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老房子的前世今生（二）
舒婷—老房子的前世今生（二）
曾经的“闺房”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四十五—四十七。两排花甬中间，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水质碱味重，父
亲用来浇花。酷暑时，垂下吊桶，冰镇西瓜、荔枝和凉茶。或以井水泼洒发烫
的庭院和外墙，可以降温。
院内并排两座楼，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木百
叶护着玻璃门窗。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自通各自楼层。两楼之间夹一道
水泥楼梯，木栅门对望，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光亮而且宽敞。联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一
直通下后泥坪，有点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
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各家拦出鸭棚鸡屋。还有一口深水井。曾
经是饮水井，童年时候喝过，苦咸。接上自来水后，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
中心，男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当然，还有刷马桶。
舒婷诗集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胎，于是被称为“妹楼”。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
人的“血浓于水”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保护“隐私权”的观念。有不少大家
族在海外发展后回国置产，设计上便是这样，既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
应。近几年重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也在中华路，不知是否命名“兄弟楼”？
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住了六户人家。
左楼四十五号，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外孙女林敏
比我小几岁，身材高拔柔韧，眉目如漆，明眸皓齿，十分俊俏，有几分像印度
美人。夏天的晚上，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说些开心事。三楼是
房东秀英姑，三个女儿。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
一个大厅。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月租金只要十块钱。
提着铝锅，去“鼓浪屿餐厅”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我曾奇怪问他，吃不腻吗，面线糊？他答：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四十七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八十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
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三楼
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曾经是驻外情报官。据说珍珠港事件前一星期，他
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可惜不被重视。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戴金丝眼镜，拄
精致拐棍，腰腿笔直，不卑不亢，风度依然瘦癯英挺，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儿子女儿成家后，他与孙辈三代同堂，是有教养的家庭。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不小，两百平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
太快，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
我三岁左右，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本来，这是一个最优待的位置，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任父亲哄劝，决不苟且。小小孩不知厉害，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父亲只好抱了我，在沙发上坐等天亮。祖母从此不喜欢我。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
不洗头。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
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
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
我便不敢喝水。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
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
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一条一点五米宽四米长通道，勉强拦出L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我
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中华路上祖母的家，对哥哥意义非凡。他是祖母的心头肉，叔叔们百般呵
护的宠儿，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我是他的倾斜对象。祖母给他另做点心，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祖母后脚刚出，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留一只鸡腿给我。冬天的晚上，
其他弟妹跟祖母挤，夏天纷纷自风口打地铺。我和哥哥头插脚睡在通道隔间
的木床上。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也是哥哥的特权。我的小脚丫冰凉，从前
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哥哥有件蜜蜂牌蓝
细毛衣，是家境好的时候妈妈手织的，已太小，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哥哥一定很冷。我看去，他却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是七二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
父亲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米的“闺房”。
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
个薄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从不刻意“番客婶”的身份。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
有工作，夜夜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
灯光，经常从后楼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宵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
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
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
的六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二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
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
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
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
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
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
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
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七、五八年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
年代的手抄诗集；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
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
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
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
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
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
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
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
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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