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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１１
在李煜的一生中，有作为南唐国主享尽荣华富贵的豪奢经历，也有沦为亡国之君备受屈辱痛苦的悲惨遭遇。这种不同生活景象的变化为词人提供了丰厚的生活情感；同时李煜具备了词人必备的条件：细腻易感的心灵、赤子的纯真感情。上述内外因的结合使其词作带上了真挚的深情和对生命价值的直觉体认，于不自觉中显示了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李煜词根据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多表现宴乐欢娱的词，中期多表现离愁别恨的词和后期多反映囚徒生活的词。他人生的三个阶段，也是他词情与生命逐渐融合的过程：由生活之恋到命运之愁，并最终将词情与生命融为一体，谱写出一曲曲哀哀欲绝的生命挽歌。
一、宴乐欢娱：生活之恋
词发展到五代时，已不仅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而且在饮席应歌、乐宴按曲中还带上了作者的深情和意味。而真正突破“花间”樊篱，给南唐词风吹进新鲜空气的正是南唐国主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得更深入：“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而“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情”字，“伶工之词”是为了取悦别人，“士大夫之词”则重在宣泄自己的情感　。
李煜早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１］生活圈子极为狭窄，对皇宫以外的生活没有更多感受。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出的词人，反而使他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感情。即使是在早期的宫廷娱乐
中，他也是用心灵用生命感悟着生活。读者在他的词作中，感受到的是一颗善感的诗心和对生活的诚挚爱恋，他不修饰，不遮掩，把自己看到的、经过心灵加工的生活场景真实地记录下来：
晚装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玉楼春》
“晚装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这是当时宫中娱乐场景的真实情形。尤其“晚装”二字，突出了春夜宴乐
之盛和宫娥的盛装美艳，自具一种皇家的富贵气派。这时的李煜，还是人中娇子，没有辛酸苦痛的经历，面对歌舞宴乐，他不仅以观赏者的角度去欣赏、判断，更以艺术家的眼光去领悟、体味。　李煜反复倾听这首舒缓轻盈、空灵澄明的曲调，流露出风流才子的高雅与本。　宴罢回宫，词人似乎还未尽兴，不许宫人点燃红烛，他要尽情地享受满地月华被马蹄踏碎的清夜月，这才是极富诗意的境界。
情到之处，必然真切无疑，而真切的东西必然来自意念的自然、率真。表现于作品中，不仅要求感情的自然，而且要求笔调的流畅自如。例如后主恋爱时期的作品《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在这首词里，展示了李煜情感世界的另一个侧面：对爱情的迂执和坦然。词中的女子（小周后）确属大胆，同时又十分可敬可爱。在那夜沉沉的昏暗，同情人幽会是闺中女子所不许的，但为了急切地见到意中人，只好冒着危险“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这一举动活画出了这位女子（小周后）的动人可爱之处：大胆中透出细腻，可爱中露着憨直。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诗歌还是长短句，在爱情这一点上，都表现出缠绵悱恻、无尽愁思的特点。不过这首词中的女子却显示出了对爱情的率真和坦然，自具惊世骇俗的现实冲击力和心灵撞击力。从写法上看，他用现实主义的笔触记录了一段浪漫的爱情，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达到浪漫的效果，这在词的写法上还不多见，应该说是李煜不经意间挥下的独特一笔。
李煜的第一类词作虽然描写的是宫廷生活及歌舞宴乐，但是“可以看到他那敏锐的深沉的真挚的一份心灵和感情的投注”，［２］　是一种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一首首用生命演绎的恋世之歌。
二、离愁别恨：命运之愁
李煜词
李煜是一个纯情的词人，对人生和创作都很用情。在他
步入人生的中期，经历了家庭的悲剧（爱子仲宣和大周后相
人生历程与诗词创作的契合
——从几首词作看李煜词情与生命的关系
○郑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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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离世）、国家的危难（此时的南唐早已北面称臣于宋），其词风和心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前期描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浣溪沙》）的奢华到“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谢新恩》）的凄凉；由体味“醉拍栏杆情味切”（《玉楼春》）的悠然自得到“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临江仙》）的苦涩　。欢娱的气氛消失殆尽，情感的悲苦日渐增多，表现人世间的离愁别恨、忧患思虑、伤感无奈成了此期作品的主题。如果说亲人的生离死别对李煜是一种打击的话，那国家的举步维艰更使他忧虑难安。他本没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或许也不曾有过做帝王的念头，但家庭内部的萧墙之祸（太子李弘冀与叔父之间的争权斗争）使他登上了国主的宝座。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只能是不幸命运的开端。由于他天性迂执懦弱，不适合做政治家，况且此时的南唐朝不保夕，形势岌岌可危。在李煜即位初，他也曾整顿朝纲，富国强兵，但依然无法改变现实，于是他在纵情享乐的同时把心中的悲苦忧虑诉诸于触景伤情的愁闷之曲。“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谢新恩》），“昼雨新愁，百尺虾须在玉钩”（《采桑子》），“空林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开元乐》）。在这些苦恼哀愁的词句里融入了词人的主观情感，弥漫着无法回避痛苦和改变人生的悲怆凄凉，进而作者开始怀疑人生的无法把握，喟叹生命的忧感。
