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文学界》编辑、诗人远人之约，原本想做一个一问一答的访谈录，由于拟定的采访者时间有变，结果问答没有进行。多年来和朋友谈文学艺术，涉及的话题众多，假如只对某个采访者的问题作答，或许会为采访者的兴趣和视野所限，因此，我觉得还不如把多年来与不同的朋友谈过的话题综合起来，归纳为几个问题予以回答。另外，传统的访谈模式比较刻板，弄不好会丧失文学艺术应有的挥洒自如，因此我觉得以文艺漫谈的形式来处理，或许是一种有益尝试。以下漫谈便是尝试的结果，做法有点另类，但愿不全是胡说八道。
中国作家是一种什么鸟
我珍藏着一个人面鸟身造型的玉带扣。我之所以花大价钱买下它，一是因为这样的造型在中国古代玉雕中很罕见，二是因为人类飞翔的理念对我很重要。在我看来，作家就是人类中的一种鸟，或者称为“鸟人”。以鸟为喻，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鸟儿是美好的。《诗经》中就有涉及鸟儿的美丽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么，中国作家是一种什么鸟呢?中国作家如此之多，这问题很难笼统地回答。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几年以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轩然大
波。之后他又再度开炮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而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按照顾彬的说法，中国当代作家不是什么好鸟。
顾彬的“垃圾说”，有可能以偏概全，招来愤怒也属正常。然而我听了顾彬的高论，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点在理，比如“二锅头说”，相比鲁迅、沈从文一辈作家，王蒙、铁凝等的确差距很大。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评判标准，而且其中有些是超越国界的。我听到顾彬的高论，没有产生民族主义者的义愤，因为我早就愤过了。
十五年前在阳朔，碰到一个常住那里的德国人，外号叫“唐老鸭”。我当时与他一起喝啤酒。在谈到中国文化时，“唐老鸭”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吃惊：“中国人的精神在他们的口袋里。”说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瞧，中国人的精神也就剩钱了，而且只有可怜的十块!因有受辱之感，我和“唐老鸭”舌战了一番，双方不欢而散。
我当年是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去舌战的。然而，多年后听到顾彬的高论时，我悲哀地发现当年“唐老鸭”的说法越来越正确了，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为钱而写作的书越来越多，依附权力博取名利的写作者也越来越多了。一个作家的书卖得多，钱赚得多，就会被热捧。一个作家得到官方奖，也会成为追捧的对象。而历史告诉我们，过于功利的作品，文学艺术价值往往会打折扣。也许顾彬只是折扣打得大了点而已。
顾彬的“垃圾说”，有可能以偏概全，招来愤怒也属正常。然而我听了顾彬的高论，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点在理，比如“二锅头说”，相比鲁迅、沈从文一辈作家，王蒙、铁凝等的确差距很大。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评判标准，而且其中有些是超越国界的。我听到顾彬的高论，没有产生民族主义者的义愤，因为我早就愤过了。
十五年前在阳朔，碰到一个常住那里的德国人，外号叫“唐老鸭”。我当时与他一起喝啤酒。在谈到中国文化时，“唐老鸭”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吃惊：“中国人的精神在他们的口袋里。”说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瞧，中国人的精神也就剩钱了，而且只有可怜的十块!因有受辱之感，我和“唐老鸭”舌战了一番，双方不欢而散。
我当年是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去舌战的。然而，多年后听到顾彬的高论时，我悲哀地发现当年“唐老鸭”的说法越来越正确了，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为钱而写作的书越来越多，依附权力博取名利的写作者也越来越多了。一个作家的书卖得多，钱赚得多，就会被热捧。一个作家得到官方奖，也会成为追捧的对象。而历史告诉我们，过于功利的作品，文学艺术价值往往会打折扣。也许顾彬只是折扣打得大了点而已。
功利的羁绊会妨害文学的发展，正如泰戈尔《飞鸟集》所言：“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近年中国出了作家富豪排行榜，这有点滑稽，因为作家不是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排行榜上有余秋雨先生的大名。可惜听一些读者抱怨说，余先生财富在不断增加，而作品却越写越差，不知道这是否与功利之累有关。作家会赚钱不是坏事，但不能只想着赚钱。
