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矣。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前十年有张居正当国，实施变法，万历新政，则国富民丰。至张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张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孟森把万历在朝四十八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前十年是冲幼时期，是张居正辅佐朝政而明朝几欲中兴，后三十五年为醉梦时期，是万历荒怠朝政而明朝开始衰亡，最后三年是决裂之期，清太祖起兵，明朝征兵征饷，民穷财尽，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
孟森的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却在这个划分上独具慧眼，选中了万历十五年作为论述的开端。虽然作者开篇就声明万历十五年（1587 年）无关宏旨性，但其随即言明历史的这一结点自有前因后果，于前因则为痼疾之表状，于后果则将掀起波澜。琐事一串，却勾起往事一堆，泛起涟漪一片。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它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作为作者叙述的开端。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
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国内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而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快速前进，而中国还在四书五经的礼治中自我沉迷，惶惶不可终日。
黄仁宇以一种如燃犀烛照般的眼光，瞄准了万历十五年，用放宽的视野去勘察它的前前后后，于是我们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看到盖棺定论式的字句：“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一、礼制与法制
知音难觅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礼制的国家，历朝历代莫不重视礼制的规范和约束。然而，以礼治国终究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幻境。礼治德治只应该作为对法制的一种补充和辅助。
作者常感叹王朝兴衰之本在于能否实行数字化管理，而在数字化管理中，法律以及技术官
僚为关键。道德代替法制的技术缺陷在于它的含糊性、不确定性以及虚伪性。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至今很难相信主观因素在不断产生变数的客体中的作用，在坚强的流变的现实面前，人脆弱不堪。王朝何其庞大，纵有法的治理，然被强化的道德礼教往往凌驾其上，造成有秩序之治理的开展的不必要的干扰。
我们必须承认，礼制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人们对礼制的呼吁体现人们对社会秩序规范的合理性的要求。但礼制毕竟有很大的模糊性和自律性，礼制的制约往往面对着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挑战。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以礼制欲，讲究用理智和道德来约束人的欲望，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也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而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人们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难免会迷失了自己的心智，这个时候，礼制和现有的法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
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满脑子的仁政爱民。然而，明朝的官吏俸禄太低，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于是，在严格恪守礼的教化与维持自己的生计方面，文人必须做出选择。于是，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开始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污腐败到更合理的借口。治民者尚且打破礼制的约束，对平民百姓我们更苛求什么？
而当时盛行的李贽的人伦物理观，“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则赤裸裸地给人的欲望披上合理的外衣。道德礼教的高标性与人伦物理的世俗性形同陌路。人性的贪婪与法制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衰败。电白美食
二、万历新政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基点，前后拓展，把万历新政时期的政绩也叙述到了。面对着礼制与法制的冲突，张居正也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就对尾大不掉的文官制度和入不敷出的财政收入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之路。张居正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实行了强而有力有效的改革政策。首先，张居正在整顿吏治上提出了有力的措施——考成法。张居正曾在奏议中指出吏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章奏虽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
盖鲜。”“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便其法之果便否也。”等等。对于这种积重难返的官场积弊，他制定了一种明确可行又易于检查监督的制度，也就是他的考成法。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督查巡抚、巡按。确立其一个健全的行政及公文运作系统。考成法的实施是认真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传统政治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是顽固而保守的陈年积习，要想一下子处理干净，是有困难的。张居正凭借强而有力的政治手腕，对各级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兢兢业业，用心工作，这是了不起的成功。但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只是强有有力的施压，对造成这种官场积弊的根本原因却无力也不能铲除，这也最终导致张居正死后的悲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张居正对政治的改革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改革。万历之前，国家财政困难重重，国库几乎年年亏空。对此，张居正主要在四个方面实行了改革政策：第一，抑制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的支出，其中包括削减南京官的编制，终止或削减宫廷的织造项目，节约宫廷的节庆等等。第二，强化对边镇的钱粮与屯田的管理工作，以减轻边镇军饷日益增大的财政压力。第三，为解决地方的“民困”与政府的“国匮”，限制各种既得利益。第四，强化互补的财政事务管理机能。其中最重大的改革，
当推清丈田粮与推广一条鞭法。经济上的改革使万历年间逐步摆脱了以往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并使万历前三十多年时期国库收入丰富。史书《明通鉴》赞扬道：“是时，帑藏充盈，国最丰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富，居正之力也。”
第三、悲剧人物
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少年时期是一个有为的君主，孝顺自己的亲母李太后以及陈太后，对待帝师，尤家庭主妇手
其是张居正更是恭敬有礼。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了。首先是张居正当政的时期，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联合，使得万历皇帝形同虚设，更兼两个皇太后又十分倚重二人，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是又敬又怕。张居正以及两个皇太后对万历的严格要求，使万历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孟森说: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干济可观，偏倚亦可厌。
农村丧事对联
压抑得久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当张居正去世以后，文官对张居正的弹劾促使开始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行动。然而，当“他（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万历皇帝原本盼望着，张居正死后自己可以掌握着政权，却发现没有张居正了强权压制的文官又开始了对自己各个方面的多管闲事。国事根本由不得自己做主，事事的不如意，使得他开始灰心理政。而立储之事就更成了他怠政的一个爆发。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2张居正冷嘲
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居正对明朝的贡献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使用强有力的手腕推动着新政的改革，但终因长期的重负，使他于万历十年猝然离世。死后更赐以太师称号。然而，荣华转眼即逝，“明年追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狼藉。”生前权倾一时，生后却凄凉万分。一荣一辱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应该说，张居正是一个有为的权臣，他对新政的推动促使了万历年间的繁荣。但终因功高盖主、树敌众多，落得如此下场。孟森说：“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惟徐阶之倾严嵩，则为世所美。而居正得志以后，则所谓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其受报亦至酷，遂为万历初期政局之纲领。”“综万历初之政皆出于居正之手，最犯清议者乃夺情一事，不恤与言路为仇，而高不自危，满不知溢，所谓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此之谓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张居正身居高位，却不知收敛自己的行为，此其取败之由。居正既没，万历和言官们都失去了制约，万历开始对权力无尽地占有，言官们也开始肆无忌惮的言论攻击，在彼此的斗争中，两者都发现一切都不如张居正时期顺当，只是世间已经再无张居正了。
3海瑞
如果说明朝官员都是贪官的话，那肯定错的。徐阶贪，高拱贪，张居正也贪，偏偏有这么
一个人他不贪，这个人就是海瑞。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一般情况下都很难维持自己的生计，为了生活，许多官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孔孟之道，接受贿赂。而海瑞，却无怨无悔地接受着朝廷的微薄俸禄，甘于贫苦。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还不够殓葬之资。
党校学习小结
海瑞的刚正清廉是很早就享誉海内外的。早在嘉靖四十五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就向明世宗上《治安疏》，引起朝野轰动，一时间直声震天下。其后更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据说，海瑞升任京官之时，平民百姓为一睹这个清官的容貌，万人空巷，其名之盛，可想而知。
然而，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却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了。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贪污腐败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污腐败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却一方面要背离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
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
海瑞不明白阴阳之间的道理，所以，张居正虽然知道他的清廉，却不敢重用他，只能把他放置在闲职的位置上，有时候为了新政的实施，甚至不得不把他迁出京外。而张居正死后，朝廷虽然提拔了海瑞，却也不敢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只是想借用清官的名声来美化自己。海瑞，一个人孤独得在大明王朝的朝廷上唱着独角戏，显得那么滑稽，那么悲凉。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