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求实，守正出新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综述（2000－2006）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涂端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于1990年设立，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及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自设立博士点以来，先后有汪永铨（已退休）、喻岳青（已退休）、闵维方（1998年后任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的指导教师）、陈学飞、陈向明和陈洪捷6位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共指导完成博士论文31篇。目前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导师共三人，分别为陈学飞、陈向明和陈洪捷教授。陈学飞教授所带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陈向明教授所带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师教育、人类发展与教育，陈洪捷教授所带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及比较高等教育、德国高等教育。
证研究——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历届博士学位论文综述”已对我院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点成立以来至2003年的学位论文做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根据本届博士生论坛组委会的要求，本文仅对北大教育学院2000－2006年通过答辩的高等教育专业博士论文作一补充综述。
由于一些教育经济与管理方面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成立初期被纳入高等教育学的学位授予范畴，因此，为客观、完整地描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的情况，本综述将包含部分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的论文。2000－2006年我院通过答辩的20篇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主要涵盖了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政策、比较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原理与中国高等教育四大领域。论文选题上既有对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教育研究、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知识经济时代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等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也有对大学新生学习适应、留学生跨文化交往等特定教育人发展的关怀。20篇论文总体上可用“严谨求实，守正出新”八个字概括。“严谨求实”是北大的校训之一，也是这20篇论文所体现出的风格。所谓“守正”是论文遵循我们学院对博士论文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以及在这些原则和标准基础上所形成的“多学科的分析视角，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研究传统。“出新”则体现为论文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理论支持、分析框架及研究成果上所取得的突破。
20篇论文在“严谨求实，守正出新”中体现出了良好的问题意识、多学科视角的分析、恰当的方法运用和规范的实证研究的特点。根据研究方向，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教育经济与管理、政策研究、比较研究、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历史、职业教育六大类。各类相关论文列举如下：
教育经济与管理类3篇：
李文利：《中国居民高等教育需求研究》
陈 彬：《知识经济与大学办学模式改革研究》
晋保平：《论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教育》
政策研究类6篇：
林小英：《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
濮岚澜：《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
包海芹：《国家学科基地政策扩散研究》
茶世俊：《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渐进变迁研究（1978－2003）》
程化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过程研究
张国兵:《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过程研究——支持联盟理论的视角》
比较研究类3篇：
蒋 凯：《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变革》
张建新：《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到一元制变迁的研究》
林 杰：《西方知识论传统与学术自由》
高等教育原理类5篇：
刘海波：《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杨志坚:《中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研究》
刘东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十八位来华留学生的个案分析》
杨艳玲:《大学新生学习适应研究——对九名北京大学理科本科生的个案分析》
赵国栋:《论科技发展对大学教学的影响——从历史到现实》
历史类1篇
李春萍：《学科制度下中国学术的演变:以北京大学为例(1898-1927)》
职业教育类2篇
王 建:《技术进步、技能需求与教育培训研究》
马早明:《技术革命与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演变》
每类论文又各有特点，如教育经济与管理类论文侧重于在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探讨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所用的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政策研究类论文注重对真实的政策现象的理解和政策过程的研究，主要采用关键人物访谈、文本（政策文献、档案）分析、案例分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强调理论导向；比较研究类论文致力于应用理论来阐释现象，通过运用有关学科理论分析
国外的教育现象或问题，以揭示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高等教育原理类的论文则体现了将历史、现实与未来展望相结合、理论抽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这类论文注重对一手资料的挖掘和分析，并引用质性研究的新方法，努力于理论建构；历史类论文史料翔实，在案例研究中，既有对史料的挖掘和分析，也有理论的推演，并将新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到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中；职业教育类论文从技术进步出发，在历史比较中，探讨职业教育改革，既有宏观的历史考察，也有细致的定量分析。下面结合论文的总体特点，我们将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发现几个方面对每篇论文的相关特点具体论述。
一、在体察现象中生发新问题
好的论文都有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而好问题的提炼来自于对现象的体悟和观察。对现象的体察既可在解读历史中发生，也可在观察现实中实现。20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均来自于作者对教育现象的体察。马早明对技术革命与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演变研究，李春萍对学科制度下中国学术的演变的研究等均是在对教育史的梳理和挖掘中体察当时的现象，提出“技术革命如何影响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演变及演变有何特点”、“自西方移植而后逐步建构起来的学科制度是如何重塑中国学术”这些与现实需要相联系的问题。