中国有一批拿财政工资的“体制内”作家，这样的体在世界文坛是少见的。由于有衣食上的依赖，自然就难以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了。这又让我想起泰戈尔《园丁集》中关于“自由的鸟”和“笼鸟”的诗歌。体制内的作家比体制外的作家少一点自由，却多一点实惠。在我看来，笼子的高度决定了飞翔的高度，这不仅不值得羡慕，甚至有点恐怖。笼中的鸟唱不出大森林的歌。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成为“笼鸟”。
其实“笼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有钱、有权或有关系拉赞助的写作者，出书是一本接一本，但质量高的不多。为什么不能把多本浓缩成一本呢?量变的积累真意味着质变吗?为什么要把更多的钱变成纸呢?我们目前的生活，真不足以支持多数写作者不间断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之所以要大量出版带泡沫的东西，无非还是为了名和利。泡沫冲击眼球，自然也就给顾彬先生等以“垃圾”之感了。
中国有一批拿财政工资的“体制内”作家，这样的体在世界文坛是少见的。由于有衣食上的依赖，自然就难以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了。这又让我想起泰戈尔《园丁集》中关于“自由的鸟”和“笼鸟”的诗歌。体制内的作家比体制外的作家少一点自由，却多一点实惠。在我看来，笼子的高度决定了飞翔的高度，这不仅不值得羡慕，甚至有点恐怖。笼中的鸟唱不出大森林的歌。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成为“笼鸟”。
其实“笼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有钱、有权或有关系拉赞助的写作者，出书是一本接一本，但质量高的不多。为什么不能把多本浓缩成一本呢?量变的积累真意味着质变吗?为什么要把更多的钱变成纸呢?我们目前的生活，真不足以支持多数写作者不间断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之所以要大量出版带泡沫的东西，无非还是为了名和利。泡沫冲击眼球，自然也就给顾彬先生等以“垃圾”之感了。
功名利禄的诱惑实在太大，作家拒腐蚀可不容易，作家也是人啊。我曾经写过一个短诗，叫《堕落的天使》，诗文是：“魔鬼的礼物多么诱人；一个天使堕落了，变成了人。人类的饲料多么甜蜜；一只鸟儿堕落了，变成了鸡。”一旦成为功利的奴隶，一旦被豢养，堕落的危险就增大了。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写作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似乎比在别的国家更为密切，因此中国作家蜕变的危险可能更大。
重读往日的诗，假如要回答开篇的问题，那么我想说：“中国作家是一种堕落成鸡的风险很大的鸟。”当然，我首先要警示的是我自己，我要当心堕落成鸡。假如要我在众多种类的鸟儿中做选择，我不愿成为安居笼中、善于学舌的鹦鹉，因为鹦鹉所说不外乎讨好的话，如“恭喜发财”之类。我宁愿作飞跃千山万水的信鸽，信鸽除了“报喜”还能“报忧”，这“报忧”尤其重要。
权力是一条狗吗
常年呆在一个地方，日子过得一成不变，难免会导致无聊，而这有可能是灵感枯竭的开始。因此，你作为写作者，这时候就该上路了。走出封闭的屋子，去广阔的天空下，到热闹的街坊上，说不定在某个艳阳天，灵感会像闪电一样把你击中!众所周知，美国的垮掉派名著《在路上》，便是在路上写成的。西方的很多名著，如《神曲》《堂吉诃德》《天路
重读往日的诗，假如要回答开篇的问题，那么我想说：“中国作家是一种堕落成鸡的风险很大的鸟。”当然，我首先要警示的是我自己，我要当心堕落成鸡。假如要我在众多种类的鸟儿中做选择，我不愿成为安居笼中、善于学舌的鹦鹉，因为鹦鹉所说不外乎讨好的话，如“恭喜发财”之类。我宁愿作飞跃千山万水的信鸽，信鸽除了“报喜”还能“报忧”，这“报忧”尤其重要。
权力是一条狗吗
常年呆在一个地方，日子过得一成不变，难免会导致无聊，而这有可能是灵感枯竭的开始。因此，你作为写作者，这时候就该上路了。走出封闭的屋子，去广阔的天空下，到热闹的街坊上，说不定在某个艳阳天，灵感会像闪电一样把你击中!众所周知，美国的垮掉派名著《在路上》，便是在路上写成的。西方的很多名著，如《神曲》《堂吉诃德》《天路
历程》等，都表现了“在路上”的历程；中国的《西游记》也是如此。
有一次因为无聊，我就上路了，去了古玩市场瞎逛。那里有猴子骑在马上的雕件，也有蝙蝠和寿桃的画之类。看到猴子骑马，当然可以遐想：连猴子都志在千里!不过呢，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那是“马上封侯(猴)”的意思，“志在官场”也。而蝙蝠和寿桃呢，寓意是“福(蝠)寿双全”。说到这些，也许阁下觉得俗气了，但是别急，请听在下慢慢道来。
在一家店里，我看到一个手把件，一条用和田玉雕的玉狗。为什么雕的是一条狗呢?既然跪着的玉人雕件，具有“遇(玉)贵(跪)人”的寓意，那么，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玉狗有何深意呢?脑袋转了八八六十四圈，才想到：狗者，犬也。犬在手中，便是“犬在手”。什么意思呢?是“大权(犬)在握”呀!哇，原来如此!就这么在中国文化的九曲回肠里转悠着，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权力是一条狗吗?”
