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
贾平凹，生于1953年，陕西省丹凤县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1980年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3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先后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计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集有《兵娃》、《姊妹本纪》、《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贾平凹小说新作集》、《月迹》、《野火集》、《爱的踪迹》、《商州散记》、《晚唱》、《商州》、《贾平凹集》及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等。其中《满月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浮躁》获1988年度“美孚飞马奖”《废都》获得1997年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大奖。他的多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贾平凹是一个多产作家，综观他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当“伤痕文学”崛起之时，在其他作家纷纷揭露黑暗、倾吐苦水的时候，他却从另一个视角来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用美丽的心灵与辉煌的理想去编织出绚丽的生活花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便是《满月儿》，其风格委婉缠绵、气韵飘逸。当文坛走过“反思文学”阶段，向人性美和心灵美的境界进发时，贾平凹则又低吟出沉郁灰暗的《晚唱》、《好了歌》、《二月杏》。透过人性的表面复苏，注重于对人性中被扭曲了的性格的发掘与曝光，从而暴露了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作品的风格也阴郁堂奥、低回迷蒙。1983年以后，贾平凹深入商州地区，写了一组“商州系列”的中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九叶树》
、《腊月·正月》、《商州》、《冰炭》、《远山野情》、《古堡》、《天狗》、《浮躁》等。还有短篇《火纸》、《黑氏》、《水意》等。这一时期，作者以全方位的视角剖示整个人文环境的变迁给人的心理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把笔触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层结构中去展示历史的道德外力与人的生命本真内力之间的冲突。同时，在形式技巧上也有新的探求，作者试图以更新的表现手法来观照自己笔下的人物，使之更富有现代美感，其风格是缠绵悱恻中透露出阳刚之气，悲恸抒情中力透着哲理性的思考。
的焦点。那种恪守土地，“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心理在农村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人们恒定的传统文化心理正在悄悄地偏移，而作者着力在《腊月·正月》中塑造了一个与时代思想相悖逆的人物韩玄子，这就注定了这个形象必然的悲剧性。整个小说是把韩玄子作为一个传统道德的化身进行描述的，他集传统道德的优长和惰性于一身，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多重性格人物，然而只要仔细品味，他身上的那种所谓优秀的传统道德亦正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惰性力，他是一个民族劣根文化的缩影：大度下隐藏着狭隘自私；光明磊落下潜伏着保守落后的封建意识，他是整个村镇传统的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和执行、监督者，他与新经济力量代表者王才之间的斗争，正体现着农村中守旧的封建卫道者与改革者之间的根本冲突。作者以冷峻细腻的笔法解剖了韩玄子的具有时代悲剧特征的心理世
界，并深刻地提示出，在韩玄子的那传统道德的外衣下，包裹的依然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小农意识。
如果说《腊月·正月》等中篇小说只是从微观角度来剖示一种文化心态的话，那么，《浮躁》则是从宏观的角度，较全面地显示出城乡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所面临着的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心理上的重重障碍。《浮躁》看起来是封建家族势力与农民改革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抒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特征：浮躁。小说中的主人公金狗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型农民，他与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同，一方面要与强大的封建宗法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在与自身的传统道德、文化心理的相生相克的灵魂决斗中获得自我精神的解放，这个形象不再是象梁生宝那样的思想单纯的人物，而是一个充满着进取精神，高扬着个体意识，裹挟着诸多优劣因子的复杂形象。金狗在与封建闭锁的充满着理性秩序张力的传统文化心理作战时，充分意识到自身（包括整个新一代农民阶级）的孱弱，以及在一片旧意识的废墟上重建新的价值观念的必要性。“浮躁”是一种概括，它概括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不宁而又充满了生气的精神特征。作者正是在这一视角的焦点下描写出旧价值观的毁灭和新价值观的萌动。因而，小说中金狗、雷大空们与田家、巩家的斗争，以及金狗与小水、英英、石华等人的爱情纠葛统统可以看作一种浮躁的时代情绪的外化，作者将这种浮躁情绪放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新一代农民在改革大潮中面临的多重历史使命──对整个人文环境的改造和自我觉醒自我拯救的命题是同样重要的。
在艺术上，贾平凹的小说呈现出变化多端的个性：从柔美婉约的抒情风格到散文化的风韵；从充满着
故事情节力度的“复归”到兼收并蓄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商州》就是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作者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艺术视角。贾平凹的小说，在描写动
荡的心理世界时，往往把人文背景的氛围作为自己重要的描述对象，他注重描绘乡土风俗风情的小说，“几乎是一幅幅力透纸背的醇厚风俗画面，理与趣的高度统一，含蓄而和谐，达到了相当圆熟的艺术境界。”1[1]同时，贾平凹深得中国古典文学描写的神韵，而且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尤其是他的语言，精炼而清新、深沉而绚丽、明快而含蓄。他既不泥旧，亦不赶时髦，一切形式的变化均以内容的表达为依据。贾平凹是一个在不断改变着自己艺术轨迹的过程中时时给人以新的阅读快感和新的思考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废都》、《土门》、《高老庄》和中短篇小说《观我》等，其中尤以《废都》最具影响，也最有争议。《废都》通过对“著名作家”庄之蝶的生存状态及“废都”之中社会世相的描写，较为独特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及一种文化精神状态。
庄之蝶是一位因文学创作的成功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著名作家，但在“废都”之中，他却由一位“文化精英”堕落成一个“文化闲人”，昔日的社会理想与文化雄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难以自拔的沉沦和淫乐，无度的淫乐除了给他短暂的精神慰籍和肉体快乐之外，根本无法使他获得精神的复*d，等待他的
只能是“文化的休息”。作品由此而昭示出，在一个价值失衡，物欲泛滥的文化废墟中，是不可能用欲望来拯救个体生命的虚空的，同时也无法挽救“废都”的既倒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废都》所提出的文化命题是深刻而严肃的。
