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Nov. 2019 / No. 6
新闻传播学研究
刘 勇
［摘 要］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其嬗变背后包孕着记者新闻实践的逻辑以及整个新闻业的观念变迁。新闻文体范式是不同性质新闻文体规范的提炼与表征，着眼于“怎么
写”，强调跳脱具体的新闻文本，观照文体形态以及技巧背后的文体观念。结合新闻文体发展的内在
理路和外在形态，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史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
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其实质是“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与“专业范式”三种文体范式相互勾
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的过程。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
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
一篇新闻文本之中。
［关键词］ 新闻文体；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专业范式
作为新闻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当代新闻文体的变迁彰显了70年来我国新闻观念的演进轨迹，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理解当代新闻观念嬗变的另一种思路：“深入到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新闻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新闻观念演进的历程与方位。”a
一、 “范式”：打量新闻文体史的另一种视角
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报道文本千差万别，新闻文体从样式到观念也多姿多彩。用报道方式、报道模式、报道形式，抑或直接用消息、通讯、特稿、非虚构写作等不同名称来指称，似乎都有一定的描述力和解释力，但又都还不足以概括新闻文体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此，我们“挪借”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范式”（Paradigm），基于范式的变迁与互动来观测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嬗变。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创造”，用以解释科学发展的机制。他指出，所谓范
刘勇，新闻学博士，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 230601）。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13CXW005）研究成果。
a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3
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亦即“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a库恩尽管对“范式”进行了学理界定，但他自己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又是多义的，甚至模糊的，英国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就发现《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概念的含义多达21种。b由此，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学术张力遂引发了学术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此后，为了回应各方面的批评与追问，库恩又连续发表论文加以解释。1969年，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再版“后记”中，明确了“范式”的两种意义：一方面，范式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代表这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作为示范型的以往成就”，范式“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c一言以蔽之，“范式”应该是一个整体，它囊括了形而上的信仰、实际操作的规范以及实践中的成功范例。同时，“范式”也为科学研究中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尽管库恩仅将范式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领域，且明确将人文社会科学排除在外，但吊诡的是，“范式”概念却在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中“旅行”，并且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诚如佩里（PERRY）
所言：“如果说库恩的工作是在全力以赴地界定其核心术语的含义，那么其他人的工作便是不遗余力地扩充它们的含义”。d
陶东风教授是较早将“范式”概念引入文体学领域的学者。他在专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一书中赋予“文体范式”基本内涵：“每一种特定的文类都有其范式，即支配性的文体规范，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一种感受、体验结构，又是一种语言组织结构，即文体结构。”e由此可见，“文体范式”具有超越其他文体要素的内涵，它实质包含了文体规范、文体结构和作家的认知与风格等多个维度。文体学的这种尝试也为新闻文体领域引入“范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大陆新闻界最早引入“范式”概念的是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1985年，他在《漫谈名记者》一文中指出，具有相同心理素质和素养水平的记者，之所以在成就上也出现很大的差别，“取决于他们选择新闻素材和制作新闻成品时所采用的‘范式’不同。”在他看来，“‘范式’这个概念，内涵极其丰富，由于库恩表述上的缺陷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争议”。随后，他将“范式”与记者的新闻生产过程相勾连：“一个记者在新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遵循着一定的范式。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新闻的形式、突出的重点等等，无一不取决于记者的范式。”f这里，李大同提及的“记者的范式”其实是记者新闻观念与文体技巧的总和，亦即“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指导新闻媒体确认并诠释值得报道的‘社会事实’的认知模式或格式塔型世界观，具有统领新闻实践的各规范性原则和从业知识，并将之整合成内部同一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功能。”g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范式”是我们审视
记者以及媒体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文用“范式”来表征不同特质的新闻文体规范，也是希图从另一个向度来审视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变迁。从深层次看，“新闻文体范式”归因于“新闻范式”，但二者又存在不同之处，后者范畴更广，前者既不是新闻报道的形式，也不完全等同于新闻报道的模式，它更多以“新闻文体范型”为变量，着眼于“怎么写”，规定了新闻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构方式以及话语体式等，指涉的是文体形态、报