这一时期，李煜的词作与生命较第一时期结合得更紧密。他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似乎只有通过词来表达和宣泄；他灵魂的舒展与自由，似乎也只能在词中寻求。词成为了他生命的主体，他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已寄托在词的创作和消遣上。
三、囚徒生活：生命之哀
公元九七五年，在赵宋虎视眈眈之下辗转反侧了十五年的南唐灭亡了，李煜身为亡国之君被封为“违命侯”。“违命侯”，既是身为国主对自己渴望自由艺术的违背，也是他自身屈辱与痛苦的象征，更有宋王朝对他无尽的嘲讽。只能过着“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３］的俘虏生活，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被痛苦折磨致死，要么借助它物把苦痛宣泄出来。身为词人的李煜选择了后者。因为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作为天才文学家是不会让词在他的生命里消失的，词成了他情感的寄托物，而他只有在词的世界里才能感悟到真正的人生意义，才会拥有活下去的勇气。
在那些玉润珠圆、哀感凄楚的绝妙好词中，首先是对故国往事的回忆。他忘不了“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　（《浪淘沙》）的南唐国土，忘不了“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虞美人》）的巍峨宫室，忘不了“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在对故国的追忆中，他得到了短暂的欣喜和精神上的满足，也只有在追忆时他才能忘掉自己阶下囚的身份，忘却身边时刻恼人的烦忧。一旦归于现实，无穷无尽的愁恨又涌上心头，他把心头难以排遣的愁恨转化为深邃的思想融入词
中。他在无奈中沉思，“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
见时难”（《浪淘沙》），“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破阵子》）。
朱光潜说：“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当李煜用血和泪谱写着一首首让世人为之震撼乃至不寒而栗的心灵奏鸣曲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虞美人》一词成了他的绝笔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说这首词写好之后，他于七夕那晚，在开封的寓居里饮酒奏乐，命歌伎进行演唱，声闻于外。宋太宗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他有故国之思，遂命秦王赵廷美赐他牵机药，将他毒死。词伴随了李煜一生，他也因这首洒满血泪的绝命词招来杀身之祸，真是词家生命“本”的再现！
这首词通篇自问自答，是李煜透视人生后情感的真实流露。“春花秋月何时了”包含了词人对人生的绝望，而故国的不堪回首又显示了他对自己往昔的痛恨。在痛恨中愁思无限，情感如潮水般喷涌而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既说明了后主愁思之多，同时也是对生命的超脱。人生的一切烦恼都顺水飘去吧，留在世间的只能是如杜鹃啼血般的声声悲鸣，这种悲鸣化作了一首首好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久唱不衰。
至此，李煜的生命已经完全融入了词中，词已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他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和生与死的勇气，都寄托在词的创作中。他的词情即生命，他也用他的全部生命铸就了他的词情。
四、结束语
“我们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作家心灵的展现。他们笔下的每一个文字、每一根线条、每一组音符都表现着生命深处的苦乐忧患，都记载了他们人生旅程中的成败悲欢”。［４］李煜的词便是自己情感和艺术人生的结合体，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融入词中，把对生命的体验、人生价值的理解凝于其中，词已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他的生命结束时，其艺术作品穿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后人感受到他的情感以及对生命的自身思索。可以说，词情铸就了李煜词篇真挚热情的美学价值；生命的伤感、艺术的人生成就了其词作浑厚深邃的思想意蕴。注释：
［１］王国维．惠风词话．人间词话［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宗橚．词林记事［Ｍ］．成都：成都古籍书店，１９８２．
［４］　王洁．死神门边的一汪眼泪：李煜后期词的艺术魅力探微［Ｊ］．名作欣赏，１９９５（３）．
（郑晓芳，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