中国当代作家 脑袋里冒出这么一句话并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诡辩：逻辑是一条小狗吗?》。往日经历鬼使神差地起了作用，看来过去未必真的过去了。那么，权力是一条狗吗?细细琢磨，好像还真有几分相似。狗对主人或熟人会摇尾示好，对陌生人或穷酸汉则会狂吠逞恶。某些“大权在握”的人，不是也这样对待陌生人或穷酸汉吗?人们不是称仗势欺人者为狗腿子吗?要是有人敢舞起棍，打痛了狗的脊梁，狗就会夹起尾巴来。某些违法后被揭批
有一次因为无聊，我就上路了，去了古玩市场瞎逛。那里有猴子骑在马上的雕件，也有蝙蝠和寿桃的画之类。看到猴子骑马，当然可以遐想：连猴子都志在千里!不过呢，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那是“马上封侯(猴)”的意思，“志在官场”也。而蝙蝠和寿桃呢，寓意是“福(蝠)寿双全”。说到这些，也许阁下觉得俗气了，但是别急，请听在下慢慢道来。
在一家店里，我看到一个手把件，一条用和田玉雕的玉狗。为什么雕的是一条狗呢?既然跪着的玉人雕件，具有“遇(玉)贵(跪)人”的寓意，那么，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玉狗有何深意呢?脑袋转了八八六十四圈，才想到：狗者，犬也。犬在手中，便是“犬在手”。什么意思呢?是“大权(犬)在握”呀!哇，原来如此!就这么在中国文化的九曲回肠里转悠着，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权力是一条狗吗?”
中国当代作家 脑袋里冒出这么一句话并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诡辩：逻辑是一条小狗吗?》。往日经历鬼使神差地起了作用，看来过去未必真的过去了。那么，权力是一条狗吗?细细琢磨，好像还真有几分相似。狗对主人或熟人会摇尾示好，对陌生人或穷酸汉则会狂吠逞恶。某些“大权在握”的人，不是也这样对待陌生人或穷酸汉吗?人们不是称仗势欺人者为狗腿子吗?要是有人敢舞起棍，打痛了狗的脊梁，狗就会夹起尾巴来。某些违法后被揭批
的权力部门前倨后恭，不是也和这有几分相似吗?
针对权力，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而一旦权力被滥用，达到极致便是强权、独裁，这时其凶恶就远非狗可比了，它变成了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由一个人来统治，便让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成分。”在美好的人类社会里，当然不应该有兽性，因此人类的先祖们要把狼驯化成狗。基于同样的理念，孟德斯鸠等主张预防权力的兽性潜质，以“三权分立”来驯服权力。让权力成为被绳子制约的狗，总比任其成为肆无忌惮的狼要安全些。
关于权力与狗的问题，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很多文字。相比外国作家，中国作家要是骂狗，料想比西方作家更尖刻，因为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相对要低。中国人除了骂“狗腿子”，还骂“狗娘养的”、“狗眼看人低”甚至“狗改不了”。相反西方人好像更加爱狗，因为他们很少用“狗”来骂人。他们说：“Loveme，lovemydog，”直译是“爱我，也爱我的狗”，类似于中国人的“爱屋及乌”，其钟爱之情可窥一斑。
而另一方面，西方作家要是抨击权力，肯定比中国作家更尖锐。高一点要求，作家应是人类美德的颂扬者、倡导者，更应是社会邪恶的思考者、批判者。据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机关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理当接受人民的监督、批判。因此，
针对权力，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而一旦权力被滥用，达到极致便是强权、独裁，这时其凶恶就远非狗可比了，它变成了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由一个人来统治，便让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成分。”在美好的人类社会里，当然不应该有兽性，因此人类的先祖们要把狼驯化成狗。基于同样的理念，孟德斯鸠等主张预防权力的兽性潜质，以“三权分立”来驯服权力。让权力成为被绳子制约的狗，总比任其成为肆无忌惮的狼要安全些。
关于权力与狗的问题，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很多文字。相比外国作家，中国作家要是骂狗，料想比西方作家更尖刻，因为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相对要低。中国人除了骂“狗腿子”，还骂“狗娘养的”、“狗眼看人低”甚至“狗改不了”。相反西方人好像更加爱狗，因为他们很少用“狗”来骂人。他们说：“Loveme，lovemydog，”直译是“爱我，也爱我的狗”，类似于中国人的“爱屋及乌”，其钟爱之情可窥一斑。
