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图像内容究竟映射哪部佛经，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尚无定论。回溯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成果，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于昙曜五窟的整体性设计营造、北魏时期佛教思想的真实状况等缺乏重视。通过结合北魏社会史、北朝佛教史、云冈石窟开凿工程规划、图像史等，再次对早期洞窟图像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法华思想持续影响着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开凿，《法华经》是统摄昙曜五窟造像的重要经典。
关键词：云冈石窟早期洞窟；昙曜；《法华经》；法华三昧观法；小山满
中图分类号：J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9-4016（2020）04-0053-09
引 言
云冈石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之一。石窟造像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反映了北魏皇家气派和鲜明的民族特，还代表着佛像雕刻中国化的进程。第16窟至第20窟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于和平元年（460年）主持开凿，是最早开凿的一批石窟，俗称“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位于云冈石窟西部。洞窟呈马蹄形，穹隆顶，外壁雕满千佛。五窟主尊是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各造的巨大佛像，凸显了北魏皇权的尊严威力。造像题材以三世佛和千佛为主，保留了犍陀罗（Gandahara）、秣菟罗(Mathura)的艺术风格，沿袭了古印度和凉州地区服饰外观，大佛身躯挺拔健硕，容貌具有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特点，形成独特的早期云冈风格。在宗教上，昙曜五窟体现了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思想。政治内涵上，与北魏佛教天子即是当今如来的传统有关。
目前国内关于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窟本尊的问题，二是五佛和五帝对应排列的问题，多涉及文献中政治面的考量。日本是研究云冈石窟的先驱，大量考察报告、研究成果均出自日本学者，涉及北魏佛教史、雕塑史、美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而对于五窟图像所展现的佛经内容，也主要由日本学者提及并讨论。目前为止，早期洞窟雕刻时所依据的经典尚无定论，整理并研究相关学者的观点，再次分析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图像所依据的佛教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云冈石窟的佛教内涵，把握北魏时期中国佛教信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从信仰和图像出发，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北魏佛教信仰的展开、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开凿工程、昙曜的佛教活动、早期洞窟中的法华图像等层面进一步分析、论证法华思想在早期洞窟中的体现，对早期洞窟开凿的思想背景进行整体性考察。
一、目前学界对云冈早期洞窟图像内容展开的讨论——以法华、华严等思
想为中心
关于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图像内容，从佛经记载中寻相关表述是最根本最直接的方法。国际上相关讨论围绕《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展开，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图像内容分析上呈现百家争鸣的姿态。
1.法华思想——以小山满为代表的日本学者
日本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云冈早期洞窟体现的是法华思想。首次全面对云冈石窟Re-discussion on the Image Expression of Fahua Thought in the Early Caves of Yungang Grottoes
再论法华思想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图像表现
