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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汝新
2014年10月15日，对当代中国文艺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理论高度与深度蕴含交融在日常性叙述与风格独特的口语中，而强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将展开在彻底改变清除21世纪初年以来中国文艺的诸多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以及低俗、颓废、丑陋，甚至反崇高与精神矮化等思潮与现象，引领中国当代文艺健康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的伟大创造中。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深入学习并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应是每一个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当下最为紧要的职责与使命；而反思与梳理21世纪初年以来的文学思潮与现象，进而理清前行的路径，创造出无愧于人民与时代的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低俗化与市场
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谓之大众狂欢的时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抚慰了人们空洞了的情感与心灵似在情理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大众的通俗文学和知识阶层的纯文学，从形式和读者层面的角度不能简单将其进行好坏高下的划分；但在思想与内容上却有着健康与低俗、崇高与颓废等方面的本质差异。世俗化与娱乐化本来就是通俗文学的本质，无可厚非；但21世纪初年以来，在市场与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通俗文学迅速向低俗化嬗变，暴力、滥情、性爱，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权力角逐成为叙事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向度，而打着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戏仿、颠覆“红经典”与伪历史叙事也成为文学与影视合谋的一股思潮。理想价值虚无，道德伦理失范无序，精神性贫乏，思想能力丧失，不要说英雄与崇高，连起码的人文理想亦丧失殆尽。在文学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感受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遑论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生活。文学成为取悦大众的工具、商家赚钱的手段。这当然不是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全部，这样讲也不是对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否定，我只是想强调，作为一种思潮与现象，上述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无疑击中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弊端之要害，让相当一部分艺术家、作家坐卧不安并不让我感觉惊讶。我也想到了民间文艺，它当然是一种通俗文艺，但通俗绝对不同于低俗，并不如某些民间艺术家所言，它们之间只一纸之隔，它们间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实通俗文艺的低俗化多年前就遭到有识之士与批评家的批评与抵制，但在强大的市场与资本的力量面前，这种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与无力，亦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与警觉。
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市场吗？当然不能。市场只是文学、艺术运行的一种机制、规则与方式，
傅汝新，男，汉族，1958年生于鞍山，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任主任、《艺术广角》杂志主编。先后在《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百余篇，并结集出版文学理论、评论集《跌入低谷与走出困境的文学》《守望“后新时期”文学》《消费时代、欲望与纯文学》，还创作出版了散文集《无法告别》，长篇纪实散文《黑太阳》，长篇小说《风尘或关于三个女人故事的小说写作始末》，《卡萨布兰卡》；曾获“第二届辽宁文学奖评论奖”，被评为辽宁省第二届“辽宁文艺新星”，连续数届被辽
宁省作协聘为特约评论家。
将什么样的作品推入市场则是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道德及观念所决定的。商品只是文艺作品的属性之一，不能说有人需要我就制造。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论，人的某些自然的欲望并不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人类及社会何以要文化？就是要逐渐摆脱人类的自然属性，提升人类与社会的精神品质。因此，文艺作品更本质的属性当是审美的、教育的功能，满足人民的情感与精神的需求，所以才需要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去引领与滋养。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也可以是通俗的作品，据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里只是通俗艺术，但四百年后的今天，它们仍然是世界戏剧的经典，它显示了艰深与浅显的恰切的融合。老舍何以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人民性是当然的，还有就是通俗性与民族、地域性，比如《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齐白石的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通俗的，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绘画的素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更具现代性的崭新形式，呈现出极高雅的审美形态。时间正在日益彰显着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文学性价值。换言之，并不是市场效益好的就不证自明它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读者大众的审美能力与价值观念也是需要真正的优秀作品去培育与提高的。文艺批评除了学术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与现象中披沙拣金，为人民大众筛选优秀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二、欲望化叙事
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出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通俗文艺的悄然勃兴，并向世俗化、娱乐化突变，文学开始失重，不但各种形式与方法的实验探索式微，其批判精神与表现时代生活的广度力度也丧失殆尽，更不要说如新时期之初那样直接参与到思想解放与改革的运动之中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了。回过头来看，尽管可以从诸多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说三道四，但有一点，为新时期文学做出贡献的那些作家们都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十余种文学思潮表达的是他们对社会人生、对国家民族、对文学自身的纯粹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他们未必都写出了反映时代和精神特质的作品，但是他们起码面对和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最本质的生活，为那个时代留下文学的写照。21世纪初年以来，虽然仍有作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但纯文学在已经世俗化的大众文化的势不可当的洪流中逐渐被边缘化了。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不再成为作家、艺术家关注的对象，他们被洪水般的世俗化文艺，甚至低俗化文艺所笼罩、裹挟着，成为“傻乐主义”的牺牲品。说中国当代作家在资本面前妥协，甚至投降，并且迷失了创作的方向并非言过其实。