《废都》以庄之蝶的命运为主线，反映了文化、经济、政治、法律、新闻、宗教以及市井民间等廓大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较生动地描写了西京文人的生存风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所塑造的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四个富有寓意特征的女性形象，倾注了作者较多的文化思想内涵。
在精细逼真的社会世相描摹和现实写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象征表现手法，来丰富作品复杂的主题内涵（如“废都”、“老牛”、“女人”等具象的本体象征），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此外，广泛吸收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注意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也是其重要的特点，这在《废都》的语言风格及志异手法等方面均有相当鲜明的体现。然而，《废都》在以男女性爱为象征“外衣”的描写时，有所失度，同样表现出我国古代艳情小说的负面影响，以及现时
1[1]丁帆、徐兆淮：《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纵横谈》，《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文学中“商业炒作”的迹象，这也是当时文坛和学界争议的焦点之所在。
韩少功，生于1953年，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1978年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毕
业后在省总工会工作，后为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专业作家，现在海南省工作。1974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中《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等为代表作品。它们均以悲剧的氛围与艺术效果抨击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弘扬人道主义的道德与伦理力量。后一阶段是以《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辞典》等为代表作品，它们均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
《西望茅草地》以粗犷的笔墨勾画了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作为茅草地国王的“酋长”，张种田是一个带着强烈封建家长制意识的“农民领袖”，在极“左”思想的熏陶下，他倡导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误以为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过苦行僧的生活，在他的王国里采取的是绝对的禁欲主义原则，乃至于造成了扼杀人性的悲剧（他甚至以牺牲自己女儿为代价去维护那种荒唐的原则）。尤其可笑的是，他苦思冥想出那套在严刑拷打和生死抉择面前来考验知识青年的方法，更显示出动乱年代的荒唐和农民革命者的愚昧简单。作者并没有平面地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形象，而是深刻的揭示出，一方面张种田不愧为革命战争考验过的老战士，在他身上，仍可以看见那种身先士卒、吃苦耐劳、患难与共、平易近人的无产阶级优秀品质，而这一切正是处于彷徨、迷茫与寻之中的“知青文学”应当珍惜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失败了的“英雄”，这个人物留给人们的思索是深刻的：虽然张种田领导开发这片茅草地的事业是以闹剧形式收场的，但张种田却以自己整个生命虔诚地投身这场他心目中新的革命战争，他用一种小农个体生产方式去领导大生产；他用传统封闭的封建主义思想（他还自以为是正
统的马列主义）去压抑正常健康的人性（他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他用呆板僵化的军阀作风作为维持秩序的灵丹妙药……。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人物丰满的个性特征，那种唐·吉诃德式的愚昧与耶稣受难式的悲剧感非常融洽有机地结合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使之成为一个富有立体感的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
《爸爸爸》不仅是韩少功突破自身思维模式的一次嬗变，而且对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蜕变也起着推动的作用，是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一篇重要作品。《爸爸爸》塑造了丙崽这个很难概括的艺术形象。我们尽可以把丙崽作为一种意象或人生的象征，把他所生活的氛围和环境看成一种凝固了的社会空间。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把人性中的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抨击
与放大。有人把这种原始意识归结为八种表现：一、万物有灵论（如丙崽娘烧死了一只绿眼赤身大蜘蛛，冒犯神明，生下体残心呆的儿子）；二、畏天祭神（如烂了秧就拿丙崽祭谷神，闻惊雷，以为是上天对这瘦瘪瘪的祭品表示不满）；三、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如认为蛇性淫，见妇女就挑逗；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疯病……）；四、咒语拜物教（如咒人“背时鸟”可使人绝后；取所爱女子头发一根系在门前树上，念“花咒”七十二遍，就能迷住女子等）；五、巫卜文化（如巫师指点、砍牛头以后，观牛进退，可预卜战事胜负等）；七、对人的兽性摧残（如对侏儒丙崽的侮辱成为大家的乐事）；八、好勇斗狠、集团仇杀（如鸡头寨和鸡尾
寨之间的械斗‘打冤’成为遗风民尚）。2[2]小说中揭示出的这八种表现形态成为我们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至今还保存着的民族生存形态，同时，它也成为一种稳态的意识结构渗透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韩少功将它进行变形的夸张与放大，其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
《爸爸爸》在文体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全文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作品“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打破时空界限，吸收欧美现代派时序颠倒、多角度叙述、幻觉与现实交错等艺术手法”。3[3]这给读者的阅读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其留的艺术想象空间则更广阔深远。整个作品在神秘的描述之中所透露出来的象征意蕴，更能促发读者去思考更深层的意蕴。小说对夷蛮山地的风俗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以及揉进的神话描写则为小说的内容表达和形式表现增添了赏心悦目的彩效果。
当然，《爸爸爸》还存在着对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模仿痕迹，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悖离倾向，但是，它毕竟融入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特质，而且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
张承志，生于1948年，回族，籍贯山东，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1968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攻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专业。1981年毕业后在中国社
2[2]吴慧颖：《反思之钻向远古愚昧的沉积层掘进》，《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3期。
3[3]丁帆、徐兆淮：《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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