a［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b陈丽杰：《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理论界》2017年第7期。
c［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7页。
d崔伟奇、史阿娜：《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e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f李大同：《漫谈名记者》见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g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新闻学研究》（台湾）2004年第78期。
134
道技巧背后的文体理念。
引入“范式”概念，为我们打量新闻文体的演变与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媒体、不同记者生产的新闻文本恒河沙数，种类、形态也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新闻文体范式”则是对单纯新闻文本的提炼与超越，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1949年以来我国新闻文体演进的脉络与文体观念的移位。另一方面，“新闻文体范式”能够为我们寻不同文体样态创变与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路。文体范式的变换与迁移，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基于此，我们尝试经由“新闻文体范式”这一概念，对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70年历史展开“深描”。
二、 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三大范式
新闻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体性特征、内在机理、规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体范例等，结合不同报纸的性质与风格定位、中国新闻文体的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构成了我们判断范式类型的一个重要标准。循此标准，我们将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划分为三大范式：宣传范式、文学范式和专业范式。
“宣传范式”指的是新闻文体的逻辑起点与功能指向都以宣传为根本目的，其实质是运用新闻进行宣传，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的征用。“任何新闻宣传都是为一定的党派和社会团体服务的，都是他们经济政治利益的集中反映。”a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阐释了“五个事关”的重要表述——“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b有鉴于此，“新闻文体宣传范式”不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各级党报党刊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专业报、晚报、都市报等不同类型的报纸之中。换言之，宣传范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主导范式，政治宣传的观念与根本诉求对新闻文体的观念与话语方式都产生着巨大影响。人民日报老报人李庄就曾总结他参加40年代太行山根据地整风运动之后所形构的“渗透到血液里”的“宣传范式”：“第一，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听党的话，无条件根据党的决定办事；第二，新闻必须真实，不能有半点虚假。终生实践这两条，可以安身立命了。”c
“文学范式”显示的是文学之于新闻文体的影响。舒德森就曾断言：“新闻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组文学形式。一些新闻的形式像悬疑小说、传奇或五行打油诗那样可预测和公式化，其他新闻形式则更加复杂，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完全意识到其审美规范。”d历时地看，近代中国新闻文体源自古典文学。据考证，我国近代消息是从记叙文转化而来，大体包括三种形式：平铺直叙式（这类
消息写法从《左传》及大多数笔记小品中移植过来）、叙中加议式（这是直接搬用《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的手法）、编年史式（这种写法似史书中的编年史）。而早期的通讯也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记、游记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纪实性通讯（脱胎于《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传记）、旅游考察通讯（取法于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游记）、人物传记（几乎和史书上的人物传记一模一样）。e
可见，近代新闻文体正是在古典文学的不断滋养中得以产生与独立。楼榕娇在《新闻文学概论》a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
b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1—332页。
c李庄：《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d［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陈昌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e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7页。
135
中，就直接将各种新闻文体命名为“新闻文学”——“普通文学着重于情感的流露，故事的夸大，感人的深远，所以或有虚构的内容，而新闻文学则重在事实的报道，站在抢先的时机上，而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这种新闻体裁随着新闻事业的扩展，影响到广大众的生活，渐渐独立起来，成为新兴的新闻文学。”a楼氏的“新闻文学”虽然过于泛化，但新闻文体包孕着文学的诸多要素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确立主题的方式方法到文章起承转合的结构布局，从记叙、议论、抒情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新闻文体的生成都与文学密切相关。艾丰指出，在各种借鉴中，新闻作品向文学作品的借鉴是最多的，这是因为：“文学是最古老因而也是最丰富的宝库；新闻作品，特别是报纸上的新闻作品，最基础的要素还是文字。因此借鉴起来就更直接、更容易些。”b本文“新闻文体文学范式”，即是指新闻报道中调用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来呈现新闻的方式，它表现在文体样态上，是指散文式新闻、新闻特写、报告文学等杂交文体的出现，表现在方法上则是散文、小说等写作技法在新闻中的借鉴与改造。
“专业范式”呈现的是新闻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具备的本质特征和独特气质。专业范式视域中的新闻，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满足人们对于预知而未知的信息的需要。塔奇曼在《做新闻》中开宗明义，标识了新闻的内涵——“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它替代了旧时走街串巷向公众通告消息的人，其功能是告诉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以及应该知道的消息”。c因此，“新闻文体专业范式”源自新闻职业化进程中逐渐型构的专业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度报道的诞生使专业范式得以萌发并不断传承。90年代后，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引入，《南方周末》、《财经》杂志、