学者刘小枫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前者“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比个人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沉重的肉
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对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能写自己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事实上，对每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他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他的“自叙传”。重要之处在于，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融入到时代之中，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重要区别。2001年9月15日，《文艺报》头版头题发表了我撰写的《咱们工人谁来写？》一文。据说这篇文章最初是安排在二版头题，时任常务副主编、文学批评家贺绍俊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于是将拙文提至一版。在这篇文章里，我充满激情地呼吁作家关注工人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这种激情显然是来自生活本身，不是一种理论思考，更多的是感性的东西。那时候文学界还没有“底层叙事”这个提法。2003年10月19日，我和批评家张陵策划了由《文艺报》与鞍山市政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提出“让‘工业题材文学’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一起振兴”的口号。我不是一个题材论者，对题材的强调显然来自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我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具体一点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转型，对工业大省的辽宁产生巨大冲击，大量工人下岗，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创痛是难以在短时间里抚平的。从中央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其间的艰难困苦与惊心动魄也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恐怕要付诸东流。这么重要的生活就是没作家去写，也很少有作家去关注，这就不是遗憾一词可以敷衍得了的了。尤其是辽宁的作家，即便不在企业里工作，但多多少少也会感受到那种严酷的气氛；但我们的作家仍然是无动于衷，仍然沉浸在个人化的，甚至是私人化的文学语境中。
我当然理解1990年代后作家们在对英雄、崇高、“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时候所采取的世俗化叙事策略，“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雷达语），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对以往简单、盲从、虚伪叙事的矫枉，作家们试图以更丰富的文学性去还原现实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然而，这样的文学理想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新写实小说”的淡出，影视剧、图书出版业及大众传媒在对文学青睐的同时也开始了强力挤压，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抚慰下，作家们乖乖地成了文化市场的“俘虏与奴隶”。当陈染的“私人化”写作还被认作另类的时候，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更加隐秘的情欲描写，随后的卫慧、棉棉，还有九丹，则干脆进行“身体写作”了。1990年代末，现代都市言情成为作家们趋之若鹜的首选题材当然有现实生活的深厚背景，但究其背后却是作家与出版者彼此的利益驱动。我想到了女作家徐坤。1990年代中后期曾经写出过《白话》《先锋》《游行》等受到文学界关注的小说的这位学者作家，200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它的内容提要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由于不能忍受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和死一般的寂寞，他们偶尔会互相睡来睡去，一段时期内同居、做爱，聊以解闷，但同时又通过“AA”制等看似时髦方式，把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把自己保护包裹得严严实实，谁都不再把全部真心呈现给对方，怕自己再度受到伤害。2004年《十月》长篇小说增刊又发表了徐坤的长篇小说《爱你两周半》。我担心概括得不准，所以再次抄录其内容简介：年轻漂亮的电视台女主持人于珊珊，与京城地产大鳄顾跃进偷情贪欢，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庭院深锁，已然陷入困境。精明能干的大学女教授梁丽茹与情人出走，激情徜徉在云南的大山大水之间，突然之间无从回返。
中国当代作家经过反反复复的纠缠与挣扎，几人再次相见，已经物是人非。一次致命的邂逅，一次痛不欲生的厮守，爱情、亲情、友情，在一个非常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考验。非典在小说里面仅仅是一个背景，或者说是一个筐，她要装载的是一个老板与一个年轻女主持人的性爱故事，一个大学女教授与情人偷情的故事。2003年，曾以清新淳朴让人感伤怀旧的长篇小说《白豆》一下子令文坛刮目相看的董立勃，在随后几部中长篇里不但重复着《白豆》里面的基本故事及其结构和人物关系设置，更重
要的是他也沉湎于性爱描写而无法自拔。在那块他所营造的下野地，妇女显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作家海男2004年在《作家》杂志长篇小说秋季号上发表的最新长篇小说，书名干脆就叫《》。作品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我以我的经验，我以我的热忱，我以我的命名方式，我以我的虚弱，我以我的词语结构，我以我的忠实，我以我的肉体，我以我的衣装，我以我的辩护词正在陷入一大堆问题之中去。”如果说陈染和林白尚属于先锋性探索的话，卫慧、棉棉和九丹就早已经逸出了这个范畴，开始向低俗文学迈进。海男本来是也是以先锋的姿态大胆地触及两性关系的描写，但后来的倾向就完全不同了。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徐坤，她既是作家也是学者，她早期的文学理想与她后来的几部长篇小说所弥散出的“市场的奴隶”的味道让其判若两人。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后，在批评家张陵的“指示”下，我最早在《文艺报》发表了评论；然而，之后不久那片清新淳朴下野地里所演绎的不再是淳朴怀旧的爱情故事。
三、 “犬儒主义”与批评的缺席
我觉得在当下多元复杂的大众文化交集与碰撞中，出现一些世俗化与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与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众的自觉认同感，人们不但不觉得诧异与愤慨，反而认为这很正常，而且还很享受。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与理论批评家，他们未必都赞同这样的作品与现象，但他们没有进行有效的批评与抵制，却普遍采取了“犬儒主义”策略，这无疑助长了文学低俗化思潮的泛滥。“犬儒主义”的特征是妥协和认同，它放弃了个人立场的必要性，在“存在便是必然”的前提下，寻求生命的延续和现世的狂欢。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的任何探索创新的踪迹，这就不是一句可悲的慨叹所能够担当得了的了。批评家陈晓明对这种现象亦甚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乎全部失语与缺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倒是李建军对贾平凹作品的系列批评让我见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姿态，我当然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甚至猜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过节。但这样的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实在是难得一见，充斥文坛的是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吹捧文章。走向另一极端的也有，那就是棒杀与