在高校扩招政策的现实背景下，李文利对中国居民的高等教育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面对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陈彬提出了大学办学模式改革的问题，晋保平则从国家科技体制的层面，研究国家科研机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包海芹从高校国家学科基地建立这一现实现象出发，探讨国家学科基地扩散和演变的根源和内在机理；濮岚澜关注的是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现象”如何被“问题化”，问题如何被特定的体所选择；教育学论文茶世俊追寻研究生教育制度渐进变迁中的影响要素；林小英致力于探寻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程化琴关心的是《民办教育法》制定过程；张国兵着眼于对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过程中支持联盟的考察；杨志坚用心于中国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王建则在技术发展水平、技能需求与教育培训之间探索；赵国栋对科技发展对大学教学影响的研究来自于他从历史到现实的考察；杨艳玲对大学新生学习适应研究、刘东风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则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人的发展的关怀；张建新对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到一元制变迁的研究、蒋凯对美国高等教育为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而进行的相应变革的探寻、林杰对西方学术自由的探讨无不凝聚了深厚的中国发展情结。
无论是关注政策过程、人的发展还是中国和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的选题提出了许多教育研究中的新问题，视野广阔，表现出了对现象的敏感和良好的问题意识，从不同的角
度阐释教育与人类发展这一基本命题。
二、在反思实践中运用新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大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将质的研究引入国内，由于质的研究强调把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实践操作中有一定难度，国内教育学界目前开展的质性研究并不是很多，用质的研究方法做博士论文的更是少见。在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中，杨艳玲、刘东风将质的研究分别成功引入到大学新生学习适应和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两篇论文在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处理、研究抽样、研究过程的反省和思考，对信度和效度的谨慎和对研究伦理道德的关怀上都可加圈点，其研究也成为很好的范例。程化琴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过程研究中在深入访谈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对法律制定过程进行了扎根理论地分析、归纳和提炼的尝试。王建运用Logistic估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首次在国内对技术进步、教育和培训之间关系的探讨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濮岚澜的论文为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文献分析提供了较新的方法视角，论文不仅使用了媒介传播研究中定性的框架分析方法，还第一次把定量的文献内容分析方法引入中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在文献定量分析方面引入随机信号的分析方法也较具新意。一些同学如濮岚澜、包海芹的论
文还采用了多案例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动态性和丰富性，分析得出的一些新观点对我国教育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篇论文从选题到研究方法的选择再到问题的论证最后到结论的得出均体现了研究者较好的方法论素养，如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国际比较时，对推论保持审慎态度；在运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结合本土情况进行了细化和挖掘；在访谈和调查中大多具有取样程序规范、样本容量大、涉及面广的特点；在定量的数据分析方面，假设明确，推理严谨。这些从侧面反映了我院博士生的培养特点，即强调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学科意识和实证研究，重视方法论的训练。
三、在多学科涉猎中寻新理论、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理论是研究者用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工具。分析框架是论文的内在逻辑结构。新理论的运用常常能开阔研究的视野，为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形成新的分析框架，并有可能在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下产生新的发现。
论文作者都注重在多学科中寻新理论，构建新视角，并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问题，在多
学科的理论中进行比较、借鉴和综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如濮岚澜把行动者网络视角作为宏观的认识论、把国家－社会关系和制度变迁作为中观的背景框架、把批评语言学和组织理论作为微观的操作理论来考察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并提出一个包括行动者、关系、活动三要素的特定的政治传播互动网络分析框架。包海芹运用组织理论、新制度主义和政策过程理论来探讨国家学科基地的政策扩散机制，建立了政策扩散的组织同形化分析框架。茶世俊综合运用了公地悲剧理论、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考察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变迁，将作为政策变迁方式约束条件的决策情景抽象为一种“公地困境”，并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提出“公地困境－理性决策者”分析框架。张国兵则借鉴政策学的支持联盟框架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进行经验研究。刘海波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原因、动力、条件，并从制度分析出发，构建了体制的主体性、公平性、效率、整合性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陈彬运用组织理论和知识经济的相关理论，从开放性、产学研关系、综合性、组织结构的弹性和办学的国际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了知识经济发展对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办学模式所应进行的调整和创新。
这些论文所运用的理论涉及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策学、经济学、组织学等多个学科，
在论文中作者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表现出较好的理论驾驭能力，而在比较借鉴中提炼出的分析框架，则成为论文作者有力的分析工具，并对其他相关的教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同时，论文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大量的素材，对反映改革实践的一手资料进行理论分析，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四、在“沉淀”与“升华”中获得新发现
“沉淀”是指深入了解“吃透”某一个理论、概念或某种现象，使研究不浮在理论、概念和现象上。“升华”是指在理论、概念和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原理论或提炼出新的理论、概念。综观近6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我们可以“读”到论文作者在“沉淀”与“升华”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伴随这些努力所得来的新的研究发现。如林小英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中具体分析了“策略空间”这一政策现象存在的原因、实现途径以及对政策变迁的作用，并从“合法性”的视角抽象出策略空间的理论涵义，这是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和概念本土化中的一次具体实践。张国兵对西方理论支持联盟框架假设的证实与证伪中实现对其的本土化改造，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的政策环境以及其中的支持联盟的独特性，得出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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