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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1日至22日，“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西南科技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分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当代文坛》杂志社、西南科技大学主办，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和四川省网络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河南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个研究机构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并参加会议，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诸多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会务组现将会议论文及相关发言主旨进行分类陈述，分享给学界同仁并期待得到批评与指正。中国当代作家
一关于作家书信、手稿及辑佚工作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部）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中的“陈子善”》选取独特的研究角度，以张爱玲信件中的“陈子善”为话题，引申出作家（张爱玲）与研究者（陈子善）
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研究中鲜有的特殊现象，为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作出了新的学术思考。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的《〈当代作家书简〉的收藏和史料价值》，以他编注《当代作家书简》书稿的内容为中心（收录古远清与胡秋原、臧克家、纪弦、余光中等三百多人的交往书信），谈及当代作家书信作为文献材料的意义，同时提醒学界注意当代作家书信的文物价值。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的《1980年代书信的文学史价值——以鲁枢元、段更新、刘蓓蓓、刘梦溪书信为例》，披露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这一机构在1980年代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真正贴近特殊的历史语境，为理解1980年代的外部环境对文艺探索思潮的影响，以及探讨如何搜集、整理二十世纪80年代书信、如何充分发挥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蔡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的《并非“身外之物”及其启示——陈从周致苏晨一封书信释读》，通过对陈从周致苏晨的一封书信的释读，从两人关于《书带集》的相关商讨提出“内容提要”对书稿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
与实践”学术会议综述
◎袁洪权张力方210
研究的重要性，并由之思考到数字人文时代史料研究内容的拓展问题。金传胜（扬州大学文学院）的《田汉佚简六通辑考》围绕六通田汉佚简进行辑考，呈现出田汉在南国社时期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
和尽职尽责辛勤努力的工作态度。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了解田汉的生活状态和朋友圈子，同时还折射出其对鲁迅的微妙态度，为学界对田汉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从五通佚简看朱自清与舒新城的交往》指出，《朱自清全集》收录的信札可能仅占其一生全部信札的冰山一角。论文借助九通书信手稿的影印件，梳理了朱自清与舒新城之间的交往，呈现出新传记材料面向的厚度。刘卫国（中山大学中文系）《胡风手稿〈关于丁玲底作品的札记〉发微》，围绕1930年前后胡风撰写的《关于丁玲底作品的札记》手稿与丁玲小说集《在黑暗中》的评价关系展开讨论，认为该手稿不仅解释了胡风对丁玲“一见如故”的缘由，并能窥见胡风后来文学批评的某些特点。刘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的《中国现代作家已刊手稿（迹）研究断想与辑考举隅》就近年来现代作家手稿研究日益升温现象对“手稿”“已刊手稿”和“影印手稿”含义进行厘定，并举例阐释“已刊手稿”的学术价值。张向东（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周作人江南水师学堂期间的佚文——兼论胡韵仙事件对“新青年”周作人的影响》通过对周作人佚文的考辨，有助于研究其早期的思想、生活和文体风貌的形成。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作家集外文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他近几年在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经验与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型，这不仅对他本人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对学术界的文献规范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孔令环（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朱湘佚作进行考论》通过考释朱湘佚作，为完善朱湘研究资料的文献体系、促进其研究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张力方（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硕士生）的《臧克家佚简四通释读》，通过对臧克家佚简的钩沉与考释，梳理了臧克家与阿英、孙晨、臧云远、齐民友的交游史，展现了臧氏
晚年的思想、社会活动和文艺观念，还原了198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历史细节。
二经典文献或文本的版本问题
党文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的《在历史、人性与文学审美间——茅盾长篇小说〈蚀〉的修改探析》，通过对茅盾长篇小说《蚀》的删改文字进行辨析，透视了特殊语境之下文人审美需求如何让位于既定文化语境并臣服于既定文化氛围的复杂性。周逢琴（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抗辩与对话——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增订漫议》，通过详细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内容的细节，认为钱著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学运动及胡适的文学史叙述之间，形成了某种抗辩与对话关系。韩亮（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重塑一种语言——论李金发〈古希腊恋歌〉的译诗修改》就李金发《古希腊恋歌》译诗的修改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这一变化既是李金发强化自身风格印记使然，亦是翻译语言与创作语言保持一致性所致。薛媛元（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的创作、发表与版本流变考释——从〈茅盾全集〉中的一处小讹误说起》指出，被视为权威佐证史料的范泉回忆录为茅盾之文提供了错误的初版信息，应以内容全面的《脚印》版为“蓝本”，标注准确的首发信息和引用版次，以还原文章的最佳风貌。吕彦霖（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以姚雪垠对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通过对姚雪垠在1980年代后期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态结构多向度还原，探讨其修改作品的内在动因，呈现了被学界忽视的别样历史景观。彭琪慧（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系硕士生）的《艾芜〈故乡〉