酷评，连人身攻击都在所不辞，何谈学理。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我非但不信，还深表忧虑。
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具有“社会良知”的思想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了社会担当，放弃了批判的权力，不要说文学艺术，我们将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在当下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权力似乎也有些让人担忧。当今世界的竞争，并不完全是经济与军事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文化与思想力的竞争。文学理论家周宪在他的著作《思想的碎片》中说：“当我们说文学有一种文化批判功能时，这并不是说文学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物质性力量。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由此看来，文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然体现为它对人们意识或精神的影响和塑造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文化批判功能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因此，文学生产对社会文化的外在功能，就呈现为它能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11页）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如果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品与思想参与到建构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之中，就不能说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优秀的作家与文学，离伟大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谁能相信，被“犬儒主义”规训了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能为中国文学赢得一席在世界生存的权力？
四、文学的评价标准
文学，包括艺术的评价标准有些复杂，是一个难以概而言之的存在；但印数与票房肯定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重要，印数与票房更直接地反映着文化商人的利益诉求。不过21世纪初年以来，我们很多作家、艺术家却也像文化商人一样只看到利益，利益成为他们创作的理想与终极价值。有民间艺术家就强调他们的艺术的经济效益如何如何，以及他们创造了多少个就业岗位，等等，他虽然没有理直气壮地明说这就是优秀艺术的明证，但语义后的逻辑当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这些足以消解他们的作品的低俗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再宽泛一点检讨，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批评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的网络之战，韩寒的出言不逊大有王朔当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势，加之无以计数的粉丝助阵，只几个回合，批评家白烨不但败下阵来，而且被迫匆忙地关闭了自己的博客，高悬免战牌。这显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谈标准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网络文学的点击率与各类书店的图书排行榜能构成文学评价标准吗？我不想细究，但断然予以否定。
所有的奖项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种种原因，诸多奖项并不能将那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囊括其中，它们被广为诟病并不让人感到稀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意味着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吗？他的作品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作品我还可以举出四五位，作品也可以举出几部，至少不比莫言的《蛙》差。那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世界的高度了呢？我的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我
的判断标准是，一定要将一个作家，或者一部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中去分析与考察，不仅是时间的沉淀与伟力，还有你对世界文学，贡献了多少有价值与意义的生存经验与思想精神，以及文学性层面的语言与形式，你的独特性又在哪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作家甚至连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已经丧失，连精心描写人物对话的耐心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会写人物对话了。为什么近一百年，我们还是如此地推崇鲁迅，而不是别的作家？因为鲁迅作品的思想高度与独特的文学性及中国生存经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其他作家一直未能启及，更谈不上超越的高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想提及贾平凹。我认为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和描写着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的现实的遽变，从《浮躁》开始，他的多部长篇小说无疑建构起了一部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与农民的心灵史。从文学性的角度论之，他的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语言，或者说美学风格是中国式的，而绝少西方的影子。还有画家黄永玉在《收获》杂志上已经连载了四年之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是一部更加纯粹的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生存经验的作品，它的叙述语言、人物对话、地域风物的状写，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无疑具有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可惜至今未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这样谈文学的标准既琐碎，又缺少学理性，我只想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方法与路径。
五、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这就是作家的写作立场，它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评与写作方法，在21世纪初年以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
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在一个向度上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从根本上讲，值得讲述一个故事的任何事件、人类时刻的任何顺序，必须产生于至少两种选择——通常矛盾的观点——的冲突，而每一种观点都具有强烈的伦理预设：没有冲突，就没有事件。”“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他坚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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