而另一方面，西方作家要是抨击权力，肯定比中国作家更尖锐。高一点要求，作家应是人类美德的颂扬者、倡导者，更应是社会邪恶的思考者、批判者。据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机关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理当接受人民的监督、批判。因此，
西方很多文人热衷于挑战强权，为大众的利益说话，或是热衷于宣讲自己发现的真理，哪怕是离经叛道。连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都没有扼杀掉“异端的权利”。就总体而言，西方作家更加贴近权利而疏离权力。
回顾中国历史，文人历来难以保持人格独立。“学而优则仕”，致使多少文人最终成了权势的附庸!“”的存在，更是加剧了中国文人的明哲保身，因此他们比西方文人更贴近权力，也更畏惧权力。关于这种对权力的爱恨交集，鲁迅先生有过深刻论述。先生在批判精神上更像一个西方作家，可惜这样的中国作家太少。在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现在更有“官而悠则写”。如今官员出书已成时髦，这种权与文的新结合，像女孩子粘假睫毛的时尚一样颇可玩味。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苏联和中国有相似的社会现实，苏联产生了索尔仁尼琴控诉强权的《古拉格岛》，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巨著。索翁流亡多年后回归故国，普金总统曾专程去拜见他。俄罗斯的新闻照片很有意思：索翁坐在前面的椅子上，普金总统站在后面的门边，不过是背景的一部分。真正意义的作家堪称精神之王，地位比一个世俗政府的总统更加崇高，因此才有这样的照片。可惜在中国难见这样的照片。
中国社会传统的层级结构，造成了普遍的畏权附势心态。这是中国写作者需要警惕的。
回顾中国历史，文人历来难以保持人格独立。“学而优则仕”，致使多少文人最终成了权势的附庸!“”的存在，更是加剧了中国文人的明哲保身，因此他们比西方文人更贴近权力，也更畏惧权力。关于这种对权力的爱恨交集，鲁迅先生有过深刻论述。先生在批判精神上更像一个西方作家，可惜这样的中国作家太少。在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现在更有“官而悠则写”。如今官员出书已成时髦，这种权与文的新结合，像女孩子粘假睫毛的时尚一样颇可玩味。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苏联和中国有相似的社会现实，苏联产生了索尔仁尼琴控诉强权的《古拉格岛》，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巨著。索翁流亡多年后回归故国，普金总统曾专程去拜见他。俄罗斯的新闻照片很有意思：索翁坐在前面的椅子上，普金总统站在后面的门边，不过是背景的一部分。真正意义的作家堪称精神之王，地位比一个世俗政府的总统更加崇高，因此才有这样的照片。可惜在中国难见这样的照片。
中国社会传统的层级结构，造成了普遍的畏权附势心态。这是中国写作者需要警惕的。
只有当一个写作者不再仰视权势的时候，他才站到了成为伟大作家的起点上。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论才能和人品都不如你，却很可能是你的领导。你最好不要郁闷，一郁闷你就更亏了。有些人一坐上高高的官椅，就以为其精神高度胜过了你，你大可不必在意，因为那其实是认定屁股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假如还没有强悍到可以像俯视小狗一样俯视权力，至少要努力做到与它平视。
要做到平视甚至俯视权力，一个写作者得有强大的心灵力量，不然就会像囊中羞涩者面对昂贵时装那样，说不定就自惭形秽了。值得推崇的心灵力量之一就是想象力。你可以想象权力是一条狗，那么牵狗的绳子是什么呢?这里有很大的文学想象空间。想象着权力是一条小狗，你在大街上漫步时可能就多了几分雍容华贵，也许不亚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牵着小狗的贵妇呢。当然，你还可以想象权力是爬到高树上的一只猴子，同时在心里说：“你爬得倒是挺高的，但我看到你红红的屁股了，哈哈!”
诗歌像什么植物好呢
在这个世界，人难免会孤独，因此人类有朋友的天性。《诗经》以鸟为喻，有名句日：“莺其鸣兮，求其友声。”而另一方面，世间又有很多纷争与倾轧，这难免会加深人们的孤独与自闭。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困惑，表达得非常绝
要做到平视甚至俯视权力，一个写作者得有强大的心灵力量，不然就会像囊中羞涩者面对昂贵时装那样，说不定就自惭形秽了。值得推崇的心灵力量之一就是想象力。你可以想象权力是一条狗，那么牵狗的绳子是什么呢?这里有很大的文学想象空间。想象着权力是一条小狗，你在大街上漫步时可能就多了几分雍容华贵，也许不亚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牵着小狗的贵妇呢。当然，你还可以想象权力是爬到高树上的一只猴子，同时在心里说：“你爬得倒是挺高的，但我看到你红红的屁股了，哈哈!”