初刊本的再发现》，结合新发现的初刊本，对原有的《故乡》初刊本研究作出辨误与补充，并引申出现代长篇小说的初刊本存在零散发表、重新命名和重复发表的现象，显示出青年学者的踏实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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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钩沉、考证，以及基于此类工作的
相关研究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则材料的注释——1967年杨晦等关于文学史的谈话》是1967年杨晦等人关于文学史谈话的注释，此文仍旧承继着他“材料与注释”的研究思路，试图钩沉1960年代《中国文学史》生成背后的复杂性，用文献材料呈现历史的复杂面。刘福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史学家的孙毓棠和他的诗》继续着他搜集、整理新诗文献的工作，对作为史学家的孙毓棠的诗歌进行介绍与剖析，钩沉出史学家孙毓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实绩。龚明德（四川师范大
学文学院）的《被〈臧克家文集〉丢弃的〈拍〉》，还原臧克家创作《自己的写照》过程中的现实生活细节，钩沉出《拍》背后的隐秘情感，为文本的历史性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李光荣（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著者单位变更与其著作归属问题——以西南联大为例》以西南联大著作者单位变更与其著作归属问题为例，剖析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袁洪权（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人文版〈袁水拍诗歌选〉梳考》以臧克家的删（袁水拍）诗行为、徐迟和袁鹰的编诗过程为中介，还原了编选背后复杂的历史细节，为学界重新反观新时期（1976-1985）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特殊的“标本”。易彬、张凡（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系）的《百年彭燕郊：回顾与前瞻》立足彭燕郊诞辰百年这一特定时间节点，对彭燕郊文献的出版情况进行回顾，提出彭燕郊研究有若干可深入之处，包括“作为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被低估的文学史形象”和“文献的细节推进与落实”等层面，彭燕郊个案的重要性终将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现。段美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乎？上海乎？〈日出〉故事背景地的认识流变》对曹禺作品《日出》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对故事中的地点人物语境进行了梳理。黄诚（扬州大学文学院）《经济困境、体式选择与小说创作方法——从〈钏影楼日记〉透视包天
笑长篇小说创作（1925-1940）》，通过对包天笑长篇小说《钏影楼日记》的发掘整理，讨论1925-1940年包天笑小说体裁选择的经济动力，探析其小说创作方法及高产高质背后的原因，对深入研究此时期包天笑长篇小说创作有重要意义。杨华丽（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流亡琐忆〉与何其芳的
延安道路》认为，佚文《流亡琐忆》的发现，是解开“周作人事件”中何其芳的幽微心理、进而解开何其芳在延安遭遇质疑时委屈心态的密码所在，有着独特的思想史层面的价值。王学东（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星星〉诗刊“稿约”考论》，通过对《星星》诗刊“稿约”的考察，不仅还原了《星星》诗刊的“官刊”身份，同时也看到《星星》诗刊的“多样化”诉求，这对于理解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形态有着特别的意义。凌孟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郭沫若〈谒见蒋委员长〉与〈半月文摘〉——兼及〈郭沫若年谱长篇〉相关问题》，讨论分析郭沫若《谒见蒋委员长》与《半月文摘》兼及《郭沫若年谱长篇》相关问题，同时还提出史料研究之中面对作家“异题同作”等复杂问题时可采取的研究途径。孙连五（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宋淇在大陆时期文学活动考述——兼对〈宋淇传奇〉的补订》对宋淇早期的文学活动进行钩沉、考证，并对《宋淇传奇》作出补订，有助于推进宋淇研究的学术深度。徐洪军（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回忆录写作与沈从文的历史形象建构》通过对有关沈从文回忆录史料的爬梳整理，探讨沈从文历史形象建构的具体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新时期文学环境的复杂关联。
四报纸杂志、档案以及口述相关问题
段从学（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现代文学副刊研究的历史回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副刊研究予以高度重视，对副刊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回顾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把“副刊史料”从“保存在副刊中的现代文学新材料”变成一种类型意义上的“新材料”，推动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化”
与“再出发”。周维东（四川大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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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新闻学院）的《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分析美国企业家卡内基的形象变迁及其文化渊源，从而检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的立场和选择。论文透过文化变异看到国人的精神成长史，跳出文学的视野局限看到更大的现代思想史问题。黄英（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大后方文学期刊编辑的思想探究——以重庆、成都的文学期刊编辑为例》，以重庆、成都的文学期刊编辑为例，梳理分析大后方文学杂志发展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和多元的编辑思想，以期对当下出版业的发展进行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学术思考。