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词至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一观点的是
提出词至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一观点的是李煜词王国维。
王国维论李煜词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著一“变”字，承前“始、遂”，即是对作为“伶工之词”的词自身的超越，亦是对先前时人普遍认同的将词定位于“艳科小道”这一观念的超越。不同于初唐四杰思革齐梁遗风与“上官体”之弊，李煜尚未形成一种清醒的认知，其“变”并非有意识的、自发的文人式的革新，而是单纯的独抒性灵，是发乎内心的诚朴深情奔泻流涌而出，字字泣血珠心，此可谓“以血书者也”。
伶工之词，简单说来即是宴安享乐时所奏的艳科俗曲；作为与之对立的士大夫之词，则是士人自我的述情言志之作，二者境界高下立见。李煜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所见皆是“香殿嫔娥鱼贯列”的闺阁苑庭之景，境界难免狭隘。然而后遭国破家亡，其笔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勾勒的图景正是他难承黍离之悲的真实写照。不同于陈后主“日月天光德，山河壮帝居”的颂圣行径，亲历了山河破碎的李煜蓦然从早期耽溺享乐、自我蒙蔽的境况中跳脱出来，清醒地正视家国难再的沉痛现实，其词风亦转向哀怨凄绝，长叹人世之悲。
其实，南唐势颓早自中主已有迹可征，作为南唐末任送挽者的后主李煜，缘何与陈叔宝的选择如此迥异呢？沈去矜曾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李煜笔下深沉诚挚、富于沧桑感的文字正源于其内心的真纯。王国维认为“主观的诗人不必多阅世”，李后主当如是：生于深宫，囿于见闻，却也因此怀抱了一颗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同理之心。内心真纯者倾向于相信世界本质美好，因此遭遇外界压力时往往先行规避，以期远离尘埃；然当无可退避之时，加诸其身上的苦难较之常人实是被放大了的，是一份更加深切的沉重与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因其真纯，他往往不会将其诉诸外物以排遣之，而是扎扎实实得擎受这滞击，这种生命的阵痛，教他从思绪飘扬于云端的状态回归苍茫的现实大地，久积于心化为一份诚挚朴拙的意绪，潜入文字即形成诚朴雄伟的文风。《浪淘沙》词云：“往事只堪哀……相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粗服乱头之语，因入情至深而尽显亡国憾恨，直沁肺腑。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反观齐梁间诗，颓靡不作、兴寄都绝，造作如此，何以得其富于感发生命的力量呢？
王国维称后主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叶嘉莹先生释其为比喻象征，认为后主之词“倾诉了所有有生生命的悲哀，所有有生的人类的共同的悲哀”，此观点是值得深味的。“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如此种种的人生愁恨
、凡尘往事，后主终其一生无法解答的谜，其实已被一“梦”字干干净净地解了，而这不仅仅是困囿个体存在的无法参透的结，亦是作为共在的整个有生生命主体所面对的庞大生存困境。李煜因其真纯的生命意识，对所有有生生命的苦难进行了照亮，这种观照不同于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不同于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对底层民众的观照，而是对世间所有有生之物的普世观照。与此同时，与李煜早期为避兄弘冀猜忌一心求隐的态度相异，后期的他选择直面生存困境，此可谓道义上的坚强。尽管未免显得愚拙，似乎缺了些素淡的世故，但正由其真纯，才予以自戕，方成就其悲怆的磊落。
清人郭麟为之叹曰：“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后主李煜倾其半生血泪，一“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可谓是词学发展的一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