诗歌像什么植物好呢
在这个世界，人难免会孤独，因此人类有朋友的天性。《诗经》以鸟为喻，有名句日：“莺其鸣兮，求其友声。”而另一方面，世间又有很多纷争与倾轧，这难免会加深人们的孤独与自闭。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困惑，表达得非常绝
望。其实活着是可以不太绝望的，这世界毕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比如鸟儿、花儿。假如我们有天才的想象力，犯不着用来想象一朵花里有一个地狱。
相比萨特的说法，我更喜欢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还是有人在仰望天空。”我喜欢其中蕴含的乐观精神和浪漫情怀。同样，我也非常欣赏英国人的“观云协会”。那些浪漫的人喜欢观赏和拍摄奇异的云彩，记录和分享观云的感想。看看他们拍摄的美得难以描述的图片，你会惊讶这世界居然有那么美丽的云彩，而我们却没想到去观赏。
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物。用心去观察和感受，我们孤独无聊的生活就会有所改观。我曾写过一首《一滴鸟屎落在我的肩上》，灵感之源就是难得落到我肩上的一滴鸟屎。由于环境遭到破坏，鸟儿越来越少。终于有一滴鸟屎落到我肩上，说明鸟儿没有绝迹，这让我欣喜。多年来只有一滴鸟屎落到我肩上，说明鸟儿濒临灭绝，这又让我悲哀。正是这种悲喜交集，让我写出了那首诗。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植物。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植物日益陌生。很多人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蒲公英，却从没见过蒲公英在现实的风中飘飞的模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前些年北方一些诗人弄了个诗人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一个诗人应该至少认识24
相比萨特的说法，我更喜欢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还是有人在仰望天空。”我喜欢其中蕴含的乐观精神和浪漫情怀。同样，我也非常欣赏英国人的“观云协会”。那些浪漫的人喜欢观赏和拍摄奇异的云彩，记录和分享观云的感想。看看他们拍摄的美得难以描述的图片，你会惊讶这世界居然有那么美丽的云彩，而我们却没想到去观赏。
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物。用心去观察和感受，我们孤独无聊的生活就会有所改观。我曾写过一首《一滴鸟屎落在我的肩上》，灵感之源就是难得落到我肩上的一滴鸟屎。由于环境遭到破坏，鸟儿越来越少。终于有一滴鸟屎落到我肩上，说明鸟儿没有绝迹，这让我欣喜。多年来只有一滴鸟屎落到我肩上，说明鸟儿濒临灭绝，这又让我悲哀。正是这种悲喜交集，让我写出了那首诗。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植物。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植物日益陌生。很多人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蒲公英，却从没见过蒲公英在现实的风中飘飞的模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前些年北方一些诗人弄了个诗人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一个诗人应该至少认识24
种植物。这个说法值得思考。要是远离了植物，人类的精神世界会减少很多生机。中国古人有“岁寒三友”之说，指的是松、竹、梅，它们象征人格的坚忍不拔，比抽象的形容词生动可爱很多。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植物扮演过重要角。郑板桥画的兰和竹，历来为国人所称道。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说是中国人以植物象征人格的极品。无论《诗经》还是《离骚》，都给人天涯仍然有芳草的感觉。在西方文学中，植物也不容忽略，比如惠特曼有《草叶集》，华兹华斯有《水仙花》。在《呼啸山庄》里，荒野上的石南草(heath)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男主人公叫希斯克利夫，英文是Heathcliff，即Heath(石南草)+cliff(悬崖)。这个名字有强烈的性象征意味，不了解石南草的读者估计是难以发现的。
人类吃的水稻、麦子或土豆，都是植物，人类离不开植物是无疑的。植物倒未必要依赖人类生存。大量的植被被破坏，只意味着人类对不起植物。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种脆弱的芦苇，然而却是一种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包含了对人类和植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情。我们真应该像理解和尊重人一样去理解和尊重植物。就我本人而言，我感谢植物，因为它们不仅为我可怜的肉体生命提供养分，还给了我很多精神的滋养。
有一次和朋友走在阳光下，一边走一边啃甘蔗。那饱经阳光的甘蔗，甜得让人想入非非。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植物扮演过重要角。郑板桥画的兰和竹，历来为国人所称道。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说是中国人以植物象征人格的极品。无论《诗经》还是《离骚》，都给人天涯仍然有芳草的感觉。在西方文学中，植物也不容忽略，比如惠特曼有《草叶集》，华兹华斯有《水仙花》。在《呼啸山庄》里，荒野上的石南草(heath)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男主人公叫希斯克利夫，英文是Heathcliff，即Heath(石南草)+cliff(悬崖)。这个名字有强烈的性象征意味，不了解石南草的读者估计是难以发现的。