曾祥金（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二史馆”藏郭沫若档案碎片论——以政治部电影放映队为中心》针对郭沫若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队的关系进行研究，旨在引起学界对“二史馆”藏郭沫若档案的关注，从而拓宽了郭沫若研究的边界与视域。姜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口述史文献与文学研究新思维》探讨了口述史文献的重要性，认为对口述史文献的深度领略，将有助于形成文学研究新思维，呼应了当前学界提出的“大文学史”观。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世界日报〉关于冯至等人出国留学的五则报道》对《世界日报》中冯至等人出国留学的五则报道进行整理分析，解读其留学背后的复杂性。同时，这些文献不仅为冯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对陈衡哲、沈尹默和赵元任等重要人物乃至中国现代留学教育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石娟（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纸上游戏场”与“纸上
电影院”：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场域——以创刊号广告为中心》通过梳理创刊号特别是代表性的期刊广告，呈现出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具有“纸上游戏场”的场域特征，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具有“纸上电影院”的场域特征，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史复杂的流变轨迹。
五历史场域以及还原研究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四川早期新诗文献综述》就四川早期新诗场域进行梳理与分析，指出在“五四”诗歌风靡之时，四川也构筑起气氛浓郁、规模庞大的“四川新诗场域”，并提醒学术界关注文学高峰之时，还应对处于高峰周边的地区和作家进行适当梳理剖析，正是重点地区与普通地区共同构成了新诗发展的“氛围”，在研究新诗时两者都应予以同等关注，这在历史观上突破了此前对新诗的观察维度。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莫言与胶河农场》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努力呈现胶河农场对莫言人生道路的影响，并以典型作品《变》《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等为例，分析莫言将记忆文学化的方式，为认识、阐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参照，从而更能贴近作家与文学的“本义”。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指出，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报刊研究存在与文本相脱离的局限，本事研究则有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可能性，具有足够的方法基础与问题空间，这不仅提升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还拓展了现代文学文献的视野。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献搜集整理与抗战文学的历史还原》梳理了对抗战文学的诸多否定性评价及其原因，提出抗战文学是一座有待重新认识的富矿，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的《再造国民与重提启蒙——新生活的“新旧”探究及文学书写》细致梳理新文化运动，提出把握抗战时期“新旧”和启蒙的命题，及其与“五四”时期的承续和变异，是学术界理解抗战时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李建立（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创造现实的文学行动——〈今天〉（1978-1980）发刊词解读》，从《今天》的发刊词解读出发，对手稿本和发表本进行探究分析，进而阐释“发刊词”对于“现实”的主动建构，努力贴近《今天》创刊的真实历史语境。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1960年代初期黄秋耘的“孙犁论”》，分析黄秋耘对孙犁极大理解背后对“审美性”的坚持，并对照“新时期”“黄”“孙”之间的“互动”，试图准确理解“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复杂空间，辨识其中的“异质”因素。徐勇（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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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的《“非正式”选本与当代新诗的发展演变》，认为“非正式”选本之于当代新诗的演变观察角度，既表现为历时上的阶段性的不同，也表现在共时性的边缘性和民间彩上，其发展到80年代中
期，表现为对“新、奇、怪”的追求。
六重要个案，鲁迅研究
姜彩燕（西北大学文学院）《鲁迅相关讲学与当地报纸的相关报道》借助1924年6月至8月的《新泰日报》《建西报》和《旭报》等相关报道，对鲁迅在西安讲学相关背景作了考察，还分析了“西安经历”在《出关》等小说之中的印记，认为该研究能为研究鲁迅在西安的相关课题提供第一手材料。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鲁迅“不见”敬隐渔原因考》从1930年2月24日鲁迅日记的解读出发，从不同角度考察探究鲁迅“不见”敬隐渔的原因，其梳理史料的从容态度与内在逻辑的严谨架构，展现出一个史料研究者的本与底蕴。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梳理了1925-1929年间鲁迅“被做广告”的八个事例，以及鲁迅面对自身被做广告的应对措施，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鲁迅生前的文坛地位、人际交往、文化资本及市场生存境况。黄海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鲁迅全集〉的编撰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双生互动——以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为例》分析了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撰过程，指出《鲁迅全集》的编撰既从辑佚、校勘、注释等多个层面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之精粹、又推动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双生互动的良性局面。龙永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铸剑〉创作时
间考释及其他》通过对鲁迅日记、手稿、文本、旁人的回忆与主题创作境遇等方面的勘察分析，确定了《铸剑》的写作时间，并解释了鲁迅自己说法前后不同的原因。李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鲁编室”与〈鲁迅全集〉的生产》就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生
