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差别；原因
建安时期的文学巨匠——“三曹”父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不容忽视。“三曹”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共同的“建安风骨”特之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各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差别进行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建安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三曹”作为建安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同时也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在形式上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曹氏父子与建安风骨
（一）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汉灵帝末至魏明帝
初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发生转折性巨变的年代。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文人的重视，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呕心沥血致力于诗赋并且风格各异、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呈现一派才俊云集、欣欣向荣的气象，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
（二）蓬莱文章建安骨
建安诗歌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明显的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
首先，不依经傍典而直达所怀，带有一种激昂和发扬的精神。刘勰曾评价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都能慷慨激昂地披露胸襟、明快磊落地施展才华；他们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抒写情志畅所欲言，力求充分表现自我，遣词状貌追求清晰明快。
其次，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作品脱胎于汉乐府和“古诗”，又展现出其
独特之处，写实彩非常浓厚。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的议论，他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①
再次，此时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乐观精神，也有对命运无常、人生苦闷的慨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评价着实精辟。建安文人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有感于民生疾苦，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其作品多呈现出高扬理想、慷慨悲壮、忧时伤事、充满个性，富有悲剧彩的特征。但总的来看，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济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
上述种种便是“诗仙”李太白所谓的“蓬莱文章建安骨”②；也就是我们后人标举的“建安风骨”。
（三）曹氏父子领风骚
1．“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抒情诗歌“三曹”父子是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文坛的杰出代表。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风气之转变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父子三人对待文学之士的态度也明显有别于过去的统治者，曹操搜罗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安置在身边形成文学集团，并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曹丕、曹植兄弟也与文士相处极其欢洽，共同从事文学活动。所有这些，都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活跃了创作气氛，提高了诗歌的写作技巧，扩大了乐府诗尤其是五言诗的影响。
2．分述“三曹”诗歌的总体特征
“三曹”父子都各有文名，共同领导建安文人开创文坛新气象，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然而三人体气各殊，成就互异，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曹操的四言诗对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加以发扬创新，风格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善于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乡愁，诗风清丽委婉、细腻柔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文才富艳，词藻华丽，且非常讲究艺术表现，开雕琢词藻之风气。
二、“三曹”诗歌艺术特的差异
（一）创作形式
从艺术形式上看，诚如萧涤非先生言：“曹氏父子之产生，实为吾国文学史上一大伟迹，曹操四言之独超众类，曹丕七言之创为新体，既各擅长千古，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为百世之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宁非异事？”③
曹操四言诗独超众类，现存诗歌21首，全为乐府诗。四言体从《诗经》以后已逐渐衰落，两汉文人的四言诗也鲜有成功的作品，曹操却写出很多四言名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都是复兴四言诗的佳作，使古老的四言诗得以重新焕发青春。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谓“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范文澜也曾这样评价曹操:“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④同时曹操诗歌大多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在《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基础上推陈出新，用乐府旧题叙写汉末社会动乱，抒发人生理想，确实是一大进步。不仅如此，曹操还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根据诗歌的思想内容适当地调整形式，如《薤露行》、《蒿里行》本为古代丧歌，均系杂言，而曹操用五言来写，反映自己对人生短暂而事业无限的矛盾，抒发了他的雄伟大志。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⑤，不仅指他的散文，同样包括他的诗歌创作。
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占55%，他对各种诗歌形式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四、五、六、七、杂言无所不能，这与他从小广博知识、学习前人成果有很大关系。他的《燕歌行》二首，开中国诗歌七言诗先河，在这之前，七言形式在汉代民歌中虽已出现，但还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真正完整的七言诗是在曹丕笔下完成的，故萧子显谓“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萧涤非更是高度评价曹丕七言诗“为吾国诗学界开一新纪元”。⑥曹丕以前，仅孔融有3首六言诗，其余不见六言踪影，曹丕六言诗对后世，诸如王维、王安石、马致远等人的六言诗有深远影响。五言诗更为曹丕所大量运用，占现存诗歌的一半以上。杂言诗《大墙上蒿行》，洋洋洒洒数百字，句法参差，对后来的长篇歌行有很大影响。
曹植五言诗卓绝，多数是抒情诗，现存诗96首，乐府诗占53%。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但毕竟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经“三曹七子”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成为中国诗歌主要体式之一。因此，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并以其众多的数量、上乘的质量，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坛的牢固地位，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名都篇》都是五言诗。
总之，“三曹”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各有因革，各占胜场。从父子三人身上也不难看出，虽然其诗皆多乐府，但在各自诗歌中所占有的比重已逐渐减少，这就为就建安诗歌完全摆脱乐府的笼罩而独立化、文人化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
（二）表现手法
从艺术表现上看, “三曹”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情景交融的特点, 同时也有差异。
曹操的诗继承东汉后期“讽时”、“言志”的诗歌主张及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具有粗犷疏放的描写手法，以叙述、描写的手法直抒心意, 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自然地融为一体，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政论性。如《观沧海》皆大处着笔，点到即止，“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看似写景, 实则述志；《龟虽寿》也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叙述中表现了作者老当益壮、乐观进取的精神和态度。另外，曹操还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用比喻来再现事物、表达思想，既令形象鲜明，又不至一览无余，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如《观沧海》铺陈大海的辽阔深邃、博大，正是作者统一天下雄心壮志的形象体现，所以钟惺《诗归·卷七》谓“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
深”以“沧海”喻博大胸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先比兴后引出所咏之事，使人从联想和想象中获得艺术的美感。
而曹丕则更多受《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的影响，虽也有少量诗多铺叙陈述，与乃父同声相应，但绝大多数作品却“工于言情”，渐趋细腻，形神兼顾，特别擅长离愁别绪的抒写。他的诗寓情于景，同时注意用韵，音节和谐流畅。《燕歌行》开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浓墨重彩的勾勒出一幅萧瑟、凄凉的秋图，以此衬托女主人公孤寂、悲凉的心情。同时，本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使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后连贯，音节和谐，同全诗抒发的掩抑徘徊、中肠催断的思想感情完全协调一致。故沈德潜的《古诗源·卷五》特标曹丕诗“能移人情”，并高度评价曹丕在汉魏诗歌由叙事向抒情转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曹植的诗歌很多都是通过塑造形象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矫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作者运用铺陈手法意在表现诗人自己“甘心赴国难”的远大抱负。曹植更主要的成就在于熔铸《诗》、《骚》的抒情精神，努力学习汉乐府民歌的多种表现手法，以情感的丰富、强烈，
抒情手法的多样、精湛，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如《野田黄雀行》中连章法使全诗既气韵通贯完足，又节奏跌宕分明，“可以分一篇而七，可以合七篇而一”；《赠白马王彪》“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这种问答句式，内容通俗晓畅，音节铿锵，新颖独特。此外，曹植笔触精工，既穷形尽相，又神采飞扬，他将诗歌的形象性和描绘技巧，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可以这样说，中国诗歌形神兼备艺术境界的确立，当始于曹丕，成于曹植。范文澜曰“曹植诗文是众文士典范”⑦，对南朝文学起很大作用，故称植“大文豪”。
（三）语言特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⑧，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曹操性格豪爽，诗歌语言简练质朴，刚健有力，故钟嵘称“曹公古直”。《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语言直白，非常接近口语，像是面对知音倾诉衷肠。《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恢宏，博大壮阔。同时，曹操能成功袭用《诗经》原句，自然妥帖，
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出自《小雅·鹿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引用时能够与作品内容协调一致，天衣无缝，不显突兀，其驾御语言的能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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