央视《新闻调查》等一批专业媒体的专业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与专业规范逐渐成为中国记者的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新世纪以来，伴随调查性报道的“黄金十年”（2003—2013）的出现，加之微博、等社交媒介的崛起，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兴起，专业范式又呈现出新的变化。“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变得分化与多元。”d
以上，我们对三大范式进行了初步的阐释，但这种“抓大放小”的划分方式似难逃“化约主义”的魔咒。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现实（尤其是历史事实）并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类设定的标准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样貌。就像科学实验中的条件限定一样，分类只是为了研究便利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简化方式。倘若我们能够据此大体厘清新闻文体的嬗变轨迹与实存状态，则也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此外，通过系统的阅读大量的新闻文本以及对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我们认为，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文本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维度看，三大范式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相互勾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对此，三位学者的研究也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佐证。李良荣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在‘政治家办报’和‘商人办报’之间起到很好的调节和制衡作用，它可以外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
良知。”e杨保军教授从现实出发做出判断：“在新闻与宣传两种主要功能的实践中进行传播，是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突出特征之一。”f单波教授则基于对新闻文体历史的考察指出，“对多数中国记者而言，感时忧国、文以载道的精神传统突现了政治观念对新闻文体的影响，使新闻文体结构偏向于新
a楼榕娇：《新闻文学概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2—3页。
b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
c［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d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页。
e王长庚：《媒介整合的背景及应对举措——李良荣教授在暨南大学大专题演讲述评》，《当代传播》2002年第3期。
f杨保军：《三个向度中的当代中国新闻业》，《今传媒》2008年第6期。
136
闻的教化功能，诗学、戏剧化传统使新闻叙事结构侧重于抒情性细节，强调写现场情景和任务思想感情的细节，以达到以情动人。”a
三、 当代中国新闻文体演进：三大范式的共生与交融
范式是新闻文体演变的重要表征。依据新闻文体的特质、新闻媒体的特点以及新闻生态环境的特征，结合不同文体范式的生成与变化历程，我们将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分成五个阶段。
（一） 1949—1965：从三大范式并存到“宣传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完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之相对应，新闻文体历经多次变化，从开始的多范式并存逐步转向“宣传范式”为主导。
建国之初，党的新闻队伍开始从解放区进入各大城市，多年形成的办报方式难以适应城市办报的要求。加之，新闻人才奇缺。1949年6月，中共中央在回复华中局的一份电报中，开门见山：“新闻干部现在全国各地均感不敷”，为此，中央建议：“对于各城市原有报纸中的进步分子及有能力经验而力求进步的分子应放手利用……对随军南下及各城市招收的纯洁的有编写能力的知识青年，亦应同样任用。”b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宣传范式”难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主导地位。于是，向文学求援，借鉴旧中国的新闻写法，就成了当时一种立竿见影的“权宜之计”。例如，对于开国大典的报道，就
集中体现了建国之初“宣传范式”型构中对于“文学范式”的借鉴与融合。名记者杨刚在《大公报》发表的《给上海人的一封信——和我们在一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篇通讯运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借鉴散文笔法，融合记者观察与现场采访、客观呈现与主观评论，大量调用比喻、反复、排比、对仗、通感等文学修辞手法，借助描写、议论与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记者的观察之仔细，描写之细致，语言表达之优美，都已经超出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畴，如果没有标明是“新闻通讯”，恐怕绝大多数读者会将这篇通讯直接视为一篇充满美感的散文。总体看，建国之初新闻文体的整体特点是：题材集中于成就报道，体裁上以通讯、特写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较少，写作上偏向文学化表达，包裹着记者的真挚感情，体现“宣传范式”对于“文学范式”的借鉴与吸纳。但是与此同时，新中国记者们“不写新闻”“不会写新闻”“新闻写作不规范”“宣传缺乏技巧”等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1950年12月，吴冷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许多综合报道还有现象罗列、缺乏分析、包罗万象、缺乏中心、不解决问题、议论过多等现象，这是必须改进的。”c及至1954年2月，新华社党组向中央呈递的《关于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的报告》中，依然将“新闻写作水平不高”作为报道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新闻议论很多，不善于‘用事实说话’，内容庞杂，逻辑不清，不合新闻规格，没有背景，文字枯燥乏味，有不少陈词滥调、僻词僻字。所有这些缺点，都使新闻的作用大受减弱，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和教育读者。”d同年，邓拓在《怎样改进报纸工作》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报纸的新闻必须改革”。因为“现在我们报纸的新闻，都是长篇大论，不是新闻，而且千篇一
a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第7页。
b《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3页。
c 《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5—126页。
新闻结构d《新华社党组关于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的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364—365页。
137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