山西大同大学  |  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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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发掘调查的水野清一即认为，云冈石窟最能体现《法华经》的信仰[1][2]。佛教史学家塚本善隆在其《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也说到：“毫无疑问，二佛并坐像为法华经中多宝、释迦二佛，根据造像记，交脚菩萨像为弥勒。从平成时代到洛阳时代，《法华经》的信仰十分盛行，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
凿即为有力的证明。”[3]小山满对《法华经》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体现进行了细致地阐释，对于我们理解法华思想在云冈石窟的图像表现，极具参考价值，本文将于后文重点论述。
2.华严思想——以吉村怜为中心，以第18窟造像为主线
龙门石窟在哪
关于云冈早期洞窟所反映的佛经思想，主要在于华严思想与法华思想之争。其中以第18窟的相关争论最多。如松本荣一《華厳教主盧舎那仏図》[4]中曾提出第18窟衣物上无数化佛表现的是华严教的卢舍那佛。近年来，吉村怜将此观点进一步进行了论证。其《卢舍那法界人中像研究》[5]一文认为，云冈石窟第18窟本尊像是卢舍那法界人中像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特殊形态的卢舍那佛，并推断5世纪后半期《华严经》信仰已在山西一带盛行。具体来说，吉村认为第18窟本尊具备人中像的特征，即“在躯体中图示法界形象的像”。根据旧译《华严经》“一切刹土及诸佛，在我身内无所碍，我于一切毛孔中，现佛境界……”[6]等，他指出第18窟本尊在躯体上表示了“十方三世佛”的卢舍那佛。法衣上的化生列和坐佛，根据旧译《华严经》“诸毛孔出化生云……或有于一毛孔中，化佛云出不可思议，充满一切十方界，无量方便化众生”[6]等，可以解释为从卢舍那佛的毛孔中化生出的各个化生，从衣缘出现而形成化生列。他们在以法衣为象征的法界排列，形成若干坐佛列，又逐渐向由法衣下方空白处所象征的未教化的刹土拓展。因此，吉村怜认为第18窟本尊是根据华严的世界观而塑造的特殊的卢舍那佛像，象征其佛德遍及十方国土，代表北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国以来不断开疆拓土的兴盛。之后，吉村又作《再论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华严教主卢舍那佛与宇宙主的释迦佛》[7]一文，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进一步
阐述了华严思想在北魏的流行情况。吉村指出，被太武帝杀害的高僧玄高之弟子玄畅为华严学者。玄高遇害后，玄畅逃亡至南朝，开始对《华严经》进行细致的讲授。由此可推断，玄高也可能精通《华严经》经义。而北魏佛教为“玄高—师贤—昙曜”一脉相承的凉州系统，底流应为华严思想。加之孝文帝身边宦官刘谦之曾隐居五台山著《华严论》600卷，故吉村认为，北魏平城时代后期，也就是营造云冈石窟的时期，华严思想在山西已然盛行。
小森阳子在《昙曜五窟新考——试论第18窟本尊为定光佛》[8]一文中指出，第18窟本尊佛立像的图像特征中，衣上的化佛表现不仅限于卢舍那佛，质疑了吉村怜的观点。文中还提到，右手下垂的手印不常见与云冈，却常见于新疆以西和甘肃以东的北朝早期石窟。以佛立像为主尊、足下布置铺发儒童的表现，就是云冈石窟中定光佛授记故事的定型。本尊右下方现已腐蚀严重的小像应为儒童，主尊为定光佛。故小森认为昙曜五窟整体表现三世佛思想，骨干构思是授记思想，表达了对北魏皇统千秋长存的祈求。水野清一认为，公元500年前，中国建造卢舍那佛造像的可能性较小。[1][2]宫治昭、石松日奈子也认为，根据《观佛三昧海经》的记述，第18窟本尊大佛的两侧协侍五位弟子，即十大弟子，所以为释迦佛。
3.涅槃、净土等其他思想——美国和中国学者所持观点
除日本学者外，美国学者也关注了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如美国学者J·C亨廷顿指出，昙曜五窟的图像志
应在康僧凯译《无量寿经》中寻来源。而《金光明经》中潜在的法身为毗卢遮那佛，第18窟主尊应为毗卢遮那佛和释迦牟尼佛，即法身与应身佛的双重表现。法果提出“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9]昙曜主持开凿的第18窟为释迦牟尼/毗卢遮那的二元表现，将如来与皇帝相提并论，顺应了北魏时代帝国概念的需求。[10]
学者赖鹏举对昙曜五窟造像提出新解，认为昙曜五窟反映了北魏时代“涅槃学”到“净土学”的转化过程。北凉、北魏两朝造像以十方圆满、三世不迁的境界体现涅槃“不生不灭”，第16窟、第17窟承袭此思想，但第18窟千佛衣造像则象征着北魏佛教与政权的“万世一系”同步格局。第19窟、第20窟则将代表“三世”的弥勒净土与代表“十方”的弥陀净土统合起来，是涅槃学中“乐净”的延伸。[11]总之，关于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图像尤其是五窟主尊所反映的佛经，围绕法华、涅槃、净土等思想，学者们引经据典，各自讨论，说法不一。笔者认为，部分学者的讨论过于关注某个洞窟图像所反映的题材，忽视了对昙曜五窟作为早期洞窟的整体分析，使得各个洞窟的题材联系之间出现了断层。在结合佛经弘传情况方面也有不足，还原历史原貌时缺乏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史、佛教史、建筑史等层面，对早期洞窟进行进一步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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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山满对云冈早期洞窟所反映佛经的研究
