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作品：《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 参考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主编 | |
一、“文摊文学家”赵树理 “赵叔从来都是一种打扮：头上戴一顶蓝布人民帽，身穿一套蓝布制服，脚上穿一双家制黑布鞋，衣服还经常是皱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括，这一身打扮哪像一个作家呀？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老农呀！±！”——老舍女儿舒立回忆中的赵树理。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 赵树理语，转引自李普《赵树理印象记》 1、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小说的适时出现，应和了党在解放区所推行的文学路线，被视为是实践《讲话》精神、体现“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代表。“文摊文学家”历史性地成为了另一个“文坛”的“典范” 。 “由于《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出版，正值延安整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期间，把赵树理小说归结为政治运动和《讲话》指导的结果，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换句话说，肯定赵树理的艺术成就，毋宁是一份关于艺术理念的政治宣言。” ——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2、《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确立自己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完成于1943年5月。通过一对农村“小字辈”小二黑、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中国农村新旧变革中新生力量与愚昧落后观念及反动封建势力间的冲突，揭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与复杂性。 中国当代作家 “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类型的典型代表作品。 主题内容：作品围绕着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两件大事，展开了抗战期间中国农村的复杂政治关系。 人物刻画：李有才和老杨同志是作品中刻画得最生动、完整的形象：李有才性格乐观爽朗、深沉冷静、机智风趣而富有谋略，运用快板这种巧妙的斗争方式，揭露了恶势力的丑恶嘴脸，并团结了新生势力；老杨同志是作为章工作员的对立面形象而出现的，老杨同志工作起来则处处密切联系众，工作作风朴实而深入。 艺术特：除了和《小二黑结婚》一样采用小标题分段结构，叙述简洁明白有头有尾外，《李有才板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配合情节发展，夹杂着大量假托李有才创作的清新活泼的快板词，强化了作品的泥土气息和民族化风格，所以小说名叫‘李有才板话’。 3、赵树理的小说样式：“新评书体” 第一，结构上讲究完整性、连贯性和戏剧性，有头有尾，环环相扣。 第二，写人物注重行动性，让人物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中鲜活起来，少有静止的景物描写和心理刻画。 第三，将描写融于叙述，但不象传统评书那样大加渲染小趣味，力求节奏更快一些，适应现代的阅读需求。 第四，运营经过提炼的生活化语言，笔调幽默轻快，有田间讲古、炕头谈心般的亲切感。 “在艺术上赵树理并不属于‘五四’传统。他来自农村，操着农民的语言并且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传声筒。……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中人们的活力。”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4、赵树理小说的幽默风格与乡风民俗彩 赵树理的小说常常富有喜剧性，呈现贴近普通人、闪烁着民间智慧的乡土幽默风格。都以家乡晋东南农村为背景，浓郁的地域民俗彩也是他具最特的一个方面。生趣盎然的乡风民俗彩，与民间幽默美学、新评书小说体式相得益彰，铸就了赵树理小说世界的独特性。 5、立足于民间的审美心理结构 长期以来，赵树理一直坚持‘民间正统论’。他把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划分为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三是民间传统。而在这三者之中，他始终坚持应以‘民间传统’为主，而且在这一点上是鼓足了劲儿至死而也悔改。 二、赵树理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与意义 1、赵树理小说的成就 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 首先，在思想上，以新的生活和新的主题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局面。赵树理的小说开辟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新的天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塑造了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歌颂了新的人物和新的风尚。 其次，在艺术上他还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新评书体’，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通俗化、大众化提供了艺术经验。 赵树理的小说在结构上，情节连贯，故事性强，结构严谨，首尾照应； 在人物描写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方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少有静止的景物和心理描写；在语言方面，朴实生动、幽默风趣，表现力强，具有浓厚的山西味道和晋阳气息，后来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流派之一。 2、《小二黑结婚》与《登记》比较 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婚姻问题的作品，从结构上看，《小二黑》注重故事的动作性与完整性，单线推进；《登记》注重人物的丰满与故事的跌宕，双线结构。在人物形象上，作为母亲，三仙姑的描写疏于外在，更多的是苛刻与刻薄，小飞娥趋于内在，更多的是理解与宽容。她们都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个是畸形变态，一个是委曲求全；同为受害者，虽怀有不同的目的都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后来又有转变，三仙姑过于单一与漫画化，小飞娥的转变真切自然。她们一个是不符合农民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落后农民形象；一个是复活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而性格瑕瑜互现的中间人物形象。 3、为什么说《小二黑结婚》衔接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时期及两个地区。 