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
秦汉时期，包括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的秦朝和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朝，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化和定型化的时期。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禁私学”、“以
吏为师”、“颁挟书令”等巩固统一的政策和措施。但“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
事件的发生，这是秦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禁私学”、“以吏
为师”，实际上是取消了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
识不足，也是秦王朝失败的原因之一。
汉初废除了秦时的书禁，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纳
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得到独尊的地位，经学文化也随之发
展起来。统治者使用经学治世，朝廷取士、学校育才均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
与古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
纂的词典。作为书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即在语音、词汇等
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是一部以解释《五经》为主、通释书语义的训诂汇编，写作于战国，成书于秦汉。因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几百年间，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般人已经不大看得懂古书，需要有专门的学者来讲解，这就促进了训诂的繁荣。汉代的统
治者力图用儒家的经典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并把这些随文而释的各种典籍的注解汇集到一起，按照一定的体例分类编排起来。《尔雅》
就是这样一部训诂汇编。《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个，共19篇。前三篇是解释普通词语的，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
百科词典。在教学中的运用，一是作为教学用书，二是作为指导写作的“词语手册”。
扬雄《方言》
两汉交替之时的语言学家扬雄，用27年时间所著《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
汇的著作。战国时各国“言语异声”，方言差别很大。秦统一后“书同文字”，但语言不同。西汉政治上统一，经济繁荣，交往频繁，京师咸阳成为五方杂处的大都会。大量移民带来各
地方言，同时也学习京师的话，《方言》的成书对语言的融合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起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方言》有十三卷，卷一、二、三、六、七、十是词语部分，有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其余各卷释衣物、器皿、农具、动物、车、船、兵器等。体例是每一词条之下，都列举有关
方言区的词，以“通语”解释。书中使用了一些术语，如“通语”（当时通行的语言）、
“某地语”（当时的某地方言）、“转语”（由于时地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等。并提
出了“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重要命题，对“通语”和方言都有很深的研究。《说文解字》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著《说文解字》，历时20余年。汉代书体很多，用字混乱，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许慎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了杰出贡献。《说文解字》的意思就是解
释文，分析字。文和字的区别，许慎在叙文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独体字为文，合
体字为字。书中收集先秦以来典籍中9353个字加以解释，以小篆为正文，先解释意义，再
分析字形并正音。把9353字按字形分为540部，每部有个部首字，开创了辞书、字典部首
编撰法的新体例。该书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字学的成果，给我们保存了古代汉字的形、音、义，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也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桥梁，是传统语言文字学最重要的经典著
作之一。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育
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
政治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和动荡，使得一统天下的儒学不能维系人心而日益没落。相比之下，
老庄与佛教哲学相混而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得以发展，清谈之风日炽。长期
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
有若无的状态。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存在较大
差异。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尤其是“家学”显得尤为重要，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
《千字文》
周兴嗣著《千字文》，成书于梁武帝时，约公元535-543年间。《梁史》说：“兴嗣，
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尚
书故实》云：“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作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
识字教材，《千字文》不仅在国内流传数千年，而且远播日本、朝鲜等国家。共有250句，1000个字，除“洁”字两见外，无一字重复。从自然现象说起，接下来叙述上古之事，介
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掌故，然后讲到修身持己之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等社会文化生活常识。全书四字为句，讲求声律，选字浅显，句子优
美清新，被誉为“天下第一字书”。
王羲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广泛需要，书法学习日益盛行。写字成为学
童日常的主要作业，有利于学童对汉字的学习与巩固，而且融入了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王羲之（321-379或303-361，又作307-365），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人
（金属山东）。官至右将军，人称“王右军”。书法继承张芝草书和钟繇楷书，博采众长推
陈出新，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出流利美观的新体。最突出的是楷书和草书，雄健
流畅，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其子王献之（344-386）尤工草书，进一步改变古拙的书风，字
势英俊潇洒，开一代新风。
《文赋》《诗品》《文心雕龙》
陆机《文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创作
规律的分析，使意能称物，文能逮意，以“意”为中心细致分析了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并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上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钟嵘《诗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著作，品评了从汉至梁一百二十二位
五言诗人及其诗作。所选五言诗多是学童学习的内容，对学童的诗歌阅读和写作很有帮助。
刘勰著《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部分，从不同角
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全面地说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就创作的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初步建立了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心雕龙》不
仅是文学批评专著，还涉及到写作、修辞等多方面理论，对学生学习写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昭明文选》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萧统死后被谥为“昭明”，故《文选》亦称《昭明文选》。它的编选有完整的体系和严格的标准，共收录了自西周至梁代
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文选序》中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文质兼美，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选文分三类：诗歌434篇，辞赋99篇，杂文219篇，共752篇。就作家而言，周代4家，西汉18家，晋45家。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
曾推崇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宋代也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
是中国古代语文教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我国文选型教材之先河。
