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只是一种文学载体，只有诗人到敏感点，使之心灵产生共振，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悲愤出诗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区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一些诗人抓住大众的敏感点，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诗，出现了“汶川诗歌井喷”现象。如今，诗歌已从大众转向了特定人或象牙塔，诗人更加注重示爱、抒发感怀、抚慰心灵的描写。至于诗歌如何走出低谷，我觉得国家没必要去重视或提倡，发生大的变革或有重大的事件发生，自然会出现一些好的诗歌。
现代诗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关心诗歌、喜欢诗歌的人，大都是精神敏感的人，关注生活意义与价值的人，他们试图从诗歌中寻灵魂的家园。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是诗人，像“梨花体”那种不叫诗，充其量是顺口溜而已，作者和读者之间很难产生共鸣、共振，更达不到诗的高度和境界。众所周知，诗歌是凝练的艺术，要写出一首好诗，不仅对大家共鸣、敏感的事物要有很深入的把握，而且语言要做到言简意赅。
古体诗是一个高峰，写得确实很好，特别是对节奏、意境和心灵敏感点的把握。大家觉得古体诗很好，并不等于古体诗都很好，大家看到的是经受岁月洗礼流传下来的精品。现代诗也有经典，像郭沫若、艾青等老一辈诗人的诗。大家觉得现代诗不好，是因为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人们的关注点多元化，诗人很难把握敏感点。另外跟时代浮躁等因素也有关。现代诗跟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要发展现代诗，诗人可以借鉴古诗的韵律，这种借鉴不是刻意的，更多的是对其灵魂的传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现代诗要准确把握两点。一是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灵魂。如宋诗传承了唐诗的灵魂发展壮大起来，但又自具特。二是准确把握社会大变革人们心灵、灵魂的共振点。只有到心灵感动的地方，才能写出感动大家的诗歌。对于国家而言，顺其自然就好，有大变革则然会出好诗人。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歌很繁荣，诗人不能不关注歌的发展，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歌，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诗、歌本应一体，诗人可通过歌的形式将诗流传下去。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
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
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
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在诗歌写作之途，我们常常迷茫：现代诗歌到底何去何从？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什么样的语言组织方式、什么样的诗歌创新形式来证明自己的诗歌是真的在创新？这种创新有效吗？有何理由？可有捷径？等等。没人回答。因为未来总是充满着未知，尽管有许多人在探索，可是在这么一大拥挤的探索者中，到出路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注定要在探索之途四处碰壁。但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停止前进。虽然诗人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也不知道诗歌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但这种探索是不能停止的。我常常与诗友谈论诗歌的走向、流行的趋势，但所获不多；我们天天都在创作，在创新，却不知道自己是走上坦途了呢还是走到了岔路；当谈到诗歌的未来，我们一脸迷茫。也许，妄想谈论未来是可笑的，因为未来毕竟充满未知，无法把握，哪怕你充满信心，富于信仰，但这又能怎么呢？也无法证明你就能够看到未来的光明和黑暗。那么，就让我们用别的方式来解答吧。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定的轨迹，诗歌的发展亦然，温故而知新，本章，我将回顾现代诗歌发展百年的轨迹，重温历史留给我们的经典，也许能够从中到一点小小的规律。虽然这种编写不一定就有功效，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摘选对大家了解、创作现代诗歌有所裨益，如此，则我也并非徒劳了。另
舒婷诗集外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起因有三，一是一部完整的平民诗话，本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
有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诗歌，否则就不算完全的普及本了；二是2006年9月以来，中国诗歌界发生了由网络始，在文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迫使许多诗人站了出来，进行了一场诗歌保卫战，而争议原因可算十分的可笑“到底还有没有、要不要现代诗歌？”诗歌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不需要争议的，因此我说这种恶搞是恶意的，可笑的，愚昧的，而女诗人赵丽华，则非常不巧地充当了这场恶搞的牺牲品；三是同年10月，我的《平民诗话第三章：榕树下最佳（98家）诗歌欣赏》在榕树下发表后，引起一些读者的争论，认为我所选的最佳诗歌作品是口水诗、垃圾诗，我虽不参与争论，但亦令我开始反省：到底现代诗歌是什么样的？人民喜欢什么样的诗歌？诗歌还能够继续发展吗？如何发展呢？人民真的能够了解、理解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吗？我的看法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人民能够理解；正在发展的，还需要历史来证明。但这当然不妨碍诗人的继续探索，正因为充满未知，诗人的这种探索才显得更加的可贵。如果一切已成定局，又何必还需要探索呢？因此有争议也是好的，如果诗人能够通过争议进行诗歌创新的反省，就更好了。