从纵向上看，《小二黑结婚》与《狂人日记》一样，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惊世之作，《小二黑结婚》是中国文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赵树理笔下的农民系列特别是落后农民系列与鲁迅笔下的阿Q系列有着某种历史的沿袭性。赵树理继承了鲁迅热忱关注农民的传统，弥补了新文学严重脱离农民大众的不足，选择了一条与中国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大众化的道路。 从横向上看，在1943年，赵因《小二黑结婚》成为解放区家喻户晓的大作家，张爱玲因《传奇》在上海沦陷区成为市民心目中的明星。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两人缺水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与重要存在。赵与张笔下的婚恋、都市中人性的变异与乡村里人性的畸形、贵族作家与农民作家风格差异等，都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某种关联。三仙姑与曹七巧可看作被食——食人——自食旧文化循环链条上农村与都市的典型女性。1943年，也可看作是新文学在雅俗共赏的追求上同样出的两种努力。 4、赵树理与鲁迅小说中的农民视角比较 赵树理既是农民革命的参加者，又是农民生活的描述者，这种身份预伏着潜在的危机：即当农村革命运动及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及农民利益时，作家的革命生活与作家自身就和谐统一，即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就统一，而当它们出现偏差时，其作品就会出现矛盾与危机。 赵树理与鲁迅相同的是，懂得农民的痛苦不仅仅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因而在观察农民时，与鲁迅有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历史的考察。 而赵树理又不同于鲁迅的时代：这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农村封建势力走上翻身道路的新时代。因此鲁迅重在揭露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而赵树理则主要表现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婆媳、婚姻、长幼）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小二黑结婚》着力写为封建迷信观念扭曲的二诸葛、三仙姑。二诸葛与闰土有历史的精神联系，但又因处在不同的时代，闰土的命运有浓重的悲剧性，而二诸葛因处在了大变革的时代，“不变也得变”的尴尬处境使他的命运有了一定的喜剧性。 与五四乡土小说不同，赵树理拒绝西方文化传统，执意回归民族的、民间的文学传统中来，满足农民的审美情趣。讲究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叙事风格明快、简约，富于幽默感，实现了大众性与艺术性较为完美的结合。 赵树理小说的意义：赵树理小说是复杂的，他的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宣告了文艺大众化在解放区的成功，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还标志着知识分子叙述者全面让位于政治话语主体，标志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真正开始了整体结构的转型。 梳理和分析20世纪乡土叙事的演变轨迹 （1）鲁迅的《故乡》《孔乙己》《阿Ｑ正传》等：贫穷、落后、破败、苍凉的景观；落后、愚昧、封建、善良、淳朴的农民。“为人生”的小说观，启蒙意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农民不幸的命运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封建落后文化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因素；批判现实，揭示国民劣根性。 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２０年代的乡土文学如王鲁彦的《柚子》等学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描绘农村落后愚昧的生活图景这一艺术手法。 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显然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思考与“为人生”的乡土创作方法。 （２）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乡土作品，在处理题材的方式、叙述方式、精神气质上都不同于鲁迅的乡土叙事。 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世界有别于现代文明的健全、协调，是对童年记忆的记述，有意强调叙事的抒情倾向。湘西底层人们宁静自足的生活，醇厚的人情美、人性美，人性的坚韧、正直，朴素的民族性格，美丽和谐的自然风光，作家勾勒出了一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 新时期汪曾祺、钟阿城等承接了这一叙事传统。 （３）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倡导者，茅盾显然是“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创造时代典型与宏伟叙事体式，开启了３０年代之后的革命文学传统。 ５０、６０年代柳青的乡土叙事，努力塑造农民英雄形象，以政治意识、阶级意识设置情节、安排人物，追求宏大叙事的史诗彩。 （４）４０年代赵树理的乡土叙事，是当时农民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与农民有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忠实反映农民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为普通农民所接受。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模式、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模式、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模式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乡土小说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乡土小说在当代的走向和命运。 （５）80年代，路遥的苦难意识与道德理想主义光辉以及所带来的崇高感，贾平凹的乡村风俗画及风情的追求，一方面显示出他们关注弱势体的平民立场和济世情怀，另一方面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也暴露了他们相似的读者观和农村文化乌托邦的相似想象。 （６）90年代，陈忠实等从人性及生命意识角度思考民族秘史和文化命运等的乡土叙事，有历史意识、史诗情结、悲剧精神、政治文化心理、文化批判与反思精神等多维层面。但是“当政治历史只被作为一个书写欲望的容器时，要求小说家对乡土生活作出深刻的文化心理批判和透视，要求小说家经由合理的想象和再造，在历史记忆的复活中表达文化母题，要求乡土文学在反思与拷问中出现‘大家’便成了奢望。” | |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