人类吃的水稻、麦子或土豆，都是植物，人类离不开植物是无疑的。植物倒未必要依赖人类生存。大量的植被被破坏，只意味着人类对不起植物。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种脆弱的芦苇，然而却是一种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包含了对人类和植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情。我们真应该像理解和尊重人一样去理解和尊重植物。就我本人而言，我感谢植物，因为它们不仅为我可怜的肉体生命提供养分，还给了我很多精神的滋养。
有一次和朋友走在阳光下，一边走一边啃甘蔗。那饱经阳光的甘蔗，甜得让人想入非非。
看着甘蔗渣撒在弯弯的乡间小道上，我突然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傻话：“甘蔗的甜味是不是也会拐弯呢?”这是一句傻到家的傻话，是的。然而我却要感谢甘蔗和这句话，因为它们让我想了很多，感悟了很多。它们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埋了半年，最后长成了我的《甘蔗与傻瓜之歌》。
我还要感谢豆子。在过去的艰苦岁月，我家的生计一度和豆子密不可分。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却经常要在夜晚和我奶奶一起推磨做豆腐。三十多年后的一天，怀念我奶奶的时候，我眼前突然有无数黄灿灿的豆子在晃动，我立刻产生了奇特的联想：那些豆子就是我奶奶指挥的百万雄兵，她用它们做白嫩嫩的豆腐，为很多的人建立了营养的新秩序；而过去的帝王将相指挥千军万马，只是为自己建立权力的新秩序，用累累白骨铺垫了华丽的宫殿……豆子带来的灵感，后来让我完成了一首平民颂歌――《我奶奶比多活了三年》。
植物给过我很多的灵感与欢欣。我的《静脉曲张的家族史》里有这样两句：“血管是一种爬山虎，人体是一座植物园。”写下这样的句子时，我心里是多么欢欣啊，正如后面的诗句所言，因为“血管的藤蔓上会有喇叭花盛开”。正是由于太多地受惠于植物，在回答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时，我常常是以植物做比，常把优质的文学作品比作名贵的紫檀木。
我还要感谢豆子。在过去的艰苦岁月，我家的生计一度和豆子密不可分。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却经常要在夜晚和我奶奶一起推磨做豆腐。三十多年后的一天，怀念我奶奶的时候，我眼前突然有无数黄灿灿的豆子在晃动，我立刻产生了奇特的联想：那些豆子就是我奶奶指挥的百万雄兵，她用它们做白嫩嫩的豆腐，为很多的人建立了营养的新秩序；而过去的帝王将相指挥千军万马，只是为自己建立权力的新秩序，用累累白骨铺垫了华丽的宫殿……豆子带来的灵感，后来让我完成了一首平民颂歌――《我奶奶比多活了三年》。
植物给过我很多的灵感与欢欣。我的《静脉曲张的家族史》里有这样两句：“血管是一种爬山虎，人体是一座植物园。”写下这样的句子时，我心里是多么欢欣啊，正如后面的诗句所言，因为“血管的藤蔓上会有喇叭花盛开”。正是由于太多地受惠于植物，在回答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时，我常常是以植物做比，常把优质的文学作品比作名贵的紫檀木。
紫檀木一年成长约一厘米，一百年才长一米，世有“非千年不能成材”之说。正因为成长期很长，所以木质特别好。相比之下，泡桐树长三五年就像参天大树了，只可惜木质太疏松，没法用来做像样的家具。紫檀木历千年寒暑而成名材，那都是“熬”出来的。文学作品质量的提高，也需要“熬”。古人因吟诗而“拧断三根须”，那就是一种“熬”。贾岛在写“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时，曾经为“推”和“敲”的选择折腾了老半天呢。
有朋友曾为长时间写不出好诗而焦虑，我认为是“熬”不够所致。在回答他的疑问时，我说：某个人一年写了三百首诗，而你只写了三首，你大可不必羞愧。想想看，《全唐诗》两万多首诗中，堪称佳作的有多少呢?广为流传的《唐诗三百首》，那可是约三百年问无数诗人中的佼佼者的传世之作啊。我甚至还说：别人出了八本诗集，如其中没有一首比得上你的某首诗，那么你的一首诗就胜过八本诗集。对比一下紫檀和泡桐树，就明白了。
诗歌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应当凝练，就像质地致密的紫檀木。诗人叶芝有一句诗的大意是：这辈子最难的任务是“萎缩成真理”。拙诗《甘蔗与傻瓜之歌》有一句是：“我想象自己是浓缩了一百年阳光的甘蔗。”两者都蕴含了“熬”的意味。优质甘蔗的成长，需要充足的阳光长时问的照射，甘蔗变成优质蔗糖，也需要长时间耐心的熬制，这和紫檀木生长的道理是一样的。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感悟熔铸为一首诗，就像用大量的甘蔗熬制蔗糖。
有朋友曾为长时间写不出好诗而焦虑，我认为是“熬”不够所致。在回答他的疑问时，我说：某个人一年写了三百首诗，而你只写了三首，你大可不必羞愧。想想看，《全唐诗》两万多首诗中，堪称佳作的有多少呢?广为流传的《唐诗三百首》，那可是约三百年问无数诗人中的佼佼者的传世之作啊。我甚至还说：别人出了八本诗集，如其中没有一首比得上你的某首诗，那么你的一首诗就胜过八本诗集。对比一下紫檀和泡桐树，就明白了。
诗歌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应当凝练，就像质地致密的紫檀木。诗人叶芝有一句诗的大意是：这辈子最难的任务是“萎缩成真理”。拙诗《甘蔗与傻瓜之歌》有一句是：“我想象自己是浓缩了一百年阳光的甘蔗。”两者都蕴含了“熬”的意味。优质甘蔗的成长，需要充足的阳光长时问的照射，甘蔗变成优质蔗糖，也需要长时间耐心的熬制，这和紫檀木生长的道理是一样的。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感悟熔铸为一首诗，就像用大量的甘蔗熬制蔗糖。