——以《法华经》为中心
小山满（1945—）是日本著名美术史学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佛教美术研究。早期研究重点为东亚美术史，著有《東洋の図像学》[12]、《仏教図像の研
究 : 図像と経典の関係を中心に》[13]
，对敦煌石窟、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法隆寺金堂壁画、天寿国绣帐等东亚佛教图像及道教图像尤为关注。近年来关注中亚与西域佛教美术考古，对和田地区、巴米扬石窟、克孜尔石窟、贵霜等犍陀罗地区、乌兹别克斯坦达尔维津特佩遗址等进行美术考古研究，涉及佛教、祆教等，同时关注三角缘神兽镜、魏镜、五胡时代古镜的研究。其研究方法践行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传统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并重之风，取材广泛，论证细致，观点新颖，在东亚及中亚佛教美术史上的贡献斐然。
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研究方面，小山满通过详细比对《法华经》各品内容与五个洞窟的主像、壁龛雕刻图像等，得出五个洞窟与《法华经》对应关系为：第16窟如来神力品，第17窟从地涌出品，第18窟见宝塔品（释迦佛），第19窟见宝塔品（多宝佛），第20窟化城喻品。五窟共同表现了在虚空涌出
的宝塔之中，多宝佛证实释迦佛说法真实不虚，请释迦佛进入宝塔，二佛并坐的姿态。[15]下面笔者将对其观点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
1.第16窟
关于第16窟，小山满首先指出主像为释迦牟尼佛，并通过主像手印、窟内二佛并坐像、千佛像等图像与《法华经》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的内容对应，阐述了法华思想在造像题材上的表现。
主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第一指与第三指相捻，为布施无怖救济众生之意。小山满认为是《法华经》如来神力第二十一中，释迦牟尼佛的六大神力①中的弹指。《佛学大辞典》中，弹指为拇指与食指、或拇指与中指加之食指相弹而发出声音②。第16窟主像食指虽然缺失，但从拇指与中指相捻的形状来看，应为弹指姿势。根据如来神力品的内容，借大神力出现在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继舌相之后，又通过磬劾、弹指使得众生能够看见二佛并坐中释迦、多宝以及无量菩萨、四众，欢喜听闻释尊说法。
释迦牟尼佛、及宝树下诸佛、现神力时、满百千岁，然后还摄舌相。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地皆六种震动。其中众生，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以佛神力故，皆见此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树下、师子座上诸佛，及见释迦牟尼佛、共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坐师子座，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及
诸四众，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既见是已，皆大欢喜，得未曾有。
另外，石窟内壁西壁至南壁的二佛并坐像、交脚像、千佛像等图像，一同构成了如来神力品所描述的景象，故弹指的佛陀立像自然是如来神力品中的释迦牟尼佛。小山满强调，此次说法为《法华经》中最高级的仪式，是其成为释尊后集结众生广泛传播佛教的一次说法。所以第16窟与《法华经》关系密切。
在第16窟对应北魏帝王方面，有文成帝拓跋濬③、神元帝拓跋力微④、文帝拓跋沙漠汗⑤等观点，定论不一。笔者认为不论其尊格如何，第16窟与其他四窟相异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佛像造型，均为说明主像所代表人物开疆拓土、重兴佛教之宏伟气象，与如来神力品中释迦牟尼佛集结众生讲经说法的盛大场面相契合。
2.第17窟
第17窟主像为弥勒造像，头戴高宝冠，交脚而坐。由于当时北魏时代盛行三世佛思想，故小山认为应是代表未来佛的弥勒。中央交脚本尊左右协侍两座佛像浮雕，一为禅定坐佛，一为说法立佛，均为佛陀像。
是诸菩萨从地出已，各诣虚空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到已，向二世尊头面礼足，及至诸宝树下师子座上佛所，亦皆作礼，右绕三匝，合掌恭敬，以诸菩萨种种赞
法而以赞叹，住在一面，欣乐瞻仰于二世尊。
是诸菩萨摩诃萨，
