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
汪曾祺
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
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1】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
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
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
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还着了他的文人，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
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
，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
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
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2】
知道汪曾祺，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看过以至十分熟悉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因为他是主要编剧之一。后来读他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感觉出作者用笔的
功力，越读越如同品喝香茶、名酒，久而其味更甘、更浓。今年的山西省中考语文试题现代文阅读选了他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并据此为话题作文。虽然考试为选拔性的，但是读好文章、写感兴趣的话题，应该是受大家欢迎的。从反馈回来的情况也是这样。
读了这篇名为《五味》的文章，也许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原来生活中的琐细也能写成文章。是的，不仅能写，而且还能写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么地方？一是他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深刻，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爱吃辣，广东人爱吃甜，……我们都知道，而且有不少或曰“细节”的小故事，比如，“山西老乡爱喝醋，缴不缴醋葫芦”啦；火车一开入娘子关，响声就变成“喝醋”“喝醋”啦。等等。谁也没想到它们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看起来，对生活的热爱，应该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 “吃”也是一项重要的方面，“民以食为天”，很是有道理的。今年秋季选入高中语文第一册的一篇文章──《胡同文化》，也是汪曾祺写的散文，里面就提到了北京人的吃饭，如同本篇所写到的北京人爱吃“虾米皮熬白菜”的习惯，还写到“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
可以待姑奶奶。”不同的是，本篇所写是说人们对食物的习惯，而《胡同文化》中，则是把这种习惯与北京人的心理，实际上是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对身边事物进行理性的、文化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对生活积累后，精心选择细节，合理组织成文，再运用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同样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就像本篇文章。
再回到山西人的喜欢吃醋的问题，汪曾祺在文章的开头就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但是作为山西人，我们想一想，山西人的吃醋究竟是缘于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山西人喜爱吃面食，用醋调味，才更突出其美味呢？如同南方人的吃辣是因为气候潮热，辣有驱湿的作用一样；再就是山西五谷杂粮丰富，特别是晋北一带盛产高粱，用来做醋是很好的原料。这是地域方面的优势；再一点大概就是习惯的作用了。生于兹，长于兹，老乡每年要做一大缸醋，每家饭桌上顿顿离不开醋壶，吃面要有醋提味，炒肉要用醋去腥。到饭店吃饭，将空碗碟倒点醋涮涮，等于消了毒。家里有人感冒，怕传染别人，锅里放点醋，在火上熬熬，等于空气中杀了菌。还有多吃醋可以美容，常吃醋能软化血管，洗头发加点醋可使头发柔软亮泽等等。吃醋、用醋简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久而久之习惯养成，自然山西人是离不开醋的了。这种习惯，在山西算不了什么，但外地人看来，就成了新鲜事了。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3】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
中国当代作家 ，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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