与蔗糖熬制相反的，是街头棉花糖的制作。那么一丁点儿糖，经过加温和快速旋转，片刻之间居然膨胀了几百上千倍。蓬蓬松松的棉花糖看上去也不赖，只不过那更合适小孩儿吃着玩儿。把一个短篇小说扩写成长篇小说，或者把一首短诗扩充成长诗，就和做棉花糖相似。假如觉得读者也是一孩子，那么这样的扩充也可以斗胆试试。不过我本人可没那个胆。与世界文学接什么轨
随着科技发展的发展，古人说的“天涯若比邻”已成现实。诺大一个世界，硬是被人们沾沾自喜地变成一个“地球村”。只可惜在这个“地球村”，并没有古典村庄的那种宁静，战火几乎没有熄灭过，牧歌情调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但即便如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还是给不少中国人带来了浪漫的梦想，其中之一便是与世界文学接轨。
与世界文学接什么轨呢?是世界文学一体化吗，抑或是标准化?假如真是一体化、标准化，那是有点恐怖的，因为世界之美丽与活力，恰恰在其多样性。以鸟儿为例，自然界有孔雀、天鹅、仙鹤、海鸥、山鹰、鸽子，鹦鹉、画眉、乌鸦、麻雀、蜂鸟，等等。假如只有乌鸦，世界固然难看。但假如只有孔雀，结果也同样难看。
那么，与世界文学接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接轨的意思是关注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尊重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借鉴异域有独创性的艺术手法，等等，简而言之就是多一
随着科技发展的发展，古人说的“天涯若比邻”已成现实。诺大一个世界，硬是被人们沾沾自喜地变成一个“地球村”。只可惜在这个“地球村”，并没有古典村庄的那种宁静，战火几乎没有熄灭过，牧歌情调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但即便如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还是给不少中国人带来了浪漫的梦想，其中之一便是与世界文学接轨。
与世界文学接什么轨呢?是世界文学一体化吗，抑或是标准化?假如真是一体化、标准化，那是有点恐怖的，因为世界之美丽与活力，恰恰在其多样性。以鸟儿为例，自然界有孔雀、天鹅、仙鹤、海鸥、山鹰、鸽子，鹦鹉、画眉、乌鸦、麻雀、蜂鸟，等等。假如只有乌鸦，世界固然难看。但假如只有孔雀，结果也同样难看。
那么，与世界文学接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接轨的意思是关注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尊重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借鉴异域有独创性的艺术手法，等等，简而言之就是多一
些合理共性。共性应当是合理的、适度的，否则便意味着丧失个性。须知，即使是在同一颗树上，也没有哪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与世界文学接轨，绝不意味着一体化或标准化，相反应该是“求同存异”。
求同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临着同样的世界性的问题，比如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污染、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危机、城市化等带来的人际关系异化、科学发展等导致的信仰危机、等等。随着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各民族彼此之间的物质影响和精神影响是必然的。看到近处的一头奶牛在为远方的一个中国或外国孩子吃草产奶，你立刻会明白：假如有污染，这里的污染就是远方的污染。共同的问题决定了求同的必要性。
那么存异的情形又如何呢?世界的多样性法则决定了存异的必要性，而且这也是可能的。西方人写信仰危机，可能会像尼采那样去表现“上帝死了”或“上帝没死”，或者是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以肉体的异化来阐释心灵的蜕变。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做也有可能做好的，是描写我在中国大地上感受到的神圣观念的沦丧：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按我老家的古老习俗，人的胎盘要用罐子装起来，像种树一样端正地埋进地里，以便孩子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今这样的习俗早已被遗忘。我儿时在老家见过苦栗树上挂着一个个，那是包扎好的牛胎盘。顽皮的孩子有时把当靶子打，大人
求同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临着同样的世界性的问题，比如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污染、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危机、城市化等带来的人际关系异化、科学发展等导致的信仰危机、等等。随着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各民族彼此之间的物质影响和精神影响是必然的。看到近处的一头奶牛在为远方的一个中国或外国孩子吃草产奶，你立刻会明白：假如有污染，这里的污染就是远方的污染。共同的问题决定了求同的必要性。
那么存异的情形又如何呢?世界的多样性法则决定了存异的必要性，而且这也是可能的。西方人写信仰危机，可能会像尼采那样去表现“上帝死了”或“上帝没死”，或者是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以肉体的异化来阐释心灵的蜕变。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做也有可能做好的，是描写我在中国大地上感受到的神圣观念的沦丧：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按我老家的古老习俗，人的胎盘要用罐子装起来，像种树一样端正地埋进地里，以便孩子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今这样的习俗早已被遗忘。我儿时在老家见过苦栗树上挂着一个个，那是包扎好的牛胎盘。顽皮的孩子有时把当靶子打，大人