三十六、
要了解中国现代诗歌史，自然也会涉及到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诗歌发展状况。近代以来，台湾、香港、澳门先后沦为日本、英国、葡萄牙的殖民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外来殖民统治，使它们无论在
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呈现出与大陆不一致的发展状况。社会的割裂带来了文学的分流，使得现代诗歌也按各自不同的形态发展，但无论如果，它们总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总在丰富着中国现代诗歌。特别是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跟大陆有着血脉相连的亲缘，台湾人民无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民俗信仰、语言形态和文化心理，都和大陆相一致。而台湾现代诗歌的发生和发展，也跟大陆无大异。20世纪20年代，在大陆的“五四”文学运动推动下，台湾也迎来了“诗体革命”。从1921年开始，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台湾民报》等报刊相继把大陆“五四”时期的文学运动情况、作家、作品、现代诗歌文本和理论介绍到台湾，胡适、郭沫若、刘半农、俞平白、冰心、徐玉诺等人的诗歌作品和理论作品也都陆续在台湾出现。1924年，台湾最早的白话文杂志《台湾民报》开始逐期发表施文杞、杨云萍、张我军等人的现代诗歌作品；1925年，发表现代诗歌的园地扩展到刚刚创刊的台湾第一个文学杂志《人人》；同年，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
恋》在台北出版，这是台湾出版的第一本现代诗歌个人诗集，也是第一本新文学作品集。1926年，《台湾民报》举行了第一次全岛性的现代诗歌征集评选活动，征集到现代诗歌50首，这成为台湾首次有一定规模的现代诗歌创作活动。台湾现代诗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进入30年代，台湾迎来了现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期。
三十七、
20世纪30年代以来，台湾创刊的文学杂志逐渐增加：《南音》（1923年创刊）、《台湾文学》（1933年创刊）、《福尔摩沙》（1934年创刊）、《台湾文艺》（1934年创刊）、《先发部队》（1934年创刊）等，为台湾现代诗歌的创作者提供了充分的发表园地。这段时期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现代诗歌的作者就有50多人，并开始了一些有自己特征的诗人和不同风格的现代诗歌作品，这些诗人的创作奠定了台湾现代诗歌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传统和多元化的艺术基本，他们一般提倡“抒写真性情的艺术观念”和“为人生”的诗歌主张，这和大陆“五四”时期的艺术主张相同。还有一部分诗人受到现代主义影响，写出不少“超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他们注重“知性的叙情”和意象的经营，拓宽了台湾现代诗歌的艺术视野和表现方式，丰富了台湾现代诗歌的艺术积累。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想互相磨擦、冲撞，传统意识、本土意识和现代观念互相纠葛、冲突、互补和转换，不断地推动着台湾现代诗歌的发展。但这一时期较短，也没出现什么非常成熟的、精典的现代诗歌文本。1937年，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一繁荣时期即告中断。为了配合侵华战争，台湾殖民统治者加紧严历的控制和压迫，全面查禁中文报刊，取缔汉文教学，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诗人也受到迫害。现代诗歌的创作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三十八、
20世纪40年代，随着台湾的回归祖国，光复后的民族意识高涨，台湾掀起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复兴热潮，一大批大陆作家、诗人来到台湾参与文化重建，现代诗歌开始复苏，但是他们也改变了台湾诗坛
的结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来自大陆的诗人成为推动台湾诗歌发展的活跃力量。他们所受的是“五四”现代诗歌的哺育，也使台湾现代诗歌的发展与“五四”诗歌传统更密切地沟通起来，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大陆以外的一个重大支流。但这个复苏期也不长，随着4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权的迁台，当局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更加严历的控制政策，鼓吹“反共”的“战斗文艺”，诗坛随即进入一片荒芜之中。不过这并没有阻挡住现代诗歌的发展，相反，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台湾现代诗歌反而得到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