图1 第16窟主像手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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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踊出，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赞于佛，如是时间，经五十小劫。是时释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诸四众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诸大众谓如半日。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推测，东壁的禅定坐佛为经五十小劫默然而坐的释迦牟尼佛，西壁的立佛为本品中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周围千佛，可理解为无量千万亿的他方国土而来的释尊分身诸佛：
尔时释迦牟尼分身诸佛，从无量千万亿他方国土来者，在于八方诸宝树下，师子座上，结加趺坐。
3.第18窟
第18窟本尊身披千佛袈裟，左右协侍佛旁边矗立一尊菩萨，三面墙壁二佛并坐浮雕众多，小山认为本尊为释迦牟尼佛，窟内为《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的体现：
是时、诸佛各将一大菩萨、以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宝树下。宝树、高五百由旬，枝、叶、华、果、次第庄严，诸宝树下、皆有师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宝而校饰之。
北壁东侧雕刻有宝树样的华盖，东西两壁协侍佛高10米，站立于华盖之下，赤足踏于莲花之上。协侍佛旁边站立一菩萨。我们可以看到，此种图像符合上述小山提出的《法华经》内容。三壁周围浮雕上诸像手持莲华，为“各赍宝华满掬、而告之言”之表现。
对于本尊袈裟上的化佛，目前学界争议较大。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日本学者吉村怜认为是《华严经》内容的体现，为卢舍那佛放大光明，照十方，从诸毛孔中出现佛身的云、化佛的云，充满十方世界。但是小山满提出，《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是《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经典的补充，为《法华经》之结经。其中一节对于劝礼多宝塔，记述有“大众集已，见释迦牟尼佛举身毛孔放金光——光中有百亿化佛”，后有“释迦牟尼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的记载，与吉村所说《华严经》内容十分相似。而《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中，分身诸佛咸集，开多宝佛塔。多宝如来，分半座与释尊同座，偈语“其多宝佛，虽久灭度，以大誓愿，而师子吼。多宝如来，及与我身，所集化佛，当知此意”。其中，“多宝如来，及与我身，所集化佛”是指多宝如来和化佛。因此，“我身”应为第18窟本尊，即释迦牟尼佛，其着衣上的化佛，为“及与我身，所集化佛”。
4.第19窟
第19窟为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一个洞窟，形制呈八字形，洞窟东西两侧各开耳洞，非常特殊。小山认为第19窟与第18窟有可能为一组。第19窟可能为过去佛多宝佛的宝塔窟。
协侍洞窟为中央倚坐说法佛，左右各两尊菩萨立像。《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有“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故我们可将其理解为倚坐像为多宝如来的菩萨时代表现。同品中，多宝如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代，赞叹：“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对此，小山提出，比照敦煌莫高窟第249窟描绘的三会说法，云冈石窟凹面三方表现的佛陀可解释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多宝佛表现。而第19窟内外壁面表现的千佛，与多宝佛愿行记述相一致。即多宝佛将释迦分身诸佛全部还集一处后，多宝佛自身同宝塔一同涌出，聚集而来的十方诸佛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发愿供养多宝如来的宝塔。
5.第20窟
第20窟前立壁崩塌，本尊显露在外，得以完整体现。主像释迦牟尼佛结禅定印，为禅定坐佛。两侧协侍为佛陀立像，东侧协侍为右手施无畏印的佛立像，西侧协侍仅剩一部分莲花座与火焰头光。小山推测本尊的禅定印，应与《法华经》化城喻品第七有关。
尔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衣裓盛诸天华，共诣北方、推寻是相。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师子座，诸天、龙王、乾闼婆、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及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即以天华而散佛上。所散之华、如须弥山，并以供养佛菩提树。华供养已，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惟见哀愍、饶益我等，所献宫殿，愿垂纳受。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亦可了解第20