见了就会骂，说是要遭报应的。如今我老家的树上再没有那种了。不仅牛的胎盘，连人的胎盘都有人拿去卖钱。一些人甚至把死猪、死狗甚至流产的人胎盘丢进河里……很多人不相信有神灵，也不相信有报应了，因此什么事情都敢干。
以上所述曾让我的很多同胞感到惊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情形，想必也会感到惊讶甚至震撼。这种情形不仅涉及到自然环境的污染，还涉及到心灵品质的蜕变。情景在中国，有中国特，而所涉及的严重问题却不仅仅属于中国――神圣价值的沦丧导致人的心灵堕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以自己的中国经验去探讨这个问题，有可能做好，而要是我用西方的方式去做，那恐怕难以如愿。
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激情一高涨，中国就涌现了很多“后现代”作家。这是可笑的。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过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后现代”又从何谈起?这种名头上的与世界接轨，其实是文化自卑心理作祟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文学、文化的精华，但我们没有理由媚外。我们应该有基本的文化自信。接轨不等于媚外。
美国诗人庞德曾认真地学习和翻译过中国的唐诗，觉得很“现代”、很“先锋”，他的名诗《地铁站》是这样的：“这些脸庞在人中如同幻影；数点花瓣在黑树枝上湿淋淋。”我怀疑这首诗是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借鉴来的，因为庞德翻译过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长恨歌》
以上所述曾让我的很多同胞感到惊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情形，想必也会感到惊讶甚至震撼。这种情形不仅涉及到自然环境的污染，还涉及到心灵品质的蜕变。情景在中国，有中国特，而所涉及的严重问题却不仅仅属于中国――神圣价值的沦丧导致人的心灵堕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以自己的中国经验去探讨这个问题，有可能做好，而要是我用西方的方式去做，那恐怕难以如愿。
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激情一高涨，中国就涌现了很多“后现代”作家。这是可笑的。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过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后现代”又从何谈起?这种名头上的与世界接轨，其实是文化自卑心理作祟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文学、文化的精华，但我们没有理由媚外。我们应该有基本的文化自信。接轨不等于媚外。
美国诗人庞德曾认真地学习和翻译过中国的唐诗，觉得很“现代”、很“先锋”，他的名诗《地铁站》是这样的：“这些脸庞在人中如同幻影；数点花瓣在黑树枝上湿淋淋。”我怀疑这首诗是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借鉴来的，因为庞德翻译过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长恨歌》
有这样的句子描写杨玉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既然外国的大师都曾虚心向中国古人学习，我们没有理由自卑。
除了前面说的“后现代”，还有很多别的西方说法不时被滥用。比如我国作家沈东子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少不更事》，有评论者称其为“黑幽默”，套用的也是西方理论。而在我看来，称其为“红幽默”更加贴切，理由有四：一、小说有忠字舞等红背景；二、从孩子的视角看社会，有赤子之心；三、崇高理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破碎，有血光之相；四、小说的镶嵌画的结构产生了哈哈镜效果。这些和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的黑幽默有很多不同，为什么非要称其为“黑幽默”呢?就算我的“红幽默”之说缺乏足够多的作品作例证，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创立自己的术语，以阐释自己的文学现象呢?
除了前面说的“后现代”，还有很多别的西方说法不时被滥用。比如我国作家沈东子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少不更事》，有评论者称其为“黑幽默”，套用的也是西方理论。而在我看来，称其为“红幽默”更加贴切，理由有四：一、小说有忠字舞等红背景；二、从孩子的视角看社会，有赤子之心；三、崇高理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破碎，有血光之相；四、小说的镶嵌画的结构产生了哈哈镜效果。这些和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的黑幽默有很多不同，为什么非要称其为“黑幽默”呢?就算我的“红幽默”之说缺乏足够多的作品作例证，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创立自己的术语，以阐释自己的文学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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