产过程中鲁迅著作编辑室所扮演的角进行分析解读，打破线性思维看待全集编写与改动的研究方式，将长期被忽略的鲁迅辑校古籍与翻译作品纳入全集讨论的范围。谢慧聪（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的《O.V.史料钩沉与“两个口号”论争史探源——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两条注释谈起》以O.V.笔名史料的钩沉及“题解”注释为突破口，重新审视1936年前后“两个口号”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近半个世纪政坛与文坛的复杂关系中被遮蔽的某个侧面。
七域外汉学与汉译文学
樊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的《法国作家接受中国文学的肌理剖析及其实研究——以〈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为考辨核心》，以今人之视角针对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进行肌理剖析，通过中法相关作品的对照与阐释，聚焦古代文学、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复杂关系研究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影响与中法两国文学互文关系的建构。金星（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发现的时差：论中国现代作家域外文献的“重译”问题——以周作人访谈〈現代支那文學を語る〉为中心》着眼于周作人的一篇访谈，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域外文献的多次“发现”和重复“翻译”现象，提出数字化大背景
之下，如何从域内域外两方面入手搜集现代作家文献、采取合理方式方法建构“现代作家文献保障体系”的问题。罗文军（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清末民初汉译文学编年考录中的史料问题》，通过爬梳考辨、辑录撰解大量史料，在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中使汉译文学整体面貌得以最大规模地呈现，显示出汉译文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的谱系和价值，不仅完善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版图，还增加汉译文学这一新的视角和维度，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和澄清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和图景。朱佳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民国报刊中汉译文学史料的整理问题》指出，汉译文学的史料整理工作存在许多疏漏之处，基于此，需要通过考辨使信息准确化、通过考索使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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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通过考述使史料事件化，从而为汉译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八数字人文和当代文学文献话题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抢救当代史料》，针对当代文学七十年的五代作家史料研究中相关史料缺失产生的研究困境与不利影响，呼吁研究者“珍视当代史料”“抢救当代史料”，他特别提出要着眼于前三代作家（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包括口述采访、口述实录等层面的史料保存要提上议事日程。赵普光（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字人文学研究的可能与限度——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等文的后续思考》基于此前系列尝试，总结了中国现
当代文学数字人文学研究的经验，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回应大数据时代和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实现自身的突破，迫在眉睫。王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以〈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为中心》，指出现有的数据库尚无法满足“数字人文”研究前景的要求，“数字人文”须时时反顾、吸收传统研究成果，而传统研究也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佘丹青（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的《数字人文时代关于丁玲文学创作学术会议资料发掘与整理》，指出丁玲文学创作学术会议的挖掘与整理具有重要意义，或可寻数字人文时代资料挖掘与整理的新路径、新方法，为中国现当代史料学拓展一种新的形式。斯炎伟（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问题》认为，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够系统与立体，由此提出当代会议史料的编撰、单个文学会议的史料汇编、边缘材料与内部发行材料整理问题，来为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文献材料。
本次会议提交给会务组的六十余篇论文，内容丰富、翔实，涵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就主题而言，作家书信、作品版本、文献考证、综合研究以及重要个案的研究更受学者的关注，对于数字人文的新趋势亦有比较明显的自觉意识。不过，会议论文多围绕文献实践层面的诸多基础性学术工作展开，从不同角度对于文献内容的阐释，但理论层面的建构、方法层面的讨论相对来说较为欠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不可否认地存在着研究者各自为战的状态，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者借鉴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经验与理论，逐步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及工作语言。
此次会议既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又着眼于当下的学术现状和未来的文学展望，努力推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实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会议闭幕式由西南科技大学袁洪权教授主持，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做学术总结。易彬希望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各位同仁今后在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的具体实践工作的同时，也能对相关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对相关理论予以探讨与提升，以共同推进现代文学文献学。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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