《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0)，字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初仕梁元帝，任散骑侍郎。西魏破江
陵后投奔北齐，任平原太守。齐亡入周，任御史。隋代周后为学士。著《颜氏家训》留传后世，以儒家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书中对家教、胎教、幼教、文章教学、识字教学等，都有
深刻论述。对自魏晋以来那些以率意任性、不修边幅、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
都以“轻薄”二字加以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自颜之推之后，颜氏家族中出现了颜师古、颜
元孙、颜杲卿、颜真卿、颜元等历史人物，足见其影响深远。
第四章隋唐五代时期的语文教育
隋唐五代时期始于581年隋朝建立，止于960年宋灭后周。在这不到400年的历史中，
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统一到强大再到分裂的过程。唐代继承并发展了建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
使之逐步完善。学校教育体系也在隋朝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各国
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和僧徒来学习文化。作为这一时期封建
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语文教育，是依靠吸吮其丰富的营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国子监-教育部
隋文帝为了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和领导，在中央设置了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
内设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业。国子寺（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和国子祭酒（相当于现代的
教育部长）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管理教育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标志着我国
封建教育已经发展到了能独立于其他部门的时代，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科举制度
隋朝废弃了魏晋以来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办法，实行以才选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逐步完善，成为一种完备的选士制度。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有以下几方面进步作用：第一，科举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第二，科举制度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第三，科举制度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统一的考试内容必然促使教育
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而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又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唐代学校种类之齐全，管理之严密，生徒之众多，国际交流之频繁，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是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典范。
唐太宗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语文教育
颜师古
颜师古(581－645)，名籀，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的训诂学家，官至中书侍郎。著《汉书注》《急就章注》《匡谬正俗》等，考证文字，多所订正。
颜真卿柳公权（颜筋-多宝塔碑；柳骨-玄秘塔碑）
韩愈柳宗元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内（今属河南孟县）人，韩氏先世居昌黎，后人称其为韩昌黎。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学所以为道”。对学习的要求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写作的目的是“文以传道”。他在《师说》中阐述了自己的教师观：教师的任务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为师，二者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由于解县当时居河东郡，所以后人亦称为柳河东。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对韩愈提倡尊师重道的言行表示赞赏和支持，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文以明道”的主张。
第五章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
宋元时期（960—1367）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两宋盛行理学，理学家大多是文学家和教育家，对语文教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代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学，私学，书院。
书院教育始于唐末五代，最早的“张九宗书院”建于四川省遂宁县，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可惜早已泯灭。书院兴盛于宋，是宋代教育的一枝奇葩。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合称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大学是创建于983年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比创建于976年的岳麓书院晚7年。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创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比岳麓书院晚112年。岳麓书院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文化史。“岳麓书院”的题额系宋真宗赵恒亲笔题写。朱熹等都曾在这里主教。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历史名人，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唐才常、蔡锷、杨昌济、、程潜、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等。
《百家姓》
《百家姓》，作者不可考。以“赵钱孙李”开头，赵是当朝皇帝的姓氏，后人推断是宋
代人的作品。通篇由没有意义联系的单字组成，共收集通俗常见的姓氏507姓，其中单姓446，复姓61。复姓大多由汉代以后的少数民族的姓名演化而来。但也体现了鲜明的皇朝正
统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其成书过程中，也体现在后代的改编本中。如明朝吴沉、刘仲质编
《皇明千家姓》以“朱”字打头：“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学弘周孔，统绍禹汤。”清朝统治者则因自己是外族入主中原，若以自己姓氏打头恐人心不服，若继续
使用以前朝代的本子又不能体现本朝的统治。不得已就拖出孔老夫子来，康熙著《御制百家姓》以“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号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
高山詹仰，邹鲁荣昌”。
《百家姓》对我们的根本启示，就是语文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它只是毫无意义的单字
组合，却能够得到广泛的、久远的流传，确是识字教材中最具传奇性的书。它的独立的社会
价值，就是它能够满足社会的某种特殊的需要。
《三字经》
据清人笔记记载，为宋代学者王应麟所编。清王相训诂本共1122，除去重复的字，实
际容纳510个单字。《三字经》是一本综合性的教材，其内容主线是用封建伦理纲常教育学生，并且从启蒙教育的重要性讲到教育内容、读书方法，特别注意从“学”的角度教育学生，这些既符合当时办教育的目的，也适应了启蒙教育发展的需要。这种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又辅
以其他教育的作法，有利于增加教材的趣味性，而且学习者学习此书后，可以对中国历史、
文学、自然、名物等有初步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著作，代表了我国古代识字教
材的最高水平。据《华商时报》1994年6月17日载《〈三字经〉在国外》一文提供的资料，1944年葡萄牙学者商美士将中文《三字经》的354句共1062字详细译成葡文，并附加12
个注释，首先在澳门流行，成为华葡儿童必读的启蒙课本。1989年10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出版了世界第一本《三字经》英译本，向世界各国发行。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
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四书》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作为学校统一的教材，合称《四书》，是从宋代
开始的。宋儒对《四书》的阐释最多，影响最大。
《论语》在汉代就开始作为教材，可谓源远流长。因为要尊崇儒学，就要灌输儒家的学
术思想，讲授孔子的言论著作是很自然的。《大学》《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两篇，过去
没有突出的地位，但程浩、程颐和朱熹把它抬举得很高，认为《大学》是“孔子之遗言也”，把它们与《论语》平起平坐，作为儒家哲学的基石，作为学校的必修教材。《孟子》一书，
虽然有很大争议，但是由于二程等理学家的推崇也与前三本并列。朱熹作《四书集注》，确
立了这四本书作为封建社会学校教材的地位。
苏轼