他的诗中有集中表现。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建国后到56年。50年代：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1955年他写出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接着陆续写了《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烁吧，青春的火光》等，被称为《致青年公民》组诗，由7首短诗组成，风靡一时，起开了一代诗风的作用。
56到59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复杂探索期，他写了一些抒情诗如《山中》、《致大海》、《望星空》，在50年代末，被指责为思想感情不健康。50年代末，他的叙事诗取得了大丰收，1957年就写了三首《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79年才发表）；1959年写了两首《将军三部曲》、《严厉的爱》。 其中《白雪的赞歌》、《
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被称为是“爱情三部曲”，均以战争年代为背景，通过爱情纠葛、家庭问题的叙写，透视了感情、人生与道德的价值。《深深的山谷》，从女性视角描绘一个曾为她所爱的人，但由于生活目标的不同，终会导向痛苦的破裂。《白雪的赞歌》则通过战争中一队夫妻失而复聚的故事，指出人生的考验，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感情、道德的考验，从而昭示我们，只要有共同的生活目标，那么人与人的相互信赖、关怀，就如一根纽带将他们连得更紧，给予他们力量去战胜物质的贫乏和感情危机，过的人生的富足。可惜，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60年代前期：郭小川以记者身份，走了许多地方，到过内蒙古的包钢、钢都鞍山，煤都抚顺，还去过北大荒和小兴安岭。这个阶段诗歌的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精神，比较注重阐发哲理抒情诗歌, 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代表作《林区三唱》（《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
十年动乱期间：他在干校受审，一方面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变化；一方面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团
泊洼的秋天》、《秋歌》两首。17年他出版了10个诗集，他去世以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集》（上、下）
由郭小川的创作的四个阶段来看，可以说他的诗歌是“时有走调”,具体来说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特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郭小川认为诗要思考时代：“不断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是诗人“最重要的品质”。
第二，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高尚、真诚的革命战士。郭小川认为：“诗人首先是战士，要纵观整个时代，眼光应当敏锐，唤起人们斗争”。如《团泊洼的秋天》里对战士性格的刻画。
第三，重视对思想深度的开掘。郭诗目的不是停留在让读者发生短暂的激动，而是要“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读者“长久的思索”。《致大海》、《望星空》探索的是革命事业与个人生活、社会现实与感情世界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白雪的赞歌》思考的是共产党员怎样处理爱情生活；《甘蔗林—青纱帐》采用了象征手法，甘蔗林象征今天的幸福生活，青纱帐象征过去艰苦的斗争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阐发了道理：继承革命传统，焕发革命青春。
第四，注重诗歌形式的创新。郭小川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说：“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他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众化„„” 《致青年公民》组诗采用的是楼梯式；《白雪的赞歌》是半自由体，分节压韵；《祝酒歌》、《青松歌》是自由体吸收了民歌的比兴手法；《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是长句体。 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新辞赋体”，是一种长句体。新辞赋体：这种诗体继承了中国辞赋中的铺陈、排比、重叠、对偶等表现手法，跟新的思想与现代汉语熔为一炉，形成了铺陈排比的长句格式，每句都在20个字左右，其中采用半逗律，有意将几个并不整齐的短句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长句。诗行集短为长，诗句整齐，气势一贯，节奏鲜明，句中使用关联词，有助于繁复曲折的思想感情的表达，诗中的语气词造成旋律的起伏，呈现一唱三 咏的情感；行行如韵，一韵到底，有格律之美，增强了诗的音乐美和整体感，又可以形成豪放的气势。
相对于郭小川“时有走调”来说，贺敬之的诗歌是“一以贯之”的。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开始于1956年，写有《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风暴》等。这些诗歌大都从一个政治命题出发，以充
沛的激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纵横展开，思考、回答历史和现实的问题，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信念和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并以此作为贯穿全诗的感情和思想脉络。诗歌带着强烈的政治思辩彩和时代政治特征。比如他写于1956年的《放声歌唱》，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历史对比中，描绘了建国初期的人民对新生活的强烈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信心。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这激情在三个层面展开: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历史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诗人在这三个层面展开的激情,都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
（一）政治激情点燃的智光。贺敬之放声歌唱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激情高涨的时代。身处这样一种民族情绪和文化语境中的贺敬之,具有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人生经历的贺敬之,当他放声歌唱的时候,其主体的意识和客观的环境,都使他不能不将自己歌唱的激情自觉地纳入时代的轨道,并在这种激情中展开对现实的景观、历史的事实、五彩缤纷的生活、变幻动荡的国际风云的描摹与点染,展开对伟大的中华民族、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英雄的赞美与颂扬,展开对新时代自我的丰富感受的倾泻,并在这些描摹、赞美、倾泻中,直率地表露自己真切的感受和朴实的认识。这一时期,贺敬之的政治激情主要指向两个目标:革命
阵营与对立的阵营。由此也形成了他政治抒情诗的两个相反的主题:歌颂与否定。在革命阵营中,诗人关注“沸腾起来”的“地中海”,关注阿拉伯兄弟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关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亲爱的越南兄弟”。并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当时两大阵营发展趋势的认识:“光明———在扩大,阴影———在缩小。”“风向:东风/压倒西风!”“敌人必败!我们必胜!”而其中,诗人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祖国,自己那从血与火的革命中新生的祖国。诗人用他那双被新时代熏陶得发亮的眼睛,在祖国的土地上寻觅着诗句,在亿万劳动者中寻着灵感,在共和国的基础上获取光明的象征和力量的源泉。当他关注时代的个体,关注最平凡的生活事实时,那被信仰所鼓荡起的激情,也往往赋予对象以扩大的思想意义,而这种被诗人自觉地扩大了的思想意义,还有着超越时代,超越意识形态的意义。（二）历史的激情点燃的智光。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历史激情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既往中国的历史;一个是20世纪前半叶的革命史。两个层面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在第一个层面展开的历史激情具有反拨性,其价值追求是由五千年的文明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来衬托新中国短短几年、十几年辉煌成就的意义,用几千年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无数的杰作,映显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创造的文化的先进性、伟大性,五千年历史的沧桑,是为新时代的人民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涂上的底,“但见那:辈辈艄公洒泪去,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的感叹,是为新时代响彻云霄的豪迈
歌唱做陪衬的。正是在巨大的时间跨度和汗牛充栋的文化积累的背景下,贺敬之不仅为自己奔涌的历史激情获得了充分言说的空间,为自己所信服的结论,到了合理的注脚,这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为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对新中国的认识,到了骄傲的支点。所以,诗人如此骄傲地判断:我们的今天胜过昨天,我们创造的文化,比昔日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更加辉煌。“我甚至在《放声歌唱》这首诗里,在提到对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的热爱时,这样骄傲地说过:‘我们的合唱———比你们的歌声响亮!’”甚至在《三门峡歌》中“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在当时诗人贺敬之的眼中,在他那被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占领的脑海里,过去的历史虽然悠久,过去的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比起年轻的共和国走过的短短历程,则相形见绌;过去的一切虽然伟大,虽然彪炳史册,但比起解放了的人民在几年、十几年创造的一切是多么不起眼。正是在诗人有意识的这种反拨中,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光辉被淡化了,新中国短短历史成就的意义,则几乎是被无限地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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