窟主尊背光左上方
图2 第17窟左右协侍禅定坐佛与说法立佛[14]
浮雕天人散华的供养姿态与之描述相符。
另外，小山满通过将第5窟与第20窟图像结合比较，分析第5窟本尊结禅定印、两侧协侍与第20窟相似，推测二者造像时期相隔不远。第5窟南壁中段有两层佛陀坐像，每层各8尊，共16尊，为化城喻品第七中大通智胜佛16位王子成道时的情景，则第20窟已经崩坏的南壁上也可能雕刻有16尊佛像，是化城喻品第七中过去佛大通智胜佛的禅定姿态表现。
表1 小山满对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图像展现佛教题材的分析结论
洞窟名特征出处意义本尊
第16窟弹指《法华经》如来
神力品二十一
结要付嘱现在·释迦佛
第17窟头冠·交脚《法华经》从地
涌出品第十五
动执生疑未来·弥勒佛
第18窟衣上化佛《法华经》见宝
塔品第十一
三个凤诏⑥现在·释迦佛
第19窟凹字龛《法华经》见宝
塔品第十一
宝塔涌出过去·多宝佛
第20窟禅定佛《法华经》化城
喻品第七
大通结缘
过去·大通智
胜佛
总之，小山满认为，昙曜五窟实际上是娑婆世界的表现。北魏佛教以“皇帝即如来”为基础思想，根据《法华经》以现实的三世佛思想为背景，创造了系列大乘佛教的图像。
三、再论云冈石窟早期洞窟表现的佛教题材
上文着重介绍分析了日本学者小山满关于《法华经》在昙曜五窟的图像表现。小山满主要从主尊造像与佛经内容上出发，连接起各个洞窟的思想脉络。笔者在下文中就其观点进一步做出补充，通过分析北魏佛教史、图像史、石窟开凿工程等因素，厘清法华思想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表现形式
1.法华思想在北魏早期的弘传
中国石窟艺术，大抵沿着自西向东的轨迹发展。《魏书·世祖记》记录了太武帝执政期间的两次徙民运动：一是“（太延元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二是“（太延五年）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15]。正是这两次徙民运动，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早期的造型风格。
云冈石窟开凿初期承袭凉州模式，如早期洞窟中飞天双脚与身形姿态，明显受到凉州一带飞天造型的影响。在法华信仰与图像方面，亦存在自西向东发展的脉络。日本学者山田胜久便实地考察了中亚—西域北道、南道—楼兰—敦煌的遗迹，梳理了法华思想的传播路线[16]。炳灵寺169窟（420年）早于云冈石窟便出现了二佛并坐像。由此可见，在盛行大乘佛教的北凉地区⑦，法华信仰及艺术早有表现，并传播至北魏平城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法华艺术和思想，又反向影响了西北佛教的发展。如敦煌北魏之后洞窟中法华艺术表现出诸多与当时内地同类题材的共同的特点。可见北魏时期，“释迦、多宝”为代表的法华艺术在中原地区备受推崇，得到了大力发展。
长安佛教对平城佛教的影响，虽鲜有实例，但从文献来看不容置否。[17]明元帝“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众”[11]。当时，法果为道人统，约为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期间。鸠摩罗什于长安译《妙法莲华经》（409年），边译边讲，听者“虽复霄云披露，阳景俱辉，未足喻也”[18]。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构成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之一，对当时僧人禅修活动和信众开窟造像的功德活动影响极大。如云冈石窟第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铭题记，即可说明《法华经》的流行。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小山满列举的《观普贤经》为法华经之结经，刘宋昙无蜜多译，翻译时期（元
嘉年424~453）恰好与昙曜五窟的造像时期基本重合。北魏与刘宋对峙多年，泰始五年(469年)二月，慕容白曜攻下东阳，今山东境内兖、青、冀以及徐州都被北魏占有，并设立平齐户制度，山东豪族被强行迁到平城。山东地处南北两大板块之间，是南北佛教的交通重镇，《观普贤经》随山东并入北魏，进入北统佛教，为法华思想在北魏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
相较注重义理的南通佛教，北统佛教注重禅修等宗教行为。《法华经》通篇阐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意，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作为北方统一政权的北魏，奉行法华思想，是沿袭西北等北方佛教的传统，同时掌控政权与教权，以保证北方地区稳定局面。而开凿石窟的图像反映当时盛行的法华思想，也是佛教一统的重要手段。
再看同时期华严思想的传播情况。吉村怜提出，佛度跋陀罗在建康道场译《华严经》为元熙二年（420年）。同一时期，僧诠在江苏吴县西北虎丘山东寺造人中像金铜佛，故当时华严思想在中国已然流行。但笔者认为，佛度跋陀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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